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病因病机

古人认为，瘿病是由于外感毒邪与水土失宜、物理因素和多种因素致情感郁结而发病，气滞血瘀、痰凝为基本病机，病变部位主要为肝、脾，责之于心。肝气郁结，以致气滞，损伤脾胃，脾虚气滞，运化失司，痰湿内生，血行不畅，气滞痰凝发为瘿病。隋·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瘿候》曰：“瘿者由忧恚气结所生，亦曰饮沙水，沙随气入于脉，搏颈下而成。”明·李梴的《医学入门》曰：“原因七情劳欲，复被外邪，生痰聚瘀，随气流住。”宋·严用和的《济生方·瘿瘤论治》中记载其病因曰：“多由喜怒不节，忧思过度，而成斯疾焉。”宋·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瘿瘤证治》中曰：“此乃因喜怒忧思有所郁而成也。”这些医家均强调了情志是导致瘿病的重要原因。明·龚廷贤《寿世保元·瘿瘤》谓：“夫瘿瘤者，多因气血所伤，而作斯疾也。”清·沈金鳌在《杂病源流犀烛》中曰：“然西北方依山聚涧之民，食溪谷之水，受冷毒之气，其间妇女，往往生结囊如瘿。”清·吴谦《医宗金鉴》认为瘿病“多外因六邪，荣卫气血凝郁；内因七情，忧恚怒气，湿痰瘀滞，山岚水气而成。”强调本病与饮水和居住环境有关。由此可见，各医家均认为瘿病与情志内伤、饮食、水土失宜、先天禀赋等因素密切相关。长期的忧郁或恼怒愤懑，情志内伤，肝失条达，以致气机郁滞，久则津聚成痰，气滞痰凝，壅结于颈前，则发为瘿病。又或饮食失当，水土失宜，脾失健运，水湿无以运化，聚而生痰，阻碍气血的正常运行，以致痰气交阻于颈前，亦可发为瘿病。妇女的经、孕、产、乳均与肝经气血密切相关，若情志不畅，肝气郁结，饮食失调，易致气郁痰结、肝郁化火、气滞血瘀，故女性易患此病。或先天禀赋不足，母有瘿疾，子女则更易罹患瘿病。

瘿病的发病机制，历代医家对此也各有其论。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曰：“气有所结发瘤瘿。”认为瘿病乃是由气结所致。明·李梴则认为：“盖瘿、瘤本共一种，皆痰气结成，唯形有大小，及生颈项、遍身之殊耳。”提出痰是本病的致病因素。明·陈实功在《外科正宗·瘿瘤论》中提出：“夫人生瘿瘤之症，非阴阳正气结肿，乃五脏瘀血、浊气、痰滞而成。”他认为瘿是由气、痰、瘀壅结而成。而清·沈金鳌则认为：“其证皆隶五脏，其原皆由肝火。盖人怒动肝邪，血涸筋挛，又或外邪搏击，故成此二证。唯忧恚耗伤心肺，故瘿多着颈项及肩。唯有所劳欲，邪乘经气之虚而住留，故瘤随处皆有。”他不仅提出瘿病的发病机制，同时指出其病变部位主要在肝，与心有关。纵观历代医家对瘿病病因病机的认识，颇具共识。

近现代某些医家依据多年临床经验提出自己新的见解，林兰教授首次提出了甲状腺为“奇恒之腑”，主要生理功能为“助肝疏泄，助肾生阳”，并总结了肝、肾、心、脾、胃之经络与任、督二脉均循行甲状腺而贯通头足，网络全身，甲状腺疾病的病因为热邪外感、情志内伤、感受山岚沙水之气、体虚毒侵；其病因病机为郁、热、痰、瘀、虚。无独有偶，张曾譻教授从1979年开始进行甲状腺疾病的研究，根据经典古籍，总结出本病的发生与禀赋薄弱，思虑过度，劳伤心脾，气血亏虚，经脉不畅有关，病源在脑，波及脏腑，发现本病与脑皮质有关，精神因素占比重很高，这与人的神经类型有关。另外，还与精神状况、大脑供氧有直接关系。长期压力过大、抑郁造成的甲状腺功能紊乱不在少数。张曾譻教授认为，甲状腺病在脑，不在腺体本身，是脑岛受损，经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这一链条引发。张曾譻教授认为本病的病因病机为七情内伤，有经年累月蓄久渐发和突然事件刺激而骤发两种，均与精神因素密切相关，由情志内伤导致精明失养（脑神经功能紊乱），累及相关脏腑，从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因此，张教授提出本病的始因为“精明失养”，抛开了传统中医学对甲状腺疾病的认识，突破了“气滞、痰凝、血瘀”的病因病机。

综上所述，情志内伤、饮食及水土失宜、体质因素是瘿病的主要病因，气滞、痰凝、血瘀是瘿病的基本病机。其病变部位主要在肝脾，与心亦有关。肝郁则气滞，脾伤则气结，气滞则津停，脾虚则酿生痰湿，痰气交阻，血行不畅，则气、血、痰壅结而成瘿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