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开启乡村振兴新局
——2020年贫困村定点观测调查报告

2020年，中国扶贫发展中心委托北京大学调研组对14个省（区、市）32个贫困村进行定点观测调查。调查发现，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过渡时期，发展产业是稳定脱贫、振兴乡村的必由之路，村庄社会则是产业立足的基础土壤。一个村庄是否存在以家庭与村庄共同体为核心的联结纽带，是其能否实现产业兴旺、乡风文明、安定和谐的关键。

从脱贫历程来看，村庄层面的脱贫攻坚可以概括为完善基础设施、发展扶贫产业、改变文化观念的“脱贫三部曲”。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投入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支持，目前已基本完成；后两部则需要在政府的支持与引导下，发挥社会各界、基层组织、村庄内生结构以及村民家庭等多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让其参与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来。我们接下来就产业发展模式与村庄共同体建设谈几点发现。

一、产业扶贫因地制宜，四种模式各有所长

根据调查，我们将扶贫产业分为政府主导模式、企业引进模式、合作社/大户带动模式和散户经营模式四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是从地方实践经验中凝练出来的，是对政府在产业扶贫中所扮演的主导、引进、培育和助力这四种不同角色的总结，也概括了不同村庄的整体性、产业与村庄的适应性以及不同产业类型的带动性。

（一）扶贫产业的四种发展模式及其实践经验

1．政府主导模式

所谓政府主导，即地方政府在一个村庄中直接投入大量资金修建产业基础设施的做法，是扶贫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打包”使用方式。这种模式常用于成规模易地搬迁的村庄和一些政府统一进行产业规划的村庄。这种模式覆盖面广、带动性强、脱贫效果明显，不仅对贫困户产生作用，而且使非贫困户也得到了发展；其缺点在于经常出现“大包大揽”“推倒重建”“一哄而上”等现象，可持续性得不到保证。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统分结合”，即投资、技术、市场方面政府积极参与、统筹帮扶，生产经营环节则租赁、发包给农户完成。

例如，甘肃省富民新村在扶贫搬迁后以财政补贴和贴息贷款的方式鼓励支持村民承包兴建日光温室，为贫困户提供产业收入；河南省协心村由当地政府整合相关资金补贴、提供扶贫贷款来让贫困户开办农家宾馆和民宿。

2．企业引进模式

这是指地方政府引进外来资本或企业承包土地、兴建圈舍发展产业。在这种模式中，农民可以获得土地流转费，可以在企业中工作并获得劳务收入，还可以“学习”企业的技术、利用企业开拓的市场来自主经营。从实践效果来看，企业引进模式投资大、见效快、带动性强，但一般会产生劳动力管理和监督成本过高的问题，有些产品还会发生盗抢问题。企业引进模式要发展得好，关键在于建立农户与企业的利益联结机制，解决劳动力监督与企业“落地扎根”的问题。

例如，山西省龙玉池村由企业流转村内耕地，发展旅游业和有机农业；江西省潭头村引入农业龙头企业发展种植业，其带贫作用主要体现在为贫困户提供了土地租金和务工收入。安徽省张桥村、湖南省野猪桥村、重庆市广坪村引进的企业，除以上两种带贫机制外，还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特别是野猪桥村形成了企业带动大户、大户带动小户、先富带动后富的“学习链”现象。

3．合作社/大户带动模式

这种模式是政府在本地本村以“培育”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很多是村庄的传统产业，只是因为缺少资本、技术或市场而没有发展起来。这种模式与村民的亲和性很强，产业的发展往往会增强村庄的团结性，激活贫困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充分发挥返乡人才的带动作用，有效避免政府主导和企业引进模式下“政府推动、企业带动、农民不动”的问题。

例如，甘肃加茂村的蕨麻猪、内蒙古马鞍山村的山葡萄、广西天然村的毛葡萄及陕西张家山村的奶山羊等产业，都是在传统产业基础上扩大生产规模，并由合作社解决资金与市场问题。

4．散户经营模式

散户经营是在村庄产业发展过程中以家庭经营为主的模式，但不能忽视的是政府在其中的助力作用，包括产业的奖补政策、扶贫小额贷款、完善市场渠道等。这种模式往往建立在村庄既有产业基础之上，与村庄内生的结构更为适配，因而更容易成功。这种模式最为突出的是“菜单式扶贫”。

