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2017年9月，笔者应编辑符淑淑之约，成为《第一财经周刊》的“读书笔记”专栏作家，大约每两期（周）发表一篇文章，内容是对最近出版的一本值得推荐的英文新书的导读与评论。从2019年初开始，《第一财经周刊》改为《第一财经》月刊，专栏文章每期（月）一篇，版面也从两页增为三页。本书是笔者从2017年9月到2021年初为专栏撰写的文章结集，共48篇。

这些文章所谈论的48本书，是笔者从近年浏览的300多本英文新书中挑选出来的。它们有些是在英语知识界颇受关注的著作，有些则相对冷僻，但都具备敏锐的问题意识和独到的视角，设使观其大略，应能对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关键脉络有所洞察。这也是本书名为《审势：洞察世界的风口》的原因。

一

本书第一章的主题是“民众、国家与权力”，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雨果的人道主义，以及他所主张的崇尚“救赎与和解”的社会改良道路，在今天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他笔下的“悲惨世界”依然是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

当然，和雨果的时代相比，21世纪的人类社会的权力关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学家弗格森通过对“网络权力”和“等级权力”两种权力类型的分析，重构了近代以来的历史叙事。他将当今时代界定为“第二网络化时代”，与西方世界从15 世纪后期到18世纪90年代的“第一网络化时代”相对照，告诫世人警惕不受约束的“网络权力”。事实上，无论是公共议程备受挑衅和扭曲的“后真相时代”的来临，还是互联网巨头凭借马太效应所形成的超级垄断，都是“网络权力”泛滥的恶果。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是曾经风靡一时的显学，但是这两套理论都回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历史的另一条主轴：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和反抗帝国主义。1902年，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John Hobson）出版了《帝国主义》一书，将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列强在非西方世界建立经济、文化、政治霸权和殖民统治的行为称为“帝国主义”，并将帝国主义视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必然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传统的殖民帝国主义，战后的两个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都号称自己反帝国主义，支持民族自决，然而实际上都是追求霸权的新型帝国。霍布森所说的“工业资本主义导致帝国主义”的逻辑在今天并未全然过时，值得警醒。

自从“民族自决”的原则问世以来，民族主义一直占据着政治议题的制高点。当今欧美主流学术界倾向于强调民族主义的阴暗面，提倡以“公民国家”取代民族主义；以色列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哈扎尼对此发起挑战，为民族主义辩护，他的论述不乏精彩之处，但也暴露了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这恰恰从反面说明了，民族主义的理念应当适可而止，不能成为吞噬一切的价值标准。

和民族主义相比，近年来极右翼民粹主义在欧美国家的兴起是一个更为紧迫的议题。美国政治学者诺里斯和英格哈特指出，极右翼民粹主义的主要驱动力，来自欧美国家一部分充满怀旧情绪的选民对于20 世纪后期兴起的西方“后物质主义”文化价值转型的抵制和反动，传统政党基于经济理念的“左”“右”分野在今天业已被民粹主义和普世自由主义的文化分野所取代。民粹主义总是和威权主义相结合，从而为政治强人、社会不宽容、非法治的治理打开了大门，损害自由民主制度赖以维系的权力分立、程序正义和保护少数群体权利等原则。长期而言，欧美威权民粹主义的命运，取决于西方社会的“后物质主义”文化价值转型能否继续向前推进。

许多西方人对罗马帝国的辉煌津津乐道，对罗马帝国的衰亡不胜怅惘。而在历史学家谢德尔看来，正是后罗马时期的欧洲政治碎片化，才锻造了各方议价和妥协的规则，打开了创新的空间，创造了商业繁荣，而定于一尊的帝国决策方式则无法避免经济停滞与治乱循环。这是导致出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兴起于西方，而非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分流”现象的根本原因。

本书第二章的主题是“反思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皮凯蒂2013年出版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是当今世界反思资本主义的出发点。这部著作的中心论点是，贫富差异的不断扩大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除了从1930 年到1975 年的一段短暂的例外时期之外，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收益率始终超过收入增长率，财富主要是通过资本收益而不是劳动所得来积累，并且会向金字塔顶端的富有阶层集中，从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

