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题的提出及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社会主义成为一种与资本主义并行的社会制度，与资本主义社会有着不同的目标和追求，代表着人类社会最终发展方向。从十月革命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展和壮大，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曾经充满生机和活力。但是，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社会主义是有发展前途的制度还是超越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早产儿”？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是不是历史的必然？这些问题反映出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怀疑，也有对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等方面的教训的深入反思。

苏联解体已经20多年了。自苏联解体之初，中国学界就对苏联解体原因、苏联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于苏联解体的主要和直接原因，国内学界的看法存在很大差异。有学者强调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关键在于选择了方向性错误的改革路线”。戈尔巴乔夫及其领导集团确定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本身是错误的。错误的政治思想方针造成国家领导核心的丧失，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进一步导致社会、经济、政治、族际关系等方面的激烈动荡，国家的灭亡就不可避免了。在个性特征上，戈尔巴乔夫的社会主义信仰不坚定，没有得力的领导班子，领导作风独断专行，缺乏大国领袖应有的人格魅力与领导魄力等，各种原因使得他不能胜任苏联这样一个大国领袖的职务。因此，他本人对于苏联解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在这里，学者们在剖析苏联解体的多种因素之外，指出了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领导人在领导改革时，对于改革方向的错误选择，即放弃社会主义路线。另外一些学者虽然也看到戈尔巴乔夫个人负有的历史责任，诸如改革的目标不够明确，没有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工作重点，改革出现方向性错误，以及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摇摆不定，其领导集体没能很好地驾驭和控制国家的局面等等，不过他们更强调的是苏联在历史上所积淀的各种阻碍因素，例如，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的关系；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和僵化的经济体制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苏联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破坏法制，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教条主义和学术上的批判运动，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气息和创造精神；一个拥有100多个民族的大国没能很好地解决民族问题；执政党忽视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不能始终保持先进性，失去民心，终至垮台[2]。这种观点更强调苏联解体的历史因素和客观原因。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着重强调苏联解体的体制性原因。也有研究者从多个方面总结了苏联解体的原因：“左”的教条主义的思想理论，是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而“左”的政治路线是导致苏共失败的关键的路线因素；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导致苏联发生剧变的深刻的体制原因；缺乏民主和监督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造成苏联党政领导机关的官僚化、特权化和严重脱离群众，是导致苏共失败和苏联解体的重要政治原因；对待农民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上的失误、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上的失误都是苏联遭受失败的重要原因[3]。在这里，学者们更侧重于苏联解体的体制性因素。

总体来看，就苏联解体原因，国内外学者有的从戈尔巴乔夫改革入手——戈尔巴乔夫改革在路线、政策、具体实践以及其本人的思想方法等方面的失误与错误；有的从政治角度入手——斯大林体制的弊端，苏共后期政治改革的失误或者错误；有的从经济角度入手——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机能耗尽，戈尔巴乔夫改革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失误；有的从思想和意识形态角度入手——苏联后期民众的政治冷漠，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公开性”、民主化与多元化对传统价值观以及社会思想意识的巨大冲击；有的从民族问题入手——苏联后期对民族问题的压制以及没有对民族问题予以足够重视、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对民族冲突的处理不当；还有对外部因素的分析与解读——西方的和平演变政策等。这些观点归纳起来，形成了苏联解体原因的“改革错误路线说”“斯大林模式说”“民族矛盾说”“外部原因说”等多种观点[4]。当然，更普遍的观点是“合力说”，即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分析在20多年间不断深化，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并且基本上都围绕苏联上层的执政者、国家体制与制度、民族关系与政治、经济、外交政策等方面进行。如果套用大卫·科兹的话说，苏联解体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似乎更清晰地反映出苏联解体中的上层决策者以及国家政治体制因素。不过，作为一党执政的国家，苏联共产党对于苏联解体应负有责任，苏联共产党在自身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5]。尤其是作为执政的苏联共产党最基层的部分——基层党组织，其在苏联历史上曾经起到怎样的作用，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它又处于怎样的地位，广大党员如何对待和看待党和国家发生的一场巨变，苏共失败、苏联解体对于他们的个人生活与社会价值观有什么影响，等等，值得人们深入反思。

