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演变

一、从商人的社会责任到企业的社会责任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探讨需要首先考虑历史上人们对于企业的根本目的的认识。尽管很多人相信企业的经济功能和对社会的贡献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但人们似乎忘记审视企业在实现这些“贡献”的同时，可能给社会和自然生态带来的负外部效应，企业所宣称的“社会责任”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对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不是仅仅成为企业管理的工具。企业社会责任追本溯源，必须建立在对人、对社会关爱的基础上，因此必须明确企业与社会的关系。

Bernard Dempsey，在其1949年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企业责任的根源》（The Roots of Business Responsibility）一文中提出了负责任企业实践的基本原理。该文为两个月后哈佛工商管理研究生院院长Donald K.David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文章《不确定世界的企业责任》（Business Responsibilities in an Uncertain World）提供了哲学思辨的基础。David的这篇文章号召企业领导人更加积极投身公共事务，而不是把当下企业的经济功能视为对社会的根本贡献。在Dempsey和David的文章中都特别强调了商人要把“有贡献的正义”（contributive justice）作为义务：其一，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企业可以成为一个孤岛。所有的人、所有的企业，为了发展、为了繁荣，都必将是一个良好运行社区的一部分。其二，商业控制着大量的资源并且拥有可以贡献于推动社会进步和增进社会中每个个体福祉的能力。Dempsey特别强调，“有贡献的正义是经济组织的首要原则”。

Howard R.Bowen在1953年出版的著作《商人的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usinessman）中首次提出了“社会责任”的概念，因而被后来的学者尊称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父”。Bowen对社会责任的理解是“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依从社会的目标与价值观，趋近并遵循相关政策，并进而进行决策、采取具体行动的义务”。

Carroll于1971年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模型，涵盖了经济的、法律的、伦理的、自由裁量/慈善的四个方面的责任，成为至今被广泛认可和采用的企业社会责任模型。这四个方面的责任之间并非层级递进和互相排斥的关系，而是可以并行追求的。

William Frederick于1986年对当时的CSR概念提出了进一步的批判性思考，认为无论是CSR1（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还是CSR2（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veness），都没有深刻地揭示企业与变化的社会期望之间潜在的价值冲突。他主张商业领导者应该更加深刻地领会商业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联，应该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商业伦理的道德基础，因而提出了CSR3（Corporate Social Rectitude）——企业社会正直的概念。

二、从CSR到CSV

2011年，迈克尔·波特和马克·克雷默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文章《创造共享价值》（Creating Shared Value）之后，CSR领域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名称接近但思想内涵不同的名词CSV。随后，这一理念被雀巢（Nestle）、诺华（Novartis）等大企业所推崇和采用。波特和克雷默认为创造共享价值是超越传统的CSR思想，从更高阶的层次推动企业将解决社会需求融入实现企业经济价值和竞争战略的战略工具。波特和克雷默在文章中对于CSV如何不同于传统的CSR作出了解释，其核心要义在于敦促企业决策者重新思考企业的战略定位以及企业在社会中的定位，更好地将解决社会问题纳入企业自身的经济价值创造过程。在这篇文章中，CSV被定义为“有助于在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同时改善企业所在社区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政策和运营实践。共享价值的创造聚焦于识别并扩展社会与经济进步的关联”。创造共享价值被认为是企业可以借助自身核心业务能力推动社会变革最强有力的实践，能够有助于实现企业的宗旨和抱负。

纵观从20世纪80年代波特在企业战略领域提出竞争优势的核心概念，到2011年提出创造共享价值的概念，其实可以揭示出时代变迁和企业管理实践范式的转移，即企业战略的逻辑日渐从“由外而内”和“赢”“竞争”“企业就是企业”转向“由内而外”“共赢”“合作”“企业与社会密不可分”，体现了学者对商业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反思。

波特和克雷默的这篇文章，其副标题是“如何改造资本主义并释放一轮创新和增长”（How to reinvent capitalism-and unleash a wave of innovation and growth）。开篇第一段话就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正在遭受围攻。近年来，企业日益被视为造成社会、环境、经济问题的一个主要根源。企业的繁荣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是以牺牲更广大公众的利益为代价的。”因此，波特和克雷默发展出的CSV思想，超越了“由内而外”看待企业社会责任的视野，更多基于“由外而内”的视野启发企业管理者重新思考和定义自己企业能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怎样的方案，并且以一种主动自发而非迫于外部压力的方式开展价值共创。从CSR到CSV的转变见图2-5。