制造业和金融业是资本主义的两个重要支柱。从历史上看，制造业常常是在政治权利和法治受到压抑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最大限度的突飞猛进，仅凭制造业发展并不能带来社会进步。另外，系统性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宿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十年之后，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并未解决，存在再次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

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基于经济史的海量数据，描述了一幅宏观的历史图景，但是并未揭示资本收益率为何总是超过收入增长率的微观机制。法学家皮斯特将这一微观机制归因于法律的安排，庞大而复杂的法律系统保证了资本所有者始终能够索取更多的收益。在很多学者笔下，发轫于西欧的资本主义体系被描述为对欧洲传统封建社会的革命性的颠覆与断裂，皮斯特则着重揭示了两者的一脉相承之处。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在政治和公法领域，人人享有平等权利的观念越来越普及，但是在和资产相关的私法领域，法律代码却是从封建社会的财产法衍生而来。几个世纪以前将地产编写成资本的法律代码，现在仍被用来将债券、股票、观念等编写成资本。这样一个系统性地对某类资产赋予排他性特权的法律秩序，必然会导致不平等的日益加剧，同时也剥夺了公民的民主权利。皮斯特据此对于不平等问题给出了从改良法律入手的解决方案。

对资本主义的反思与对左派政治的召唤一脉相承。在当今美国社会，与特朗普所倡导的以法西斯主义为底色的右派经济民族主义针锋相对的，是旨在回归罗斯福“新政”传统的左派经济民族主义。在2016年和2020年两次总统大选中呼声颇高的桑德斯终结了“社会主义”在美国遭受污名化的历史，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继承蒲鲁东和巴枯宁传统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

如何在实践层面改造资本主义？法学家、政治活动家蒂侨特将反垄断视为当务之急。1916 年至1939 年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布兰代斯将保卫民主视为反垄断的核心，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视为民主的对立面。这一理念曾是20 世纪上半叶美国构建反垄断法律体系的指南。然而，从1979年开始，在主张自由放任的芝加哥学派之“法与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下，“保卫消费者福利”成为美国反垄断的司法指南，只要不会导致消费者支付高价格，垄断就不是问题。像沃尔玛和亚马逊这样“以本伤人”将竞争对手逐一击垮并收购的巨无霸垄断者，或是像打车公司优步这样的新兴互联网巨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都属于反垄断法的惩治对象，现在却能畅行无阻。蒂侨特呼吁回到布兰代斯的立场，以公民权利反垄断。

对于资本主义经济难以化解的失业率高的问题，作为主流宏观经济学对立面的“现代货币理论”构想的解决方案是，政府通过“就业保障计划”创造工作岗位，并启动经济中总是存在的闲置资源，而不必担心通胀。主流宏观经济学认为，如果央行试图用货币政策将失业率压低到所谓“自然失业率”以下，通胀将无限加速并摧毁就业，因此央行的货币政策必须只关注如何达到通胀目标，而不是背负降低失业率的过度责任。换言之，央行需要利用一定比例的失业人口作为防御通胀的工具。而在“现代货币理论”看来，“就业保障计划”作为一种定向支出，可以精准涵盖那些愿意工作的失业者，不会对工资和物价造成直接压力，不会比任由这些人失业更容易引发通胀。虽然“现代货币理论”迄今为止一直备受争议，但是它正在间接地重塑当今世界的宏观经济政策。

