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王 晴
几年前放假的时候,从日本回到国内探望亲友。很难得地与昔日的朋友们小聚在一起,这些以往在一起读书论学的朋友们如今散落在世界各地,各怀壮志地行进在求学深造之路上,唯有寒暑假方能一聚。席间,一位朋友突然问我:“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们在做什么?”我有些摸不着问题的要领,不知道他到底想问什么。他又重复一遍:“日本的那些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他们的共同关切在哪里?好像看不到什么整体的面貌。”他究竟想问什么,我是明白了。但是,该如何作答我却一直思考到了现在。
很能理解这种在文学史教学的熏染下的对“整体性”的迷恋。在框架、结构、位置中确认对象的有效性和限度,仿佛是文学研究中不言自明的基本功夫。就好像,如果一个作家、作品无法被归入到某一流派或是群体性的特征中,无法作为一种整体性的隐喻而显露身影,仿佛就会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焦虑,甚至会让人怀疑其是否有被纳入视野的价值。如何砍掉偏离整体性的枝节,将研究对象安稳地放入到“模具”中,或者,削减掉其“异质性”而使之转变为“稳定性”,这似乎是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种主流的、共识性的思考。但是,这样一种趋向很难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中看到。
在我看来,这也正是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的魅力之所在。笼统地说,日本学者所做的,正是对“整体性”迷思的破解。从既有框架的定位中“解救”出作者和作品、关注无法被归类的那一部分“溢出物”,以这样的方式去质疑任何一种“归类”。这就好像是,用“异质性”这个小锤子,在看似坚不可破的“整体性”的表面凿出一个足以使整个体系坍塌的小洞,并以这种方式让人们察觉到被“整体性”遮蔽掉的更为广阔的、生动的文学空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句话的背后还预示出另外一个道理:被走出来的路之外其实任何土地皆可为“路”。对整体性发起公然的质疑,这种做法虽然“伤害性极大”,但是对于呈现文学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反思学术方法论上的僵化对思考的禁锢来说,则是必要的,恐怕也是急需的。
正苦于无法将上述感受表述出来的时候,有幸受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的王光东老师之约,参与到这一系列丛书的编辑工作中,能够让我将这一感受通过这本书传递给读者,我想这恐怕是最好的方式。我本身是做伪满洲国文学研究的,这一研究方向颇具时空局限性,因此我并没有能力对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现状做整体性的把握,也无法凝练出一个“共同的关切”。但我想,通过编选这样一本论文集,读者或多或少是可以感受到日本学者身上的那种拆解“整体性”的冲动吧。这也是我急切地想要让中国读者与他们相遇的原因。
本书是海外汉学的上海文学研究系列中的日本篇,主题限定在上海这一区域中,但在编选的过程中并没有局限在上海作家和上海主题的作品这一限定中,但凡涉及到上海这一地域的文学作品、作家,甚至并没有被视作上海文学范围内,但实际上个人的思想或是文学修养的形成中上海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的作家,如陶晶孙,也被归入其中。除了上海这一限定之外,研究方法上的多样性也是编选时加以考虑的要素。比如除了作家论、文本解读之外,文化批评和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下的研究以及资料整理也有意地加以选入。另外,由于海外的上海研究多集中于1949年前,这一点在日本也不例外,对此,本书有意选取了属于上海当代文学范畴的研究论文,以此更为历时性地展现海外上海研究的面貌。在构成上,本书也有意地考虑到研究者的年龄层构成和性别构成,试图还原一个现在进行时的日本中国研究的面貌。但受篇幅所限,不得不做取舍,面对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只能忍痛割爱。本书收录的论文虽然多为学术杂志刊登过的文章,但在本次编辑的过程中,大部分作者对原文或译文进行了细致的修订,取得了联系的译者也在原作者的同意下对文章进行了润色,这些细小而真挚的工作足以体现作者、译者对这样一种学术交流所持有的热忱的态度。
因缺乏编辑经验,每每惶恐不安之际,正是诸位作者和译者慷慨的帮助和亲切的鼓励,成为我最大的慰藉。再次感谢王光东老师给我这样难得的机会。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受到东京大学中国语中国文学研究室的铃木将久老师慷慨的支持,在他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的帮助下才得以与众多德高望重的学者以及已逝去作者的家属取得联系,征求到了几乎所有作者的版权,在此表达特别的感谢。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木山英雄老师在做白内障手术前夕特意来电询问编辑事宜,对编辑的工作表达了支持与鼓励,令我难以忘怀。一桥大学言语社会研究科的坂井洋史老师,拨冗为译稿再做校阅,谨此致谢。遗憾的是,小谷一郎老师因为住院,未能与其取得联系,不得不割舍他的论文《三德里的“小伙计”——创造社出版部和上海通信图书馆》(《上海鲁迅研究》2016年第1期),如今后有机会,定做增补。另外,在有着十多年交情的“老朋友”金方廷女士的协力下此书的编辑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这为我们的缘分增加了美好的回忆,一并致谢。
最后,我想说,疫情让平面的世界瞬间长出无数的褶皱,在新的隔断被不断加高加厚的现实面前,或许我们还有文学相通彼此——“这里有蔷薇,就在这里跳舞吧!”
2021年7月27日于东京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