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引言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清代社会与今日世界，既遥远，又一脉相连。数百年来，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最渴望的追求似乎从未改变，就是那些人生中可望而不可即、可一而不可全的东西，即金钱、名誉等稀缺资源。人们总是先从单一资源开始，求名或求利，后追求名利双收。在个体身份、荣誉、地位等社会资本与国家的经济资本之间如何转换方面，清代实践了一条颇具特色的道路，给后人留下了诸多探索的空间，这就是本书讨论的捐纳制度。简言之，捐纳专指民众通过市场交易，以资金获取升学资格或官场职衔等社会资本，实质上它是一场个体与国家的资源互换。[1]

对于民众来说，捐纳意味着什么？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讲过一个清代传统家庭的奋斗故事，有一家地主好不容易积累了资本，却总是被乡里的武秀才欺辱，不得不求教别人。高人给他指出一条路，就是可以捐一个秀才，从此与武秀才平起平坐。地主还想让武秀才心服口服，高人只能说希望他的孩子参加科考，获得秀才等功名。[2]这一平常故事既展示了清代基层民众对稀缺资源的渴望，也显示了稀缺资源对家庭代际奋斗的影响。留给大家的疑问是，这些资格、荣誉是可以买卖的吗？又如何买卖呢？政府是支持这种行为还是反对这种行为？

这里有一个清代官场中小人物何宗逊真实的事迹，捐纳在他的仕途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他的经历为我们了解捐纳这场资本转换游戏提供了难得的视角。

（一）投石问路，两年苦熬

对于士子来说，即使颇有家资，个人才干出色，但要在官场中谋得一缺，要经历多少复杂的程序，要维护哪些人情网络，个人又要经历哪些欢喜悲苦呢？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四日（1897年6月3日）下午三点，安徽士子何宗逊自上海，历经烟台、塘沽和天津，乘坐轮船、火车等，终于到达北京丰台火车站。后又雇用轿车一辆、大木板双套车三辆，装着徽州的各种特产，匆匆赶往会馆。[3]吃完晚饭后，何氏第一件事就是托人询问仁昌金店，捐纳知县“遇缺先”选用花样需要多少钱。不久友人传来消息，何氏辗转反侧，原来金店说这个花样需要公码平银6636两，而且很可能打不了八折，需要十成上兑。

原来，清代仕途本身就是一场十分复杂却精致的竞争游戏，捐纳在其中作用非常突出。就何氏来说，他三兄早已给父母捐了封典，此次他们家族又支持他捐纳县令。清代选官大体分满汉两道分项进行，下层官缺两者相差无几。对于汉官来说，又按月轮选。鉴于仕途人员壅积，朝廷又分不同顺序掣签，遂有单月选缺，也有双月选缺。[4]在怎样安排掣签选拔轮次上，朝廷为了补充财源，设计了销售这种优先选拔权的方式。当然只是部分的，而非全部。这样一来，最好的机会是遇到官缺出来，不分单双月即行掣签。但是最便利的选官方式，附带的却是最高的捐纳价格。此次何氏的捐买价格自然也就不菲。

何氏夜里很是懊恼，在上海畅游豫园、观赏张园，看外国马戏，参观机器制造局的种种新奇与快乐片刻间烟消云散，代替的是憎恨自己沿途游玩，恐怕耽误了办理捐纳日期的烦恼。光是这个打折价就有1300余两，足够自己还债的。不过，这一点很快就被证明是金店的一种营销策略。

第二天早上六点，何氏因为捐纳事情如芒在背，急忙在京城到处打听消息。毫无头绪之际，他想起了在安徽省城时，有位友人黄忠侯拜托他带一封信交给西河沿宝和金店的主人孙耀堂，交代他询问捐纳花样的细节。于是吃完茶后，他赶紧跟一个同伴送信到宝和金店，附带打听捐纳花样一事。可惜，金店的主人不在家，但他的同事邢仲园负责此类事情。邢氏说这种花样捐纳可以在直隶办理，但是要快，只有一两天时间，过期就不行了。如果委托他们，大概是按照八折进行，需要交纳库平银4954两，外捐折成公码银5306.7两。何氏跟同伴商量了一下，决定立刻在这里委托金店办理捐纳花样的手续。他将上洋崇余钱庄代买乾盛亨票号京二两平足银7000两的汇票，还有自己朝考知县礼部的执照，以及三代年貌籍贯的证件，一起交给邢氏，拜托他赶紧办理。当天晚上十点，宝和金店主人孙耀堂来信，说他可以帮何氏在天津代为办理。