例如，内蒙古胜利村实行“菜单式扶贫”政策，由当地政府根据农民种养殖习惯来开具“产业菜单”，贫困户自主选择、家庭经营，政府提供相应的资金或技术支持；安徽太平村，黑龙江金河村、拉起河村，四川梅子坝村、阿尼洛哈村则是政府通过奖补政策助力既有传统产业的家庭经营发展。

（二）四种模式的关联与混合

由以上分类方式所划分的四种产业发展模式并非相互割裂的，而是彼此间相互关联、形成一个连续的谱系。如果将政府主导与散户经营看作两种基本模式，那么其他模式则是在这两种模式中分别加入了企业、合作社、能人大户等要素，从而综合了各参与主体的不同优势。在本次调查中，绝大多数村庄都是在散户经营的同时，也有由其他主体主导的产业发展，并最终形成了多种主体并存的局面。

产业发展并非一成不变，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产业探索的动态过程。回顾村庄产业发展的历史，不少贫困村都经历了产业的探索阶段，从作物类型的更换到经营方式的探索再到经营主体的变换，有的村庄仍处在寻找适宜产业的过程中。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中，我们能看到两种不变的力量，一种是政府精准扶贫的努力和探索仍在持续，另一种则是家庭经营本身的生命力依然旺盛。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找到最适宜一个村庄的模式，实现政府与村庄的成功对接和长效发展。

二、“三个对接”助产业发展，“学习链”促长效带贫

调查发现，大部分地区的贫困村能够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实现扶贫产业“五个宜”，即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商则商、宜游则游。然而，一个扶贫产业是否能够成为当地村民眼中“好”的产业、是否具有长效带贫作用，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

（一）扶贫产业落地需考虑“三个对接”

扶贫产业发展是产业与村庄对接和调试的过程，产业是否能够落地扎根，需要考虑产业与村庄的“三个对接”。

第一，外来产业与村庄现实的对接。扶贫产业的引入需要充分考虑村庄劳动力结构特征、贫困户家庭生命周期、村庄资源禀赋及村民技能技术等内部因素。例如湖南省左江村长期存在“传帮带”的务工习惯，往往是“一人务工，全家脱贫”，留守在村的村民通常是病、老、残或需要照顾其他家庭成员的“半劳动力”。发展扶贫产业，便是要解决这类村民的生产增收问题。左江村从2016年开始，经历从政府主导模式到散户经营模式的探索和转型，该村的杭白菊产业起初由政府主导，现在已形成了以散户经营为主的稳定发展模式，村民可根据自身的家庭情况自主选择是否种植杭白菊，所收获杭白菊村内合作社进行统一收购、加工、销售，在模式的转换和对接中建立了长效机制。

第二，散户经营与资本市场的对接。散户经营模式能够在生产环节保证生产效率，使产业与农民家庭劳动力结构相适应，但是在资本、技术和市场环节，仍然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首先需要政府、企业、合作社或是能人大户为产业发展提供方向指引；其次需要政府、信贷机构、金融企业为贫困户产业发展提供启动资金；再次需要专业技术人员或企业为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支持，例如生产技术、加工设备、品牌设计、产品宣传等；最后需要政策支持和稳定的销售渠道为产业发展提供兜底保障，帮助散户开拓市场。在目前情况下，消费扶贫也是帮助散户降低经营风险、逐步实现市场对接的有效手段。

第三，扶贫产业与带贫性的对接。一个扶贫产业是否能发展良好，不仅要看产业规模与经济效益是否增长，还要看其是否能够真正带贫、让贫困户参与到生产过程中来。调查中发现，有些村的民宿旅游业虽然能够帮助当地村民增收，但这一产业却与贫困户家庭劳动力结构不相适应，又很少雇工，成功的民宿大多由非贫困户经营，贫困户难以参与其中。河南省杜寨村虽然多数蜜瓜大棚以村集体和能人大户为经营主体，但瓜棚内农活需要大量劳动力投入，并且劳动时间较为分散，恰好适应了贫困户的家庭劳动力结构，起到了显著的带贫作用。

（二）建立产业“学习链”

在产业发展过程当中，有很多主体通过不断学习而推动整个村庄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构建脱贫的长效机制，我们引入“学习链”的概念来诠释这一现象。

“学习链”发端于新的知识、技能、政策与资本等外部因素的引入。新产业的进入为村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村民通过学习，会从中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学习链”因产业对村民的带动效应而形成。新产业的进入只是起点，只有产业本身具有带动效应，“学习链”才算真正形成。换言之，带动效应是产生“学习链”的关键。“学习链”由村内的能人大户带动，往往形成大户带动小户的情况，但这也需要良好的社会联结作为基础。

