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回归
让我们把视线再向东移。东边的中华文明起源于长江和黄河流域，那里有肥沃却时常被洪水侵袭的平原。早在公元前6000年，最初的水稻文明出现于长江沿岸的两个地点，在如今的上海和长沙附近。中国最早发现的稻田发掘于今日杭州附近的跨湖桥遗址，出现于公元前5700年左右。最早的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依赖的是由淡水灌溉的食物，如野生大米、莲子、香蒲植物和鱼。
在北边的黄河河谷，有一大群种植粟米的农民创造了仰韶文化，该文化兴盛于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中国目前可知的最早的文字书写就出现在这一区域，先是在骨头上，之后依次出现在铜器、木头、竹子和纸张上。根据这些记录，中国的文明肇始于黄河流域，由三皇五帝开启，以夏、商、周这三个朝代作为开端。中国的口述记录显示，出现最早的夏朝起源于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2070年之间，创立者是大禹。
大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据《史记》记载，一系列大洪水给生活在黄河河谷、以种植粟米为生的农民们带来了接连不断的灾害。大禹的父亲想用造坝建堤的方法堵住洪水，他努力了9年，以失败告终。但大禹成功了，他造沟挖渠，分流了洪水。在超过13年的时间内，大禹坚持不懈地疏通河道，与工人们一同劳作，终于控制了黄河，也赢得了民心。他借此巩固了自己的政治权力，创立了夏朝，也就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其后继者由世袭制产生。
这样的传统历史叙述在中国如今仍然被广泛接受，但和考古学证据的结论有所矛盾。20世纪20年代，一群怀疑记录的历史学家组成了“疑古派”，质疑关于大禹和夏朝的记述的真实性。他们指出，通常认为的夏朝的开始，即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2070年左右，与值得注意的那些黄河遗物的扩散和发明都不相关。他们所认为的、更有关联的二里头文化曾创造出一系列陶器、青铜器和玉器，它出现得更晚一些，最早能追溯到公元前1900年，比通常所知的夏朝的开端大约晚两个世纪。
在疑古派提出质疑的100年后，绘制和追溯古代洪水遗迹的科学技术已经可以帮助解答这一疑问。2016年，由北京大学吴庆龙教授所领导的研究团队，在《科学》杂志上公布了有关黄河上游破坏性大洪水的、有启发性的地理学证据。他们的研究表明，一场地震在积石峡上游引发了山体滑坡，上游的河水在青藏高原附近切断了一个极深的峡谷。这场山体滑坡以近800英尺
高的碎石掩埋了峡谷，形成了阻截河水的天然大坝。一个巨大的湖泊开始填充大坝的后方，最终水位超过了大坝，将其冲垮了。湖水形成了一场特大洪水，席卷了整个黄河河谷。用放射性碳测年法测算洪水遗迹，可以发现这场洪水发生于公元前1922年前后的28年间。
这一时间恰好和二里头文化的开端重合，这一文明的兴盛区域在积石峡下游1 500英里处，在这里，黄河从原本的河道中跃起，开辟出了一个流向华北平原的新河段。随后流经新河床的河水经过多年才被完全控制，这一过程很可能与大禹和他父亲多年治水的传奇故事相对应。在河水改道附近的地点、临近的时间内，也恰好有关于陶器、青铜器和玉器技术的发明集中出现。这一时间上的巧合，印证了中华文明出现于黄河流域大洪水之后的说法，二里头文化其实就是“遗落的”夏朝文明。
我们可能无从考证大禹到底是真实存在的人还是神话人物，这需要更多研究来证实或辩论。但这一古代神话，的确将成功的黄河治水、大规模劳动力组织、由上而下的政治权力和朝代的起源清晰地结合在了一起。换句话说，一个社会从特大洪水中复苏，由此在中华大地上衍生出了持续了约4 000年之久的朝代更迭。
上述四个伟大文明的故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文明都是沿着宽阔、平坦的河谷兴起的，这些地区拥有肥沃的沉积土壤，但鲜有雨水的浸润。在这些地区，很难发展出以雨水灌溉为主的农业，因而河水灌溉就成了这些社会发展和生存的重要条件。
河水的自然资本——提供灌溉水源和适宜耕种的、肥沃的河漫滩土壤——都是通过巧妙的人类发明而得到有效开发和管理的，这些发明包括尼罗河丈量仪、运河、河堤、大坝和提水的装置，如阿基米德式螺旋抽水机。尽管存在像洪水、河流改道和干旱这样无处不在的威胁，农业还是能成功地发展起来，也能实现粮食盈余——尤其是可以储存的谷物。而围绕着盈余的粮食展开的征税、贸易，又衍生出了新的职业、社会阶级和城市。
人们从每日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中解放出来以后，就发展出了新的职业，包括抄写员、会计、神职人员、商人、政客和军人，等等。他们居住在集中的定居点，更便于互动往来，也能抵御伺机抢劫的团伙。随着居住区的发展，发明家发现了更多新的方式，以更有效地让河水为自己所用——河水能为城市提供水源、排污，也能协助当地和其他人口中心开展贸易往来。
社会形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它们对于农业产能的需求也与日俱增。这些伟大文明的生存前途及政治稳定，往往仰赖对灌溉系统的良好维护。
尼罗河、两河流域、印度河和黄河流域之所以能创造出早期的伟大文明，是因为成功地开发了河流的自然资本，同时也能充分适应洪水和改道的变化，或是能从破坏中自我修复。一旦满足这些条件，社会就能获得充分的粮食盈余、税收，产生等级制度。对河流的利用与控制，催生了拥有密集人口、复杂系统和严密等级的社会（可能是威权社会或其他形态的社会）。由此，由精英们所主导的、能容纳多样职业和多重阶级的城市，开启了属于它们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