早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一个完整的组织体系对于政党的存在十分必要。他们明确提出，在现存世界中，“共产主义者”这个概念的意思是“特定革命政党的拥护者”[6]，并且“任何政党没有组织都是无法存在的”[7]。党组织是党得以存在的基础，而基层组织是党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是党借以影响每个团体、每个劳动者、每个人的据点，也是党联系广大群众、取得群众支持的纽带。列宁在很多理论文章中也强调布尔什维克党要“在一切工作部门建立党支部”，“每个支部和每个党的工人委员会，都应当成为‘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宣传工作和实际组织工作的据点’”[8]。党通过基层组织直接地、实际地实现自己的政策和决议，实行自己的纲领。研究党的基层组织，对于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完善自身，使之发挥更强的战斗力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在苏联历史上，苏共基层党组织曾是一个有严格纪律、严密组织系统的政治体系，还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者就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出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列宁，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建立之初就在革命斗争理论和实践上给布尔什维克党的基础——党小组和党支部以指导。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党，党的组织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其基础——基层党组织在苏维埃国家面临外来侵略时，起到了保卫者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先锋队。基层党组织深入苏联国民经济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部门，在苏联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当苏共被宣布停止活动，以及不久后苏联解体时，对于这样关乎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命运的大事，几十万个基层党组织和上千万名党员并没有做出激烈反应。一个很重要的客观原因是，在苏共被停止活动前，党的队伍已经涣散，多数基层党组织已陷于瘫痪，党员与基层党组织的先锋作用实际上已经丧失，加之人们对戈尔巴乔夫实行的改革的失望、对政治的冷漠等主观因素，使得苏共基层党组织这个曾经有强大战斗力的集体在历史的紧要关头竟无所作为，留下历史的遗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共党的队伍和基层党组织从结构严整的体系走向涣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苏共基层党组织在苏联前期具有怎样的理论指导和组织结构，使之能够发挥先锋队和战斗堡垒作用，又有哪些因素使这个先锋队的性质发生变化，导致人心尽散，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是本研究关注的焦点。