第三天早上六点，何氏拜了会馆的关老爷，又一次雇车来到宝和金店，再次询问捐纳花样一事。这次邢氏有点含糊，一会儿说可以做八折上缴，一会儿又说部里可能难以通融，没有前一天说的那么肯定。何氏更加着急，只能多说好话，千万拜托。

何氏是否和《官场变形记》中的赵温一样，被京城的老爷们盘剥蒙蔽呢？[5]其实，何氏也还是有所来头。他三年前就来过京城，并且参加朝考，获得第一名。只是后会考未中，加上家中丁忧，不得不回籍守孝。此次守孝期满，在家中筹足资金后，憋着一口气来京城捐纳求官。第四天，老友吏部铨选处的汪子贤来到会馆，跟何氏聊天，交代了很多应该办理的事情。

第五天，按照汪子贤的交代，何氏与好友犀园一起坐车到了鹞儿胡同，找到吏部书办王宝斋，请求办理丁艰起复一事。何氏将安徽巡抚等办好的丁艰起复咨询吏部、礼部的文书九道，一起交给王宝斋，拜托他代为办理。回来的路上，何氏又特意到宝和金店打听捐纳花样的事情，可惜没有结果。

直到第八天下午四点，宝和金店的邢老板才来到会馆，给何氏出示了上交捐纳的实收凭证。此次捐纳花样交银实际数额为公码平银5306.8两，折合京平足银5454.06两。此次捐纳花样实际按照八折上收，填写的实收日期为三月二十日，比实际缴纳日期要提前一个多月。至此，何氏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从实收银两日期来看，金店还是起到了一番作用。

不过，丁艰起复一事又起波澜。来京的第十天下午，何氏与好友再次来到王宝斋家，询问此事。王氏迟疑了片刻，说吏部的稽勋司对材料挑出了毛病，说是缺少县府的印结，需要小费六七十两银子，否则就要退回去查找原籍，再请文书办理。如果不想费此周折，就需要按照他们的要求，提交额外的费用。何氏跟好友商量了一下，决定答应这个要求，只求他们赶快办理。

来京的第十四天，何氏与好友特地赶往吏部书办王宝斋家，将京足票银60两交上，恳请其代求稽勋司通融办理丁艰起复的手续。对于这种勒索，何氏只是一只待宰的羔羊。

终于，在来京的第十八天，何氏收获了来京后的第一份厚礼。是日晚间，宝和金店送来了户部给何氏颁发的“遇缺先”执照，何氏将其记录在日记之中：

户部为遵旨事，据直隶总督册报，优贡朝考知县何宗逊，安徽黟县人，捐年三十二岁，身〇，面〇，〇须，遵新海防例，捐银肆千玖佰伍拾肆两，准以知县遇缺先选用，所捐银两于光绪〇年〇月〇日由〇〇收讫。相应换给执照，以杜假冒，须至执照折。曾祖〇〇〇，祖〇〇〇，父〇〇〇。右照给何宗逊收执。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廿日给照。部行。[6]

来京的第二十二天，何氏再次来到王宝斋家，得到确切的掣签顺序。王宝斋告知何氏此次捐纳进入新海防八成九三次掣签名单。该卯同班捐“遇缺先”的人有七个，其中何氏捐钱名列第五，掣签名列第二。何氏长舒了一口气，谁知这不过是宦途的刚刚起步而已。

何宗逊是一个幸运儿。来京的整整两年后，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1899年6月3日），按照捐纳所得花样顺序，经吏部掣签，何氏得到山西太原县缺。[7]他连忙托人到电报局给大通和常熟的家人发电报，传报喜讯。六天后，何宗逊半夜起来，凌晨三点从城南会馆出门，到东华门内时，天才刚刚亮。四点半，到西苑门下车，在六项公所小坐，日出后在西苑门外排队等候。上午九点，吏部专员带领入海，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勤政殿前跪下，背诵自己的履历三句，然后退出。出来后，到鸿胪寺叩谢天恩，领取相关凭证。再在城内拜访各位座师。何氏在座师午樵处待了很久，下午回到会馆时已经六点多了。吃完饭后，何氏手捧当日邸钞，赫然印有“奉旨：山西太原县知县，着何宗逊补授。钦此”，不禁露出了一丝微笑。[8]