二

本书第三章的主题是“美国”，可以视为笔者在2016年出版的《美国裂变：大历史转折点上的总统大选》一书的续篇。

特朗普执政四年，纲纪废弛。曾经长期担任《纽约时报》首席书评人的角谷美智子指出，特朗普的政治风格有三个主要特点：激发大众的民粹诉求，寻找替罪羊，操纵语言。特朗普是擅长颠倒语词意义的行家，他宣称媒体所曝光的真相是“假新闻”，宣称由国会授权、司法部监督的“通俄门”调查是“猎巫”（意指以无中生有的证据加罪于人，实施政治迫害），通过不断的催眠式重复，在支持者心目中建构了一个几乎颠扑不破的“另类真相”的世界。他和希特勒一样，将自己的谎言化作毫无羞耻感的煽动机器，使用马基雅维利式的权术来操控听众的恐惧与怨恨。

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建造高墙，是特朗普在2016 年总统大选中向选民提出的主要承诺之一，也是他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向选民吹嘘的主要政绩之一。历史学家格兰丁指出，特朗普对于建“墙”议题的大肆操作，标志着长期以来被视为美国精神基本要素的“边疆”神话的终结。“边疆”神话假定，只要向着横无际涯的边疆进发，贫穷、不平等、种族主义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就能够获得解决之道。美国建立全球权力的前提在于世界经济可以无尽增长，正如横无际涯的边疆可以不断提供自由土地，因此美国承诺建立和支持一个自由、普世、多边的世界秩序。而特朗普政府建“墙”的出发点则是认为全球财富的竞争是零和博弈，移民进入美国就是剥夺美国人的工作和福利。

白人福音派基督徒是特朗普的铁杆票仓，在2016年和2020年大选中，特朗普在这个群体中的支持率分别为81%和78%，盖因在神学上荒腔走板的白人福音派运动其实是打着宗教旗号的政治运动，其信徒相信特朗普是上帝派来振兴白人至上主义和重建基督教美国的使者。虽然美国人口结构转型、宗教式微的大趋势无法阻挡，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负隅顽抗的白人福音派仍然拥有在美国社会制造“王者”的巨大潜力。一个特朗普倒下了，下一个特朗普还可能再度崛起。

“Me Too”运动是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最重要的社会运动，影响力无远弗届。虽然该运动在起始阶段是一个跨党派的运动，但是后来逐渐具备了动员女性作为民主党支持者积极参政的政治功能，这是因为在美国社会最反对女权的保守派基督徒是共和党的核心选民。曾经担任特朗普政府白宫首席策略师的班农对“Me Too”运动有如下评论：“这场反父权运动将会推翻一万年的历史，时机已经到了，女性将要主宰社会，而且她们不可能找到比特朗普更适合的大恶人了，他就是父权的代表。未来将永远不一样了。”

以总人口比例而言，近年来美国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左转倾向，然而，美国政治生态的左转在相当程度上落后于社会左转，原因在于“赢家通吃”的选举制度和人口地理因素的共同作用。有别于按照得票比例获得席位的比例代表制，“赢家通吃”意味着在一个选区内获得51%得票率的参选人可以拿到所有席位，而获得49%得票率的另一方没有任何席位。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民主党的支持者不成比例地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在“赢家通吃”的选举制度下，民主党的很多选票被浪费在城市选区的胜利中，而共和党只需要在人口数目相同的乡村选区取得微弱的领先优势，就能抵消民主党在城市选区的一次压倒性胜利。不过，随着知识经济和远程工作的普及，“郊区”或将不可逆转地向城市靠拢，从而推动美国政治生态的左转。

中美贸易战是当前全球经济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政治学家范格拉斯塔克指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加快了美国霸权的衰落。目前还难以判断特朗普对美国贸易政策的长远影响，难以判断未来美国是倾向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政治竞选活动中对贸易议题的长期忽视业已终结，贸易政策会成为动员选民的关键议题。特朗普之后的美国贸易政策面临四大问题：如何应对霸权衰落、如何应对中美对峙、如何应对全球治理的挑战，以及如何处理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对于贸易政策的分歧。无论如何，美国能够以贸易政策为威胁手段迫使中国就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其他国家需要维持与中国的贸易。

