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红移

1　汉语改写的西方诸神：水仙花何时开放？

1.0　1999独白：追问自己

世纪初的话语又在世纪末重说，而且，是同样的哀、同样的怨、同样的愤世嫉俗多过自愧与自谴的重说。谁能够弄清这是世纪末的庆典还是祭礼，祷词还是谶语？一个世纪了，莫非我们是在世界之外时间之外、一百年的“O”状态？

末世的种种言说，其实，不过是一种声音的喧哗，因为它不外是反传统的宣告，对西方现代偶像的礼赞，以及为“五四”诞生的残缺伟人的惋叹等等的一种百年重复的汉语复合句。在士已经消亡后，正是这一种声音的追问在确认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立场、身份、价值和批判的天职。尤其在当下“模特”的时代，姿态的媚惑遮住头顶的空虚的时代，也正由于有这一种追问的声音，倾斜的世界才没有因为最后的失重而倒塌。

但是追问谁？向外的追问也许永远无解。我转过身来，在思维的另一向度上追问自己：迫使自己对自己做出不能再转过脸去的回答。

批判孔子？孔子早已是我们自身的对象化。是今天的孔子批判历史的孔子？世俗的孔子批判经典的孔子？行为着的孔子批判文本上的孔子？我们为什么一向只问：批判的是谁，而从不反问：是谁在批判？

我们不是《论语》式把人的解放和启蒙对应成国家兴亡的救亡与治乱，用“国”取代“人”，就是在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人的世纪，同样《论语》式把“王”加冕成“神”，把一个人间的权力意志膜拜为上天的最高命令。半部《论语》足够了。除了是隔世的呼应，比起历史的孔子，所不同的，只是今天的孔子，连那么一点点“知天命”的形而上学也已经丧失殆尽罢了。是我们在思想上都是英年早逝的天才，等不到七十岁的成熟？

鲁迅，不管是他照彻黑夜的“枭鸣”，还是他石头般横与冷的“不宽恕”——在甘地的非暴力与托尔斯泰的无抵抗面前，我们的“五四”只诞生一个残缺的伟人？正像俄罗斯人忧郁的天性和灵魂拷问的哲学孕育了托尔斯泰自我完成的拯救，印度的佛陀奥义孕育了甘地静穆的磅礴震撼力，我们非宗教也非形而上学的“经”，加上二十四“史”反复杀戮的史文化，便锻造了鲁迅短兵搏击的投枪与匕首。看一看我们文化肌体上贫弱的身躯、贫乏的头脑吧，我们民族似乎不是诞生带着先天残疾的儿子就是成长带着童年创伤的儿子。况且鲁迅仅止一人！

昆德拉的逃逸与哈维尔的面对，或者，萨特的自由选择与加缪荒谬的反抗，海德格尔的语言家园与德里达新文字失去来处也不问去处的漫游……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但是，从尼采“上帝死了”到福柯“人死了”的世纪思潮，有哪一个不曾在我们的大陆过境？是的，过境。没有一个留下。都过去了，来不及停留，就被它们自己更“新”更“后”的什么驱逐了。因为无人。因为同样地，比选择什么承担什么更重要的，是谁在选择、谁在承担。

逐日者的后裔们在今天追赶他人。

他们有过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重返苏格拉底哲学的希腊第二次出发。他们还有过20世纪的再文艺复兴，重返苏格拉底前神话的希腊第三次出发。我们就是没有一代人能够向前越过他们回到自己的起点，再一次开始——如果不能在今天，那么就一定要在明天与他们面对面相遇？踯躅在后面，永远望不见面貌的背影比失掉目的的绝望更加残酷。

我们也回到与苏格拉底、柏拉图虽同日而不语不能语的孔子、老子与庄子？那几乎是两种不能对话的语言。欧洲在中世纪火刑的灰烬和拜占庭灭亡的瓦砾下，重新发现了希腊精神早慧的残篇断简，重新从维纳斯们美丽的石头上和柏拉图们思维着的羊皮书上，发现了人性人道人本的“人”的世纪。而儒与道是我们从未中断的国学与亚国学。我们无须回到他们却必须超越他们。也许超越之路比回返之路更加漫长，因此，我们虽然有过嵇康、阮籍林下狂的反叛与狷的放弃，有过曹雪芹吃尽胭脂的石头的生命和用伤痕刻满的幻灭文字，有过徐渭石涛一片墨色中，那即将破晓即将分娩的一线曙色一线血色，总之，虽然有过一个又一个文艺复兴的前夜，却没有一个黎明。直到“五四”，也仍旧是一个隐藏了太阳的黎明，因为日出即晦。难怪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需要二次日出的世纪。

