六、赈灾济贫，躬行儒家仁义道德

在唐文治一生中，不仅以办学形式弘扬国学，而且躬行儒家仁义道德，赈灾济贫，救难民于饥寒交迫，做了大量善事。唐文治生活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多灾多难的最困苦时期，他于1893年进京任官的次年，就遇上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其后又有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天津，1906年至1910年的苏皖连年水灾，清末民初改朝换代期间的兵荒马乱，1916年的湖南张敬尧兵灾，1920年的北方多省旱灾，1924年的苏浙之战兵灾，1931年的苏、皖、湘等十六省水灾，1932年“一·二八”日军侵略上海战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等，他曾用“三痛哭”来表述自己面对灾民的极度伤痛心情：“今兹有三痛哭。铁鸟（引按：飞机）盘空，炸弹之酷，城市村落，尽成灰烬，吾民肢体分裂，脑溅川谷，肠悬树巅，凌迟之虐，万不至此，一痛哭也。难女伶仃，老弱辗转，沿路号咷，不久同归于尽，二痛哭也。稍稍安全之区，受钱币压制，粒食万难，乞丐满街，闻其啼声，恻然惧然，时局不定，一二年后，白骨莽莽，吾辈亦犹是耳，三痛哭也。”（唐文治《原慈二·爱民之慈》，1938年）作为一个有家国责任感的地方绅士，唐文治在痛哭之后思考的是“救民命”。他曾在多篇文章中表达自己要勉力行善救民的心志：“天生我于此时，历千百年未遇之劫，实教我以为善。际此善缘而不为善，是违天理也，是悖人道也，是自贼其心也。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岂闭门修养之谓哉！”（唐文治《说雪哀民篇》，1939年）正是出于这种由儒家思想指导的人道主义，唐文治总是在天灾人祸降于“吾民”时，想方设法尽力赈灾济贫，为灾民多做善事。

1906年10月，唐文治任清政府农工商部左侍郎兼署理尚书，12月10日，传来南方长江南北遭受严重水灾的消息。苏省官员的告灾电报称：“淮扬道……饥民麕集清浦已三十余万，粮草篷厂均未筹备……灾黎四出，流离失所，风餐露宿，惨不忍睹。”而全省灾民有数百万。这是唐文治首次参与的大规模赈灾工作。他想方设法从天津、河南、江西等地劝募到赈银数万两，帮助灾省从朝廷方面争取到续赏赈银十万两，又向北京信成银行商借赈银五千两，转辗动用“本系赈款”的探矿银八万两。他在短期内速将一笔笔赈灾款汇往灾省；同时，他支持盛宣怀“以官赈归并义赈，随查随放，一气奏销”的主张，电告苏省负责赈灾的官员：“款到祈并入义赈速放，至恳。”就在紧急募款赈灾的日子里，唐文治家中老母亲的中风瘫痪症发作，唐文治并未因家事而延缓赈灾筹款。经半个月的紧急调募，多笔赈款快速到位，苏省赈灾救济事项得以赶在寒冬来临之时全面展开。12月30日，在苏省实施赈灾事务的盛宣怀致电唐文治称，“此次义赈幸蒙尊处提倡，俾免中辍，现已派出十四路（引按：指赈灾人员），铜元五十万千，约捐垫各半”，向地广人众、冻饿交加之灾民发放。

1907年10月，唐文治接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职务，携家眷从北京回到江苏，之后，他对江苏的地方事务关心更多，对家乡苏州太仓的赈灾济贫事务承担起了更大的义务。从1907年至1946年的近四十年时间中，凡逢家乡遭遇重大灾害，他必想方设法倾力相助予以赈济，据《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所记，重要的赈济之事有以下多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