本书第四章的主题是“欧洲”，按照中文语境的习惯，关于俄罗斯的两篇读书笔记也收入这一部分，虽然今天在很多语境中欧洲是欧洲联盟的同义词。

曾经担任希腊财政部长的瓦鲁法克斯在回忆录里对欧盟的当权精英提出了严厉批评。本来是经济学教授的瓦鲁法克斯在2015年临危受命出任公职，目的是和欧盟谈判，缓解希腊债务危机。他和很多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希腊深陷债务危机并非咎由自取，而是源自欧元区货币制度的结构性矛盾，而欧盟施加给希腊的通过财政紧缩来偿还债务的方案只会让希腊永远贫弱、永远还不起债。最合理的解决方案是欧盟效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战胜国的英美等西方国家对联邦德国债务减记的先例，同意对希腊大幅减债。然而，这一方案遭到了以德国总理默克尔为代表的欧盟当权精英的冰冷拒绝，他们对希腊这个南欧小国的民选政府颐指气使，坚持索要“一磅肉”。正是这些当权精英的傲慢与短视，使得反精英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无可避免地急剧兴起。

欧盟从长远而言是否真的有前途？这一问题业已成为各方舆论的争辩焦点。历史学家克肖指出，当前欧盟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全球化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其二，高科技重新塑造了工作和雇佣关系，淡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社会长期秉持的对于那些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的集体责任感；其三，移民大举拥入所带来的恐怖主义风险，以及由此激发的排外浪潮和极端民族主义。上述三大问题驱使不少民众拥抱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而反对欧洲整合。然而，如果建构作为超国家政治实体的欧盟的努力失败了，欧洲再度回到列国争斗的状态，残酷血腥的战争噩梦就迟早会重演。

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也是一个极其复杂、非常难以界定的大国。在两位横跨多个学科领域的学者拉怀勒和劳德瓦尼看来，俄罗斯未来的内政外交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人口因素将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俄罗斯的经济繁荣集中在其疆域的欧洲部分，而远东的大片领土将会逐渐成为无人区，吞并克里米亚也强化了黑海和地中海对于俄罗斯地缘战略的重要性。俄罗斯最终会更加重视发展与欧洲和东地中海国家的关系而无暇他顾。

本书第五章的主题是“中东”。中东地区既是全球油气资源的主要产地，又是当今世界的火药桶。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都是经常出现在新闻热点里的国家，都是矛盾四伏，且稍有风吹草动便牵动大国角力。随着中国与中东地区的关联度日益增强，有必要了解这三个国家的基本国情。

土耳其曾经长期被公认为伊斯兰国家世俗化、现代化的典范。然而，在土耳其一直无法获得欧洲国家接纳、无法加入欧盟的大背景下，自从2003 年以来担任土耳其领导人的埃尔多安使用铁腕手段，一步步把土耳其从一个面向西方的世俗化国家转变成一个面向中东、在政治上复兴伊斯兰宗教传统的国家，试图恢复昔日奥斯曼帝国的荣光。结果导致土耳其社会急剧地两极分化为支持和反对埃尔多安的两大阵营，不存在中间派的空间。埃尔多安的土耳其“帝国梦”也从高调兴起走向处处碰壁。

巴勒斯坦问题是近百年来国际社会不断恶化的一道伤口，历史学家哈利迪提醒世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从来都不是两个民族运动之间对同一块土地的平等争夺，而是一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定居者殖民主义”征服战争。以色列之所以能够长期成功推进其定居者殖民进程，关键在于它控制中东叙事的两套话术：一是刻意将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和背景复杂、范围广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画上等号；二是刻意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与历史上罪孽深重的反犹太主义混为一谈。通过扣“恐怖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大帽子，成功占领“政治正确”的制高点。

然而，进入21 世纪以后，西方国家民众对以色列的印象有了明显转变。“抵制、撤资、制裁”成为一项全球性的社会运动，它把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政策与南非白人统治时期对黑人的种族隔离政策相提并论，呼吁以色列政府停止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尊重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平等权益，承认海外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这场运动在美国的年青一代犹太人中间也得到了广泛支持。历史的吊诡在于，内塔尼亚胡政府千方百计堵死了通过由巴勒斯坦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两国方案”，结果反而很有可能导致以色列在几代人之后不再是一个犹太国家，而是成为“以色列—巴勒斯坦”联邦或者邦联国家。