复盘何宗逊宦途得缺的心路历程，紧张和忙碌是最好的心态描述。对于何氏来说，这段生活的主题是明确而且唯一的，就是求得一官半职。相对于同辈来说，何氏本是能力超群、科途顺畅之人。早在10年前，也就是光绪十五年六月六日（1889年7月3日）这一天，何氏也是三点起来，到皇宫的中左门听候点名，在保和殿西侧参加全国优贡生的朝考。早上六点开始下发试卷，写到下午五点，将近12个小时，检查无误后交卷。第二天下午，何氏得知自己考了第一等第一名（参考人数为74人）。当日，他也是派仆人李升往大通发电报，告知喜讯。[9]顶着朝考头名的荣誉，何氏却在会考中名落孙山，感叹“三年辛苦，仍是一场春梦，可发一叹”。[10]后谒选铨部，不料家内丁忧，不得不回籍守孝三年，自此仕途耽搁。在京的两年中，何宗逊对求官之欲毫不掩饰。他在光绪二十五年的元旦试笔诗中写道：

元辰天气喜晴明，纠缦祥云绕帝京。

慈孝两宫同建极，怀柔万国尽倾城。

一门雍睦家风粹，百里休和吏治清。

更愿石麟天降瑞，早跻科甲到公卿。[11]

仕途通达，科甲公卿自是何氏毕生所愿。其实，何氏的周围人对此也多有期待，如座师午樵的和诗也是殷切在望：

学优则仕号淹通，文运难齐判啬丰。

才调不居凡品下，循良端出宿儒中。

一官展布敷甘泽，满路讴歌听好风。

预卜青云联步上，苍苍我已问天公。[12]

应该说，座师午樵的这种期待远非常人所能理解。在科途和仕途的道路上，那些默默陪伴者的辛酸苦楚，非同道中人不能体悟。晚清状元张謇此前困顿科场多年，师友期望甚高。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张謇日记载：“菊师与谈，谓勉勉前程，以为出头之路，可以救贫，否则作几句散体诗，习几句应酬话，终不足报亲师之恩，副戚友之望也。闻之悚然。”[13]

对于何氏来说，家中叔父兄弟的期望带来的压力更是沉重如山。就在得缺的前两月余，何氏接到王宝斋的消息，二月整个出缺七个，而他必须到第十五缺才开始轮班。因而他在日记中写道：“功名早迟之数，只好付之前定而已。”[14]

何氏在给家里兄弟的信中写道：

劳劳车马驻长安，两载淹留为一官。

逋渐将台上避，好花犹在镜中看。

但将旷达希庄叟，更把糊涂学吕端。

回首故园一惆怅，碧桃开满石栏干。[15]

面对家乡兄弟，何氏才能彻底敞开心扉，不仅哀叹宦途艰辛，两年淹留，唯求一官，仍是镜中花、水中月，同时更是思念故乡的一花一草。在清代拥挤的仕途中，命运似乎比才干更加重要。任何一个小的便利捷径都可以使漫长的仕途产生不可意料的变化，这也是捐纳在仕途中为人们所追逐的深层原因。对于何氏的日常生活来说，这种求官的压力更多是人生的底色。

也就是在这种压力下，在科途的追逐中，何氏从不敢松懈。他先后参加录科考试，后又参加是年的会考。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初八至十六日，何氏在贡院东堂下陈字四十七号的考位上，历经九天场屋煎熬。九月十二日，何氏在会馆听到喜报，中式第257名，感慨良多：“自恨文字不高，难登高选。然名场潦倒近二十年，一旦偶博一第，亦若得之意外。良由仰借先世余荫，故能致此。但不能早得十年，慰吾亲于逮存之日，为悒悒者久之。”[16]在何氏看来，自己已经在科场蹉跎了20年，即使偶得一第，也是先祖余荫所致。当然，何氏或有谦虚之意。不过，第二年的殿试却未能高中，何氏不得不回到候补等缺的路上来。

