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的栖居:中国当代设计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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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作为研究的批评

中国当代设计批评,主要围绕中国当代设计的现象、问题和人展开讨论,是设计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设计理论研究要关心中国当代设计的发展,因为设计实践中产生的问题都是鲜活的。理论如果只在理论内部打转,理论就只能是灰色的。而批评可以使设计理论增添现实的触角,不但可以与基础理论和历史研究形成互补,而且可以拓宽基础研究的视野,从而整体上促进设计理论学科和中国当代设计的健康发展。

设计批评虽被广泛关注,但是,什么是好的设计批评,设计批评的意义何在,设计批评与设计实践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如何进行设计批评的写作,等等,这些问题至今都缺乏认真的讨论。在我看来,设计批评绝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价值观判断或概念、立场、权力的拉扯,它必须以研究为基础。或者说,设计批评必须是设计研究的一部分。这样,设计批评才真正能够变得成熟和理性,兼具批评性和建设性。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提出“作为研究的批评”,因为没有深入的研究和思考、辨析作为基础,批评就缺乏洞察,就会沦为泛泛之论。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设计的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当作持久的体育锻炼,那么设计批评就是短期内或可生效的药剂或针灸理疗。古人把批评称为“针砭时弊”,也就是说,批评往往是一种具有时效性的,会让人觉得不太舒服、有痛感的“治疗”。因此,无论什么领域的批评,多是“眼前的要求”“当下的智慧”,如果能有几分洞见,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已经难能可贵,很难长期有效。但是,批评所倚仗的道理、原理却来自我们对与设计行为相关的历史和文化理论的深入研究。而且,批评者所持的价值观和立场不能变幻无常,因为在“无可无不可”的价值观中产生不了真正意义上的批评。

回顾既往,反省我自己的设计批评观和价值立场,迄今不外乎三点:

其一,是设计的人道观。设计,一定是围绕人的生存、生活展开的智慧。虽然我们今天也在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所带来的种种后果,但是设计的人道观、为人的尺度设计,仍旧是设计行为应该坚持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宋代的理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我们可以以“善”为依归,把设计的人道观延展到宇宙间的万事万物,这也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反思,而且更为东方。

其二,是设计的中道观。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儒家讲“中道”,佛家也讲“中道”。儒家的“中道”即“中庸之道”,就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这不是折中主义,而是对于平衡和至善的追寻。佛家的“中道”,是要脱离对事物矛盾双方一边的执着,脱离空有两边,不堕入极端。不偏不倚、不堕极端,这种“中道”的智慧虽然来自古典哲学,但对我们思考设计现象,理解设计问题却具有认识论上的价值,也是我所遵从的一种设计批评观。

其三,是设计的有机观。我认为人类的设计行为都是具体的,都处在特定的时空和文化结构之中,设计的价值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很好地与特定的时空和文化结构形成有机的互动。当然,经济、政治、社会、人文、生态和科技都是支撑起时空文化结构的重要变量,所有这些因素构成设计批评的基本语境。也就是说,设计价值判断的基础是“法不孤起,仗境方生”,而不能执于一端,独自在风中凌乱。

在这个意义上,设计批评也是一种设计研究,而且是一种基于价值判断的、需要洞见和远见的设计研究。不过,世界总在变化,一时的热情难耐时间的风霜,好在文字能把这些温度留下,而这正是批评性文字的可贵之处。

当然,对于批评的“过时”,我们也要坦然地接受。马克思·韦伯(Max Weber)说过:

在学术园地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所成就的,在十、二十、五十年内就会过时。这是学术研究必须面对的命运,或者说,这正是学术工作的意义。文化的其他领域,也受制于同样的情况,但是学术工作在一种十分特殊的意思之下,投身于这种意义:在学术工作上,每一次“完满”,意思就是新“问题”的提出,学术工作要求被“超越”,要求过时。[1]

就上述标准而言,这本批评文集中的一些文章,寿命已经足够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