三

本书第六章的主题是“大数据与社会”。大数据技术在给人类创造了诸多便捷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伦理危机。不少论者担心，大数据技术会导致未来社会不再具有不受监控的私人空间，传统意义上的私人领域和个人自由不复存在。

大数据技术所引发的伦理危机，不仅在于它会给私人领域带来前所未有的侵犯，而且在于它有可能对公共社会造成严重的威胁。政治学家尤班克斯通过对美国社会福利数据系统的案例分析，揭示大数据如何剥夺了本应属于贫困阶层的社会福利和发展机遇。一方面，自动化数据治理所排斥的穷人是“碎片化”的，他们难以彼此联系，难以通过集体的力量来争取权利；另一方面，自动化数据治理使得相关机构和人员可以轻易卸责，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公众对穷人的同情心。

仅从效率角度而言，大数据技术也存在与生俱来的盲区。博物学家爱德华·坦纳指出，大数据技术的功能在于通过迅速实现信息匹配，省略了“试错”过程，从而把用户锁定在既存的模式里。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用户在很多情况下需要第三方中介在信息交流过程中承担必要的“守门人”功能，从而恢复被大数据技术所省略的“试错”过程，让用户得以超越既存模式。坦纳进而指出，从哲学角度而言，大数据技术的盲区在于它不能提供“地方性知识”和“默会知识”。缺乏上述两种重要的知识，意味着大数据技术不可能提供有效的“大图景”。对大数据技术的过度依赖，虽然能够在短期提高效率，但是从长远而言，必然事倍功半。

如何减少大数据技术对隐私和公平所造成的危害？传统思路是制定法律，规范人类对大数据技术的使用，这在许多国家已经付诸实践。而在计算机科学家群体内部，还有一条“从内部解决问题”的思路——通过特定的算法原则来指导机器如何处理大数据，而这些特定算法符合保护隐私和保障公平的伦理关怀，从而让大数据技术本身顾及隐私与公平。在计算机科学家克恩斯和罗斯看来，对抽象的价值观念赋予精密的数学定义，是将社会规范从内部嵌入大数据技术的起点。除了“隐私”和“公平”之外，将来还需要让大数据技术顾及更多的伦理观念，诸如“透明”“可问责”“安全”“合乎道德”等。这不仅需要计算机科学家的学术探索，更需要借鉴哲学家的思辨成果。以哈佛公开课“公正”而蜚声国际的哲学家桑德尔，即深受他们的青睐。标志着人类文明新纪元的大数据时代，也将会赋予哲学全新的内涵。

本书第七章的主题是“进化与遗传”。进化论在历史上曾经被歪曲成社会达尔文主义，遗传学也曾经被用来为号称“优生学”的伪科学辩护，搞清楚这两门学科究竟说了些什么，真的非常重要。

学术界在谈论性选择的进化机制时，主要是关注达尔文所说的“战斗法则”，亦即同性动物——经常是雄性——之间为了争夺对异性的性控制所引发的斗争，由此进化出硕大的体形，以及诸如牛角、鹿角等锐利器官。鸟类学家普鲁姆则重现发现和深化了达尔文提出的另一种性选择进化机制“美之品味”，意指某一性别的动物——经常是雌性——基于自己的偏好来选择异性配偶，从而导致被选择的一方进化出各种富于魅力的特质，诸如鸟类多彩的羽毛、宛转的歌喉，山魈鲜艳的皮肤等。达尔文主张雌性的欲望和审美是动物界“美之品味”进化机制的关键，普鲁姆则更强调雌性动物的“性自主”，亦即雌性动物需要从对性交对象的自主选择中享受性爱的快乐。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由于各种制度性因素，女性成为主要审美对象，其“性自主”也长期受到制度化的压抑。普鲁姆支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主义的核心在于确立女性的“性自主”，当前人类社会其实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