在何氏的日常生活中，除了紧张等待、科考应试之外，仍有不少值得忙碌之事。这些事情中，一个焦点仍是官缺的获取，或者为自己，或者为别人，何氏忙得不亦乐乎。从地理空间来看，除了会馆之外，何氏跑得最殷勤的两个地方就是吏部书办王宝斋家和捐纳代办的西河沿宝和金店。对于何氏自身捐纳来说，班次已经排定，等候就是主要的流程。但是中举后，何氏到底如何选官，仍有探索之处。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何氏与好友来到宝和金店，经过两次讨论，最后还是将通判改为知县上兑。[17]在何氏和好友看来，尽快出仕才是正道所在。

对于何氏来说，捐纳早已是一个成熟的行业，具体的呈报手续和交付流程均有专业的机构或者人来代理。在具体的交纳银两、换取执照等方面，北京的金店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宝和金店正是何氏的重要据点。在信息打听、通融办理等方面，吏部书办王宝斋等扮演了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何氏按照常规，每年支付年费四两给王宝斋。[18]票号更多承担了银两的汇兑功能，何氏往往从新泰厚票号等取银出来，存入自己熟悉的宝和金店，办理捐纳相关的业务。[19]

除了自己的捐纳选缺外，何氏还参与或者主导了诸多与捐纳有关的事务，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何家的三兄要求填补封典。原因是封典实收漏填本生祖父母的名字，希望宝和金店代为向户部换取执照的时候声明补填。[20]但是宝和金店的邢掌柜不在，他的同事说不可通融，理由是封只能及嗣祖父母，至于本生祖父母需要另外捐封，不能补填。

二是亲家懿生来函拜托何氏，准备先捐通判衔，等会典告成，再由誊录获邀议叙，希望走这一仕途捷径。为此，何氏来往宝和金店多次，费力甚多。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何氏帮懿生送誊录投供、同乡京官印结等给吏部书办王宝斋。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何氏接懿生函，得知他准备外捐盐大使衔，在会典馆上功课。何氏先是从宝和金店垫付200两银子，后因会典馆人满为患，又不得不多次赴王宝斋家恳求，求其将咨文送到会典馆，同时又在会典馆找人通融入学，支付10两银子小费。[21]六月初五日下午，何氏拜托王宝斋将懿生的盐大使衔实收凭证送到吏部核验。[22]九月十一日，王宝斋来函告知何氏，已经跟吏部承办处商量，懿生的议叙可以月内完成。十四日，何氏按照王宝斋的要求，共交议叙银36两。[23]十月二十七日，领取懿生议叙照小节，送至王宝斋处，交领照银、点缀银共28两。[24]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七日，王宝斋特别告诉何氏，帮他查到懿生盐大使衔分引费用，大概为捐指省公足银220两，印结费200两，引见费98两。[25]

三是为好友兰谷策划捐纳事宜。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三日，兰谷到北京，目的是捐福建盐大使。初四日，何氏到宝和金店打听捐纳款项。得知其按照试用大使由未拣选举人上捐，需要公码足银871两。初六日，何氏陪兰谷至宝和金店，定下捐纳一事。[26]

四是为同住会馆好友舒芷芬捐知县遇缺先选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何氏与舒芷芬至前门外草厂九条胡同三晋源票号验证照票。六月初一日，何氏陪舒芷芬将三晋源票号汇到的银两拨交给宝和金店存账。六月二十五日，舒芷芬再三拜托宝和金店，多方讨论价格，最后议定京平足银6730两，较之何氏多出千余两。[27]

京城本来就是当时社会的信息交互中心，捐纳这种关系仕途沉浮的紧要消息，总是迅速在小圈子内传播。何氏在京两年，对于各种捐纳消息，总是特别关心。如亲家叔衡，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五日得以知县签发江西。亲家原本想直接捐指江西的县令花样，后因为何氏打听到消息，知道该月分发知县中有江西签两支，所以决定赌一下，谁知签发得中。何氏此举为亲家省了捐纳银400两。[28]举人大挑、督抚换位等事，何氏也是悉心记录，不厌其烦。