苏联解体前，党的基层组织战斗力的丧失以及各级党组织的涣散，对于苏共被解散，及至几个月后苏联的解体都有直接影响。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基层组织作为最小的细胞，虽然其破坏不会立刻产生社会影响，但在党的长期发展中，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在社会主义大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它的自身建设对于国家的强大、社会的稳定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党的建设应是立足于基层组织之上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共产党被多数人视为苏联共产党的继承者。到2000年前后，它有约50万名党员，近1.7万个基层党组织，是俄国国内最大的党，基层组织较其他党派也最完备。不过，进入新世纪以后，俄罗斯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不断下降，到2013年，俄罗斯共产党的党员不到16万人。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俄共深入宣传使俄罗斯摆脱危机、实现现代化的建设性方案，并在城市居民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吸收新党员，以增强队伍的战斗力。在其后3年中，新增党员4.6万人，在2011年的杜马选举中，得票率与2007年相比几乎增加1倍。俄共认为，普京执政以来的统治集团错过了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机会，使国家卷入金融危机的旋涡，面临实体经济不振、贫富分化加剧的局面。可以说，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是现行统治制度坚定的反对派，主张使俄罗斯回归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经济危机不断深化的情况下，2009年3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出了党的反危机纲领，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2011年为扩大社会影响，该党对关系国民生活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公众投票活动。同时，为反对篡改苏联历史，俄罗斯共产党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例如，在2009～2010年，为庆祝列宁诞辰140 周年、斯大林诞辰130 周年和苏联人民取得卫国战争胜利65 周年，俄共举办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在媒体上对“去斯大林化”进行了抗议和抵制，并采用拍摄电影、增加网站等手段扩大在民众中的影响。其目标是在2012年的国家杜马选举中取胜[9]。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俄共的得票率仍位居第二，并且，其在俄罗斯议会中始终处于第二大党的地位。不过，俄共对俄罗斯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并不是最大的，远不及统一俄罗斯党，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俄共并非俄罗斯议会第一大党[10]。除了这个客观原因之外，在俄共的自身，其组织形式、组织结构、政治纲领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问题甚至有延续苏联共产党的弊端的“嫌疑”。例如，有俄罗斯学者指出，在俄共党纲中，把国际形势放在第一位，而对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国内经济问题关注不够，党的理论创新与宣传工作还停留于形式上，不能深入人心。尽管做了大量工作，在年轻人中发展新党员，但俄共党员的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在不到16万名党员中，有将近一半的（44%）党员是已过退休年龄的人，只有10%的人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在党的高层领导中也存在年龄老化的问题，领导队伍20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诸多情况说明，俄共领导人“并不了解转型时期俄罗斯社会的实质”，奉行了一条“脱离民众的路线”[11]。可以说，俄罗斯共产党要扩大社会影响，获得更多的支持，还需要在政治纲领、组织结构、思想宣传等方面做大量的工作。其中，如何吸取苏联共产党在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提高基层组织人员的思想素质，更好地了解基层党员的政治诉求与实际状况，在党的纲领中更好地反映广大党员的要求，应当成为俄共在党的建设方面的一项重要工作[12]。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一度进入低潮，遭遇挫折。尽管面临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中国、越南、朝鲜、老挝、古巴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保持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各国根据时代变化和本国国情，努力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和执政力量，经受住了时代发展的考验。虽然目前世界上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仅有这5个，但各国展现给世人的却是一幅比较美好的画卷：经济持续增长，社会秩序井然，各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比较稳定，共产党员数量不断增加。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8512.7万名，比上年增加252.5万名，增幅为3.1%；党的基层组织总数达420.1万个，比上年增加17.5万个，增幅为4.3%。党员数量和基层党组织数量都在稳步上升。越南共产党现有党员360万人，朝鲜劳动党现有党员400万人，老挝人民革命党现有党员19.1万人，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古巴共产党现有党员70万人。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都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十分重视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采取了许多适合本党本国的措施，加强和改善执政党的领导。在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如何加强执政党建设，从组织结构以及思想认识上更好地把广大党员凝聚在一起，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是各国执政党需要结合新形势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苏联共产党的执政经验与管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曾起过示范作用，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可以说，学习、借鉴苏共的组织管理模式曾经是执政的共产党的一项重要任务，而推广苏共管理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也曾是苏共的主要工作。如何客观看待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历史，从中汲取经验，总结教训，也是其他国家共产党需要面对的问题。苏共20大以及苏联解体，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剧烈震动，同时，也促使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深入反思苏联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从而为开创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契机，也对执政党如何巩固执政基础、抓好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严峻的课题。基层党组织建设尽管只处于执政党的基层，不能对高层决策起到决定作用，但它是执政党的基石，直接影响到执政党社会基础的稳固。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党员的组织程度与思想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执政党是否代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党员群众中是否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这是执政党必须时时面对并不断解决的问题。

俄国文学家涅克拉索夫曾感叹：“你又贫穷，你又富饶，你又强大，你又衰弱，——俄罗斯母亲！”[13]诗句反映了诗人当时的矛盾心理，而这又岂不是20世纪末叶苏联国情的写照：一个拥有广袤土地、不竭资源的富饶国家，一个打败过法西斯，曾经让全世界人肃然起敬的大国突然变得既贫穷又衰弱；曾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对本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直至世界政治都产生过深刻影响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关乎党自身存在、国家命运的问题上，竟衰弱到几乎没有发言权的地步。这个过程是怎样演变的？从中应汲取执政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哪些经验与教训？思考并回答这些问题，无论在当时还是现今的世界各国，尤其对同样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