在西方生物学和医学发展史上，出现过一门号称旨在提高全民身心素质的伪科学——“优生学”。它使用基因遗传学的概念，鼓励“上等人”大量生育，减少乃至禁止“下等人”生育。事实上，同样的基因序列在不同的环境里可以有着不同的表征。尤其对于人类来说，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是被文明所改造和嵌入的，基因表征受到文明的巨大影响。越是在基因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越是有必要避免将遗传简化为基因传递。人类不只是服从自然进化的规律，而是同时也一直进行着文明的演化。基因技术的发展必须遵循伦理学所指引和约束的方向，而伦理学必须在群体和个体之间寻求公平。

本书第八章的主题是“教育”。在当今中国，“教育内卷化”业已成为备受吐槽的公共议题，其实这早就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经济学家卡普兰主张，教育的主要价值在于其“信号”功能，一个能够在逐级递进、层层淘汰的教育体系中脱颖而出或者说“幸存”的人，能够向就业市场和公众显示他具有优于那些被淘汰者的素质和能力。至于他究竟在学校里学了多少东西，其实并不是就业市场和公众的关注所在。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教育基本上就是“零和博弈”，其本质功能就是要筛选赢家、淘汰输家，一些人所得就是另一些人所失。

如果说卡普兰揭示了教育体系和英才制度（meritocracy）在实践中的根本缺陷，作家德波尔则对教育体系和英才制度旨在将赢家与输家分门别类的基本逻辑给出了犀利的批判。无论如何，总会有人在选拔中被淘汰，他们是否就应该得到贫穷、无望和边缘化的待遇？如果学业成绩很大程度上是由智力决定，而智力来自基因遗传，不在个人控制范围之内，那么用智力来决定一个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否公正？

四

本书第九章的主题是“警惕灾难”。反恐专家克拉克和艾迪在2017年列举了七种未来有可能发生的重大灾难性事件：其一是人工智能凌驾于人类智慧之上，导致人类受其控制；其二是新型的致死微生物导致全球大瘟疫；其三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其四是地区性核战争令烟尘密布全球大气层的中间层，从而遮蔽太阳照射，导致地球进入冰河世纪；其五是互联网遭受类似珍珠港事件的黑客攻击；其六是流星撞击地球；其七是基因编程技术导致在实验室里诞生可怕的新物种，或是“美丽新世界”式的人种改进。凡此种种，都早已有人发出警告，但是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决策者们并未真正着手面对。

2020年横扫全球的新冠疫情，应验了上述第二条预言，而它只是全球化时代的第一场大瘟疫，未来或将潜在更多难以预测的疫情风险。

全球变暖是当今人类社会乃至整个地球生态系统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环保活动家林纳斯指出，如果越过了升温2 摄氏度的临界点，就会引发正反馈，使地球温度不受控制地继续升高，这并非匀速的线性增长，而是不断加速的指数增长。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2018 年的报告，全球社会需要在2030 年之前实现能源系统的根本转型，将碳排放量下降50%，否则就不可能达成《巴黎协定》的目标。

犯罪学家阿尔瓦雷斯警告世人，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灾难性冲击，并不能简化为海平面升高多少、降雨量改变多少等这一类可以被量化的科学问题。正所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气候变化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让人类社会在日益加剧的资源争夺中释放各种“自作孽”的恶端，才是其最直接、最致命的危害。