（二）八月知县，九年幕僚

一般基层官吏，如县官，到底能给自己带来多少收入，又给自己带来多少社会资本，抑或给家族带来多少收入和荣誉呢？对于捐纳上升的官员来说，这究竟是一桩赚钱还是赔本的买卖呢？何氏的县令为官经历略显离奇却又在情理之中。

对于何氏来说，此次掣签，运气不错，山西太原虽不比江南一带富庶，但是比云贵等边疆地区显然优越不少。何氏对此还是比较满意的。在赶赴山西之前，仍有不少任职手续要办。先是宴请亲朋，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十八日何氏在京城余庆堂请客，到者18位，至申刻方散。下午还取领大结，支付结费公砝足银55.7两。两天后，坐车至东长安门，赴吏部画凭毕，又去吏部取凭证。[29]是月二十七日，在同仁堂店买药、珠市口买靴子。二十九日，何氏到宝和金店，邀请邢掌柜同赴蔚盛元票号，会晤该票号副掌柜张星河，商量到山西用款的事情。[30]还订好骡轿等交通工具，用费甚多，心痛不已。后从北京赶往太原上任，七月初一日经获鹿县，吟诗“野旷蝉声远，坡高马力遒。一官虽小就，要把国恩酬”。此时的何氏，自是春风得意，希望一展抱负。[31]

掣签中后半年，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何氏正式开始县官生涯。是日早上九点，何氏穿戴整齐，到县署拜仪门，与前署任袁文焕见面，后面见刑名师爷。中午于县衙大堂恭设香案，叩头谢恩，再升堂受参，正式开始理政。何氏平时注意民情，勤于治理，断案、结案勤慎。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为例，他的日常工作内容如下（见表1）。

表1 何宗逊县令一个月的日常工作内容（光绪二十六年五月）

表1 何宗逊县令一个月的日常工作内容（光绪二十六年五月）-续表

这一月，山西太原晴空无雨，作为县令的何宗逊心急如焚，祈雨是他工作中的紧要大事，一个月内有13天在举办祷雨仪式，有时一天还两次行香。在祈求上天保佑的同时，何氏也积极准备救灾，自拟《办荒章程》，请省府各级领导审示批准。何氏坐堂理政十分勤慎，一个月内有29天开堂议事。审案是何氏的重要工作，一个月共问案65起，结案52起。

可惜好景不长，风云突变。光绪二十六年中外关系紧张，义和团运动在各地兴起，山西情势危急。六月初四日（6月30日）太原县小店镇乡约禀报拳民砍毁电杆，何氏饭后亲自勘察，同时进省汇报抚藩。何氏主张镇压拳民，维护教民。时任山西巡抚的毓贤主张打击教民，临时派来的领兵周克昌有意制造事端，随后何氏被毓贤参办。六月二十四日，布政使宣布顾藜青接任太原县令。至七月初七日交代，何氏有账如下：本年展摊平好铁银63两零，官捐昭信股票银100两，津贴解饷差费银225两，臬台公费银50两，道台公费银55两，本府公费银150余两，总共643两欠款，无力交代。[32]

两个月后，八月二十二日，何氏拜见同乡武将马玉昆，在其手下谋得一职，至此开始幕僚生涯。[33]

八个月的县令生涯，对于何氏来说极为难得。他自己后来也回顾，短短的八个月结案200余起，理政之勤，办事之公，都是问心无愧的。但是，县令工作没有给他带来丰厚的收入。从他个人的开支来看，这一时期基本处于入不敷出的状况，潦倒至极，好友夏眉生等准备凑钱100两银子，支援他的生活。在自遣诗中，何氏一诉衷肠，调侃自己三十年读书之功，不如周克昌母亲在恭亲王府的喂乳之力：“罢官真觉一身轻，何事旁观叹不平。卅载读书本无用，输他乳臭得功名。”[34]

此后，何氏以文案一职跟随马玉昆征战各地，才开始慢慢积累财富。入幕半年后，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二日，何氏托夏眉生往家中寄银300两。[35]是年七月初七夜，何氏独坐难寐，写词感叹债务缠身，自嘲：“余身为债帅，欲归不得，颇与牵牛欠聘钱相似。”[36]十一月二十三日，何氏家信提及托程瑞生往家中寄银500两。[37]何氏当幕僚三年后，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一日，往家中寄银730两，又当面给他三兄250两。何氏宣布此前所有欠款基本还清。[38]此后，何氏在马氏军营中生活优厚，积累甚多。宣统元年三月十七日（1909年5月6日），何氏准备南下，将多年的积蓄寄回，是日在大德恒票庄算账，寄给亲家胡霭英洋23000元，剩英洋883元，按照一元英洋折合0.708两湘平足银，积蓄为16910两白银。[39]