我们即使返回孔子、庄子、老子之前，也不见神话的中国。中国诸神早已死于人间诸侯青铜的兵器。青铜阻绝了回返神话中国的路。就是那些幸存在正史文献中的惨败的神，与希腊众神相比，也已经遗忘了自己人世投影的神山、宗族、谱系、爱情和梦想，无神的中国，我们又怎么还会有像神那样生活过的童年记忆？

那是“易”成象（八卦）成文（《辞》与《传》）的千年甚至万年岁月。“易”，“生生”的无序运动，已经演绎成六十四卦的象、数、理的运动秩序。

不管是从谁开始演《易》的那一天起，人首蛇（龙）身的女娲就已经死了。除了留下一条无穷无尽的“线”，从《易》阳爻“——”与阴爻“— —”的循环，黑陶与青铜钟鼎纹的回旋，汉字点画的纵横，直到石涛墨色“一画”的没有起点也永无终点，蛇（龙）身那曾与大自然一体的全部宇宙能量、冲击力与多种选择的可能性，都已在史前失去。至于人首，随着老子演《易》成道，孔子演《易》成礼，便“一生二”为儒与道的双头理性。从此，十部《易传》的岁月，先民无名的即全民的“传”（zhuàn）《易》、“传”（chuán）《易》的岁月结束了，继署名老子的第十一部《易传》（《道德经》）与署名孔子的第十二部《易传》（《论语》）之后，中国文化史便是三千年重复再重复的“传”（zhuàn）与“传”（chuán）、“传”（chuán）与“传”（zhuàn）的历史。

道的“无”直达佛的“空”，在道的头颅旁生长出了第三个智慧的头：禅。从先秦的双头理性到魏晋的三头智慧，禅给中国文化带来了什么，或者，改变了什么？中国禅，也许在“瞬间永恒”的生命解放的另一面，此岸的、红尘的、纱帽与紫袍中的、没有修行和苦行也就没有舍弃没有最后的皈依的“佛性”，仍然不过是一种自渎与欺世，一种戴着锁链的自由？因为它既失去了道与大化同一的无限生意，又失去了佛一百八十世劫难中悲苦的极乐，甚至也失去了儒敢于舍身杀身的胆识、情操与气节，中国的传统士流作为一个整体（除了浪迹边缘的异数），连自己都不能承担，又怎么能承担身外的什么？

儒以“圣”的名义顶“礼”王侯，形成了中国王高于人、高于神、也最终高于圣的人间秩序。甚至迟到今天，曾经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齿轮和螺丝钉般运动过的儒士们，急忙追赶现代后现代的圣，不也只是匆匆回过头去轻轻诅咒一下历史？

双头理性也罢，三头智慧也罢，我们的文化肌体只同化同质的，却拒斥异质的。而且，多头的文化过早耗竭了身体的生机，生机耗竭的身体不仅无力再支撑一个新生的头颅，甚至也无力抛下一个垂老的头颅。在梵语的佛被改写成了汉语的禅之后，汉语真的再也不能把拉丁语的“基督”改写成中国的什么了？

于是，在这个西方不断更换着现代后现代面孔的世界，我们虽然望不见他们的真面，却也情不自禁在自己的这个或那个头上变换着形形色色的流行面具，或者，就直接在自己的一张旧脸上装出某种自以为入时的表情。

我们究竟在追赶什么？一百年，尼采的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加缪的西西弗斯、马尔库塞的俄耳甫斯与那喀索斯……他们重返的希腊，不是空间意义上、时间意义上的希腊，而是生命意义上的希腊。他们不过在自身再一次发现生命之神罢了。我们和他们总会面对面相逢的：上帝死了，在他们这一代代弑父的儿子们身上，再一次丰盈的原始生命并没有失去苏格拉底理性的前额、耶稣悲悯的胸怀与承受苦难的肩。我们遥望尼采，难道就不知道，除了我们自己生命的光和酒，他的阿波罗不能照亮我们，他的狄奥尼索斯也不能醉倒我们？甚至，我们连性的力比多也要向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乞取？加缪西西弗斯式面对荒谬的坚持、对抗、征服，就能够抵偿我们的退守、逃离、屈从？最后，即使我们随马尔库塞的那喀索斯回到水边，也只守候他的水仙花何时开放，而不四顾自己的莲花正在凋谢？

我们也在自身再一次发现生命之神吧。那形成了《易》的也才是能够改变《易》的。杀死中国诸神的青铜世纪，并没有埋进史书、典籍，王朝的遗址和废墟，青铜的禁锢在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身上。青铜阻断了传统——我们天赋遗传的多选择性与生命力。

越过青铜。

这或许是一篇自问却还不能够自答的独白。自问，我在这里把最后一问作为第一问提出，希望离自答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