本书第十章的主题是“后人类时代”。这曾经是一个属于科幻文学的概念，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议题。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早在1950年就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三大法则”，但那只是抽象地要求机器人服从人类利益，而不是设计一套机器人和人类都应当遵守的规则系统。国际象棋一代棋王卡斯帕罗夫发明的“先进国际象棋”对局规则，则赋予了电脑与人类棋手平等的参赛权，打开了对人工智能赋予民事权利之门。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将会如何塑造未来的人类命运？宇宙学家泰格马克提出了“生命3.0”的概念。他将生命定义为“自我复制的信息处理系统，其信息（软件）决定了其行为和其硬件的蓝图”。单细胞生命阿米巴这种最简单的生命形式属于“生命1.0”；大脑“软件”具备“文化能力”的人类定义属于“生命2.0”；很多高等动物可以视为“生命1.1”，而今天有能力实现人工器官植入的人类可以视为“生命2.1”。与这些生命形式相比，未来的人工智能将会一方面具备类似于人类的“文化能力”，另一方面又能重新设计和改造自身的“硬件”身体，从而成为一种新的生命形式——“生命3.0”。

作为一位宇宙学家，泰格马克的视角与众不同。在他看来，以宇宙的时空尺度而言，“生命2.0”所创造的文明注定要困死在沧海一粟之中，瞬息即逝；只有“生命3.0”所创造的文明才拥有在宇宙中绵延相续的希望。

对于今天的人类来说，登陆火星已经为期不远，太空扩张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现代宇航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曾经有一句名言：“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摇篮中。”然而，地球真的只是人类的摇篮吗？就算将地球视为摇篮，人类对于走出摇篮是否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政治学家杜德尼断言，在现有的文明条件下，人类的太空扩张是非常不可取的，人类灭绝的概率实际上可能会上升而不是下降。他列举的理由之一是外星殖民将会引发星际地缘政治冲突，在不同的星球上定居的人类殖民者最终会进化成不同的智能物种，最终完全将对方视为异类。即使是最小程度的太空扩张，也会给地球安全带来不可承受的风险。如果一个完全独立的火星殖民地进攻地球，地球上的人类社会将极难抵御。

支持太空扩张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对于技术进步的乐观信仰。诚然，人类开发新技术的能力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人类能否发展出准确的预见能力，预测新技术的后果究竟是通向繁荣抑或灾难？人类能否发展出强大的自我克制能力，去放弃那些诱人的但是有可能开启灾难之门的技术可能性（比如克隆人）？从以往的历史记录来看，答案并不乐观。而在科学技术获得长足发展的今天，“普罗米修斯”式的技术乐观主义比以往更加危险，更有可能令盲目的人类失足坠入深渊。

五

书稿杀青之际，惊闻人称“沈公”的沈昌文先生去世的消息。沈公一代巨擘，堪称广大教化主，笔者多年前亦曾承蒙提携，亲临謦欬。虽然任何人处在他的位置都难免卷入一些是非恩怨，但是在笔者看来，他正如后汉的黄叔度，“汪汪如万顷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

哲学家伯林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对于“狐狸型人格”和“刺猬型人格”的区分：前者见识广博，可以从多重观念立场出发，形成对未来的预测，即使这些观念彼此之间相互矛盾；后者可以把握重大的概念，所有的新材料、新数据都会被他们用来探究和理解其念念不忘的“一件大事”。历史学家加迪斯（John Gaddis）指出，一个出色的战略家应该既是“狐狸”又是“刺猬”，应该像狐狸一样为自己保留多种选择，同时又像刺猬一样专注于一件大事。沈公正是那种难得一见的集“狐狸”“刺猬”于一身的人，所以能够成为通过编辑和出版构建公共领域的战略大师。

苏轼《荀卿论》道：“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其高谈异论有以激之也。”20世纪90年代中期，沈公从《读书》主编职位离任之际，正值国内知识界进入所谓“从思想到学术”的话语转型轨道之时。这场话语转型的一个后果，就是在某一逻辑闭环里循环论证、自我暗示的话语方式日渐流行。流风所及，导致今日中文舆论场各种戾气横行。

本书既是一本“狐狸”之书，也是一本“刺猬”之书；既是对多重脉络的呈现，也是对“后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往何处去”这样一件大事的勾勒。笔者相信，“狐狸”与“刺猬”兼具的战略能力是可以培养的，舆论场的各种戾气也是可以消泯的，本书旨在为此略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