何氏从负债累累到家道殷实，转折就是九年幕僚生涯，因为东家为淮军马玉昆，其部队驻扎京城附近，为朝廷看重。何氏深受马玉昆重视，宫廷送礼、弹药购买和将士发薪等事，何氏都积极参与，从中获利丰厚。何氏进入幕府后，在升职过程中，捐纳的作用更加突出。由于效命军营，加上主帅青睐，何氏因军功捐纳升职异常顺利。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因马玉昆部成功处理花子沟事件，保奖出力文武人员26名，何氏被保举，由山西直隶保升知府，加运使衔。此次保奖清单就是由何氏亲自撰写的。十一月十一日，有关何氏等请奖奏折得到朝廷允许。[40]一年后，按照惯例，捐纳知府需要入朝引见。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吏部书办王宝斋通知何氏，按照新章引见知府，需要交银1280两。何氏赶紧赶往座师孙家鼐家，请求孙氏第二天带他到吏部办理手续，赶在新章颁布前参加引见。此次正式引见在是年十一月初三日，何氏由乾清门进入，分班觐见。初九日蒙皇太后、皇帝召见问话，后接上谕，何氏以知府交军机处存记。[41]四年后，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因武卫军在日俄战争中防务得力，何氏再次获得保奖，免补知府，以道员仍留原省，归候补班前先补用，并仍交军机处存记附片稿。[42]

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何氏为女婿南特捐办主事，当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两年，捐例也已经停止。但是何氏对捐纳官职的兴趣甚大，不惜改买别人遗弃奖项，先后费银4000余两，后经吏部掣签，南特分发陆军部学习行走。[43]

以何氏十余年的宦途来看，清代捐纳颇有一番独特的景象。一是，捐纳对个人的仕途发展是必要的吗？有明显的作用吗？何氏的经历可以说明，在清代官场中捐纳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为普通士人或汉人晋升的重要筹码。即使需数千两白银，士子们也是咬牙一搏。捐例停止之后，何氏仍不惜以白银4000余两接手别人转让的捐纳名目。在何氏出任县令的过程中，捐纳花样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般来说，捐纳对于个人的仕途发展是物有所值的。正因如此，才有源源不断的人抢购捐纳的各种名目。何氏为自己及亲友不断捐纳，显然是一种社会的普遍现象，而非个案。二是，捐纳的投资能否收回成本？从短期的官员生涯来看，何氏是没能做到这一点，甚至不能保证基本的收支平衡，离任交代都欠债累累。应该看到，何氏太原之任的情况也不是特殊例子。他的好友朱子钦在山西灵石代理县令，亏钱6000余两，上司不让他到荣河县就职，为此，何氏也感叹：“官场之全无公道，大都类此。”[44]应该说，直接在任职中获取捐纳的回报是一件较为难以实现的事情。不过，从官员成长的长远来看，这种投资还是有其特定的战略价值的。何氏后来保举知府，以及朱氏的仕途，都显示出捐纳助力宦途启程的重要性。三是，捐纳为什么会受到官员的青睐呢？虽然捐纳本身不能带来巨大利益，但会给官员的升迁带来某些便利。正常的仕途升迁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如清朝著名大臣汤斌在教子书中说道：“我系清署儒官，踁踁自守，一生贫苦。汝辈贤，师吾俭，即他日幸博一第，岂可改我家风？况士君子登一甲科，二十年不得一县令。且甲科亦何容易？世风浇薄，若止一诸生，恐再为势家所夺，又多一番可笑。”[45]由此可见，在清代，通过正常渠道获得一官一第，确实不易，中举进士后，20年都不能得到一个县令。何氏任职县令虽是幸运，捐纳之功也难以掩饰。

