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要思潮

思潮是指一定时期内反映一定数量的人的社会政治等愿望的思想潮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海外政要和学者一方面高度赞扬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又怀疑中国是否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争论中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学术观点和社会思潮。

西方学界长期以来受费正清等人“冲击—反应模式”的影响，在中国问题研究上呈现着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特征。到了20世纪70、80年代，这一研究模式开始受到西方年轻学者的严重质疑。有人认为，分析中国历史的发展不能站在西方的立场上，而应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费正清的学生、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保罗·柯文（Paul A. Cohen）在1984年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该书反思了“西方中心主义”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提出了站在中国角度分析中国问题的“中国中心观”。中国社科院的何培忠在评价该书时说：“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指出了美国史学界研究中国历史问题时立场和结论的许多偏误。该理论不仅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有推动作用，对美国其他领域的中国研究也有影响。但是，在冷战时期，‘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研究中国问题’的理想模式是很难在西方国家实行的，只有在冷战结束、中国打开大门之后，国外的中国学家才开始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看到真实的中国，得出具备科学性和客观性的研究成果。”保罗·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提出后，逐渐被国际学术界所接受，客观分析中国的风气逐渐形成。这是海外中国学学术思潮的一个重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波士顿大学的苏珊·奥格登（Susan Ogden）对“中国中心观”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具体探讨后提出：“中国是一个既具有社会主义价值观又具有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对中国成就的评价，必须采取适用于这样一种国家的标准。”可以说，从“冲击—反应模式”到“中国中心观”是西方学界进行中国研究的一次重要的观念转变。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后，海外出现了“非毛化”还是“非神化”的意见分歧。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决议中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进行了科学评价，给西方学者带来了极大震动。有些人猜测中国要搞“非毛化运动”。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是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日本学者中屿岭雄认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否定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的毛泽东政治，中国的政治决定性地向着“非毛泽东化”的道路推进着。日本学者小林弘二等人也认为，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归结为“左”倾错误，这是“坐标轴的大移动”，“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标，以此取代革命”，“这同一贯强调‘主观能动性’的毛泽东的价值观相反”。但有些学者并不赞同这种“非毛化”的说法，他们认为中国搞的是“非神化”，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上并没有多大差别。美国学者斯尔图特·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倡导开辟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邓小平所说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回事。俄罗斯学者波尔加科夫（В.Я. Портяков）在《远东问题》1994年第6期上发表了《邓小平与中国改革政策》一文，强调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相似之处：“这明显表现在他们对待外国经验的态度上，表现在他们对中国民族特点的说明和对中国发展成为‘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预言上。”阿里夫·德里克也认为，改革开放后被大力称道的“民族经济一体化、自主发展、政治和经济上的主权以及社会平等”是毛泽东思想的历史遗产。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指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不是要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丰富经验，中国现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其目的就是为中国实现现代化采取必要的改革政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市场经济日益重视，这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重商的”资本主义和“回归的”社会主义的争论。“新重商主义”一度成为国外学者概括中国改革开放的最热名词。曾任美国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zeinski）就认为，中国走的是“商业共产主义”的路子，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根本不是一回事。他认为，中国在毛泽东逝世后搞的改革开放，因其对商品经济的重视而成为一种商业共产主义，这样的中国将不具备公有制性质，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十分淡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将重新解释共产主义的主旨，而共产主义理想的象征，将不再是一个在国营钢铁铸造厂里做重力劳动的产业工人，而是一位掌握了高技术，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市场上积极竞争的工商企业家。”英国学者克林伯格（Robert Kleinberg）也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定义，也不是一个“实际的意识形态”，尽管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仍被冠用，但在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解说阐发中，“大量地表达了新重商主义的观点，并非马克思主义”。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重视经济建设被这些人称为“重商资本主义”，完全是一种误读。即使海外，也有人对此持有异议，他们认为中国实际上是向正统的社会主义观点回归。莫里斯·迈斯纳就说：“改革派们指望用市场力量解决‘指令性经济’问题，并且倡导采取一些被许多人认为属于资本主义的方法，以便提高经济增长率。但是他们是根据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原理来进行这一工作的……他们宣布独立于人的意志和意识之外起作用的‘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不久就成为毛泽东主义后政权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标志”，“这些改革家绝不是倡导实行资本主义的人；他们是从颇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求助于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的权威，以及他论述资本主义物质成果是社会主义必要前提的权威，并且经常援引列宁的一句名言：‘我们所能想象的唯一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从大量资本主义文化中汲取所有教益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古德曼（David S. G. Goodman）也认为：“邓实质上的目的是要恢复‘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了的他们认为是中共传统的那些东西，正如邓在1980年1月（在对党员干部的一次谈话中）强调的那样，必须通过发展经济和恢复他所认为的那些更为通常的做法来赢得广大群众对共产党的支持。”

海外学者之所以会有上述分歧，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没有完全搞清楚，没有真正地理解“中国特色”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