图2-5　从CSR到CSV的转变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而得。

三、从战略CSR到政治CSR，再到企业政治责任[2]

从CSR的发展来看，随着企业越来越重视CSR对于企业价值的创造以及在实践中越来越将企业履行CSR融入企业战略制定过程，管理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诸如战略性CSR（strategic CSR）、政治性CSR（political CSR）等。这些理论探讨也反映出企业管理中CSR实践的丰富性。同时，CSR概念本身的不断演化和发展，也揭示出学界对于这个概念本身的争议。

随着企业实践中开展CSR项目的“惯例化”“程式化”，CSR活动在企业内部获得“合法性”的同时，也可能会遇到来自其他业务部门的质询：在多大程度上衡量CSR对公司业绩的贡献？CSR如何体现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并在战略执行过程中得以落地？对于这样的一些质询和质疑，一些公司开始在战略层面思考如何赋予CSR创造价值的能力。基于从竞争优势转向创造共享价值的战略范式转移，CSR作为链接多重利益相关方的战略沟通传播工具，其作为企业非市场战略的重要手段的作用日益凸显。在企业战略层面将解决社会发展的重大挑战融入组织宗旨和使命，将会推动CSR被赋予为公司创造可持续价值的功能。比如，联合利华（Unilever）将公司战略贯彻到其产品研发、营销的各个环节，实现“基于使命驱动的品牌”（purpose-driven brand）为企业持续创造价值。

在特定的制度情境下，CSR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被“政治化”的倾向。比如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对待气候变化、少数族裔人权等议题上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差别。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企业高管如何向公众和消费者传递其所管理的企业对待这些社会和环境议题的态度和采取的措施，是一个特别考验企业“社会许可”（social license）的难题。此外，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当其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边界比较模糊时，也会诱使企业谋求更多的政治性活动（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y），进而服务于企业的商业目标和合法性。政治性CSR可以理解为，CSR可以产生主观故意或者非故意影响的活动，或是存在可以对CSR产生故意或者非故意的政治影响的活动。

宜家曾经被学者作为政治性CSR的案例加以剖析。尽管在全球范围内宜家可以被看作是较早开展CSR工作的企业，但其也是随着20世纪80—90年代对企业经营中造成的社会不公正、环境灾害的批判而展开的。最早在1993年时，宜家被媒体曝光其在东南亚的地毯供应商存在雇用童工的问题，之后宜家开展了一系列体现其公司核心价值理念的CSR项目，并逐渐在公众中树立了宜家的CSR形象，而这样的形象在特定的社会—政治情境中会反过来影响公众对公司的认同。在中国情境下，过去几年很多企业参与到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以CSR的名义开展了很多不同类型、不同组织形式、不同商业模式的项目。如果从政治性CSR角度来理解，这些参与到脱贫攻坚中的企业都具有较高的敏锐性，他们一方面懂得如何通过参与国家所积极倡导的全社会扶贫工作来增加企业自身的社会合法性和社会声誉，另一方面又注重在参与脱贫攻坚过程中挖掘潜在的市场机会，并从内部动员和激发员工的热情，增强员工对组织的认同。

2018年，《加利福尼亚管理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企业社会责任需要企业政治责任：公司可持续与政治》[3]（CSR Needs CPR：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nd Politics），探讨了大企业借发布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等活动掩盖其背后从事与公告福利相违背的游说等政治活动的行为，指出如果要真正切实加强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引导和评估，就必须将企业政治责任作为其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将企业主动披露其倡导有利于（或是从事有悖于）社会和环境福祉的公共政策的政治活动的透明度作为企业政治责任的表现。2015年大众汽车尾气门事件后，公众对于大企业的幕后游说活动及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才有了更深的认识。由此，学者们对于CSR概念的内涵也随着外部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有了新的认识。

对于在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环境下的企业来说，它们的企业政治责任如何体现，它们履行的社会责任中是否已经包含了企业政治责任，这些都是涉及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一些头部企业的反垄断调查和处罚，警醒了企业家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保持坚定的政治责任并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从总的趋势来说，由于CSR在实践中存在着被滥用的情况，成为企业“漂绿”“漂蓝”来掩盖其为牟取私利而阻碍社会公共福祉提升的工具。如何更精准地评估企业开展社会责任的目的、具体措施以及实施效果，评估企业的总体社会影响力，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