一些外国人怎么看待清朝捐纳呢？乾隆朝朝鲜使臣朴趾源在与中国一帮士人和商人闲聊时，问到中国士农工商的四民分业中，各个阶级并无贵贱的分别，但是通婚和仕途是否有所区别。旁边有士人东野回答说：“我朝有禁，仕宦家不得与商工通婚，以清仕路，所以贵道贱利，崇本抑末。吾辈俱是家世做卖买的，未得士家为婚。虽纳资输米，权补生员，亦不许乡贡为举人。”但是也有士人反对说，通婚等禁令往往针对乡里居住的人，对于离乡的商人则很难执行。朴氏对于中国生员等人究竟有什么特征表示好奇，有士子认真解释：“诸生亦有许多名目，有廪生、监生、贡生，以生员升补。一为生员，九族生辉，四邻蒙害，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此乃生员之专门伎俩。士流亦有三等，上等仕而仰禄，中等就馆聚徒，最下干求假货。谚所谓做个求人面不成，生涯都绝，不得不做个假贷人，奔忙道路，不择寒暑，向人嗫嚅，情状先露。不谓当年高谈之士，化作世间可厌之人。谚所称求人不如求己，所以做买卖的自无此恶况苦景也。”[46]在朴氏的认知中，清代捐纳与社会阶层流动关系密切。对于一般贫民来说，能够捐纳成为生员，在乡村社会中地位自然上升，虽然武断乡里的坏人也不少。但是这种生员与真正读书的士人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士人的发展路途无非三条：上则当官，中则就馆，下则求食。

（三）取财小道，口是心非

捐纳是国家与民众的一场持续交易。对于国家来说，捐纳的开设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考量呢？

清代的地方官员与各代帝王，如唱双簧一样，演出了一幕幕让人眼花缭乱的剧目。顺治六年，户部官员提出，国家财政收支有限，开支巨大，“但今边疆未靖，师旅频兴，一岁所入不足供一岁之出”，要求“今议开监生吏典承差等援纳，给内外僧道度牒，准徒杖等罪折赎……以裕国家经费之用”。[47]此后，捐纳成为国家补充财政经费的重要应急手段。不过，两年后，朝廷停止了部分捐纳内容，主要是停止僧道的谱牒执照费用。朝廷指出：“国家生财，自有大道。僧道纳银给牒，琐屑非体，且多有输纳无措，逃徙流离，殊为可悯。以后僧道，永免纳银。”[48]对于朝廷来说，一些无关紧要的捐纳项目可以砍掉，但是大的捐纳事项却一直得以保留。

康熙帝对于捐纳一事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认为捐纳虽然不美，但极为有用。雍正帝继承了这一看法，对捐纳也是采取实用主义态度。雍正帝一方面认为捐纳只是权宜之策，“开例捐纳，少助军需，原属一时权宜，非可行之久远”；另一方面对捐纳也并不干涉，有事则开。雍正二年九月，西北用兵告竣，雍正帝下令将户部与陕西各项捐纳事例停止。[49]

乾隆帝对于捐纳一事的情感颇为复杂。大体来说，乾隆朝开启捐纳一事先紧后松，最终以大开捐纳结束。乾隆初，停止捐纳是重要举措。乾隆元年正月二十一日，朝廷发布上谕，规定将京师及各省所开捐纳事例，一概停止。同时，规定允许生童捐监，仅留户部捐监一条。[50]遗憾的是，乾隆朝财用日窘，先是仓储，后有河工，再有军需，捐纳之门似乎欲掩仍开。到嘉庆三年三月，乾隆帝不得不接受大臣建议，大开捐例，即著名的川楚例。乾隆在上谕中仍不忘给自己辩解，说“此次剿办川楚教匪，阅时较久，而一切军需供亿，亦皆由内帑拨给，丝毫不以累民”，只是因为办理善后事业，不得不新开捐例。[51]

嘉庆帝也是希望停止捐纳，只是事与愿违，此后清朝国势更加衰弱，捐纳作为国家财政救济手段越发不可替代。此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光绪帝时期，后因科举废除，捐例才缓慢退出历史舞台。

当人们的眼光抽离这场游戏本身，不禁要问，在清代社会发展中，捐纳究竟给社会民众和朝廷带来了怎样的利益和影响，是什么力量支撑了这场资本转换游戏的长期生存呢？因此，很有必要对捐纳的核心概念进行理论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