例如，湖南省野猪桥村原本没有水蜜桃种植习惯，2015年该村引入企业发展水蜜桃产业后，由于技术员借住在村支书家中，逐渐将种植技术传到村支书手中；由于野猪桥村村民间关系较好，种植技术很快传递到其他的村民那里。

三、保障脱贫成效行稳致远，促进乡村社会安定和谐

从上述经验可以看出，扶贫产业的长效机制与村庄的社会基础有着紧密关联。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过渡时期，夯实农村社会基础、建立强有力的以家庭与村庄共同体为核心的社会联结纽带，将是保障脱贫成效行稳致远、促进乡村社会安定和谐的关键。

（一）重塑家庭伦理，消除社会性贫困

在调查中，调研组发现一种特殊的贫困现象，其产生原因并非缺乏劳动力，而是家庭伦理出现了问题，导致子辈青壮年劳动力不愿支持家庭而产生贫困，我们将其称为“社会性贫困”。

例如，河南省杜寨村的曲大爷是一位70岁的独居老人，不具备劳动能力。在浙江打工的儿子定期回乡探望老人，并带来生活用品，老人房屋整洁、生活宽裕。毛大爷是同村另一位独居老人，儿子在外务工，与老人完全断绝联系，毛大爷则家徒四壁，依靠保障政策生活。两位老人外部条件相似，生活境况却完全不同。

当前，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使农村家庭成员居住分离成为常态，如果因此而丧失家庭内的伦理与情感联结，那么社会性贫困将会成为普遍的致贫原因。此类贫困仅仅依靠产业扶贫无法解决，社会保障负担将持续加重。重塑家庭伦理，构建亲密和谐的家庭关系是解决社会性贫困的良策。

（二）建设村庄共同体，铺就生活幸福路

村庄内部社会联结纽带不仅源自家庭，也可以在村庄共同体中产生。村庄共同体是指村民共同生产生活，彼此声气相通的社会环境。构建村庄共同体，即通过乡村治理，使乡村社会自发形成重视“家庭”价值的社会氛围。在这一过程中，村民对“家”的重视又能拓展到更大的“家”，村庄的凝聚力由此产生。这种凝聚力反过来又能增强村庄社会对于“家”的认同氛围，从而形成家庭价值与村落共同体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调查发现，建设村庄共同体的具体措施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以“家”的温暖连接村内村外。村庄共同体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家庭，而在中国的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是对老人的“孝”。河南省杜寨村每个月举办一次“饺子宴”，由村民自愿报名出资，村干部负责组织，村中妇女包饺子，请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一起吃饺子，同时还会给老人买蛋糕、过集体生日。这一活动把村内以及村外的村民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使村民感受到了村子作为一个“家”的温暖，不仅营造了敬老爱亲的村庄氛围，常年在外的老人子女也没有了后顾之忧，能够安心务工。

第二，在节庆娱乐中增长凝聚力。除了从“孝”的角度构建村庄大家庭，集体性文化、娱乐等活动，也能够自然而然地加强村庄共同体的凝聚力。例如广西天然村在村“两委”的倡议和组织下，每年举办“春节文体运动会”，既丰富了村民的春节生活，也为短暂返乡的年轻人提供了交流平台。湖北省万冲村则是通过组织村庄广场舞活动来发展乡风文明，主动给村民修建广场，购置服装音响，带领留村妇女学跳广场舞。由此，村民之间互动增多、关系越发紧密，干群关系也越来越亲密。在这个过程中，村民们感觉到了全村上下互相尊重、守望相助、亲如一家的氛围，自然也更愿意积极地参与到村庄的公共生活中。

第三，以道德模范引领文明风气。调查发现，村庄为促进乡风文明建设，往往举办和道德、生活风气相关的各种奖励、评选活动。需要注意的是，道德之所以能够有带动和影响作用，是因为其具有能够超越经济利益的精神力量，物质奖惩的激励与道德激励的本质目标相悖。例如，河南省东岳村的道德评比就坚持不以经济奖励表彰道德楷模，这丝毫没有削弱道德评比对乡风建设的积极作用，评上道德模范的家庭往往都有让人信服的事迹，受到村民真心尊重。通过这些道德榜样，可以引导村民自觉承担家庭责任、强化赡养老年人的责任意识，促进家庭和睦、社会和谐。这样的评比用意在于表彰深孚众望的家庭和个人，让村庄共同体中产生成为道德模范“有面子”的良好风气，而非“有奖励”。

（北京大学调研组 执笔人：周飞舟、何奇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