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内容
本书主要探讨中央环保督察背景下被督察地区企业受到中央政治压力与环境规制的双重影响,通过观察在此影响下企业的市场反应、政商关系、环保投入变化探索生态环境治理体制的微观效用路径,最后进行理论推演并给出对策建议。图1-3显示了本研究的逻辑推导过程。
图1-3 研究问题逻辑
具体而言,本书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1.中央环保督察下资本市场对环境信息风险的反应
本书讨论了中央环保督察对环境违规信息在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的影响。以往的文献尽管研究了环境规制下市场的各种反应,比如立法、加大处罚力度、政府补助、增强投资者环保意识、媒体监督等(陈开军 等,2020;方颖 等,2018),但是忽视了非常关键的因素,即制度的执行力。本书对中国建立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如何改变以往研究中环境信息对中国资本市场无效的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
(1)中央环保督察使中国资本市场开始重视公司环境违规风险。以往大量研究基于2015年之前的样本数据,给出了环境信息在中国资本市场无效的结论。而自2015年起,中国开始逐步建立生态问责制度,并成立中央环保督察组对全国各省(区、市)开展督察巡视,以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和执行力改变了环境信息的风险含量,使环境信息由“非绝对价值相关信息”变为“绝对价值相关信息”。本书通过事件研究与计量分析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在资本市场发挥了有效作用:经历中央环保督察前,公司发生的环境违规事件对公司市值没有显著影响;而经历中央环保督察后公告的环境违规事件,会使公司异常收益率显著降低。
(2)中央环保督察具备双重特性,通过执行环境规制与施加中央政治压力发挥效用。在中央环保督察的过程中,不仅依据法律法规对企业环境违规行为进行规制,更重要的是通过施加中央政治压力加强地方政府进行环境管理的执行力。研究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中环境规制力度越大、受到中央政治压力越大的地区,环境违规信息对公司累计异常收益率产生的负面影响越大。
(3)中央环保督察让环境管制俘获现象得到纠正。以往政商关系对企业环境问题具有“保护作用”,使企业发生环境违规行为时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市场惩罚,与地方政府共享环境成本利益。本书检验结果表明这种对于环境的管制俘获会受到中央环保督察下中央政治压力的冲击。
2.中央环保督察对政商关系的影响研究
本书检验了中央环保督察下政治压力与执法强度对政商关系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将政府补助作为研究中央环保督察下的政商关系变化的切入点,原因在于企业所享有的财政福利、优惠补贴始终是建立政治联系、达成隐性契约的最直接结果(余明桂 等,2010)。中央环保督察下政商关系是否会被削弱,代表了中央环保督察后企业与地方政府是否会谨慎对待利益结构中的环境问题。因此问责期间政商关系的转变直接反映了中国特有背景下中央环保督察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再到企业的传导有效性,而政府补助资源配置的变化则体现了政府治理重心的改变。研究结果表明:
(1)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后,当地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显著减少。这意味着中央环保督察会削弱地方以往建立的政商关系,地方政府在发放政府补助时会更加谨慎。具体到中央环保督察的细分特征上,中央环保督察为地方政府带来的政治压力对企业获得政府补助的影响要强于中央环保督察中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而具体到政府补助的细分性质上,中央环保督察会使地方政府发放的软约束类补助显著减少,对硬约束类的补助没有显著影响;同时对减少除环保创新用途以外的补助的作用显著。
(2)企业政治联系中由产权性质带来的原生政治基础会影响中央环保督察效力,国有企业能够避免中央环保督察对政府补助的影响,而非国有企业则不能。企业在中央环保督察中更容易失去因聘用具备政治背景的高管而建立政治联系所获得的财政补贴。
(3)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财税依赖度越高,企业越能抵消中央环保督察对政商关系的削弱;而财税贡献小的企业则不能。但在中央政治压力下企业的高财税贡献率并不能完全避免中央环保督察的影响。
(4)地区污染治理投资结构的好坏也影响着中央环保督察对政商关系的作用,对污染治理投资结构相对非优的地区的政商关系的影响较大,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显著减少,对政府资源的调整能够减少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被挤占的现象,体现了中央环保督察提升政府补助使用效率、调整地方资源配置的作用。
3.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次级环境成本的影响研究
本书探讨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企业环境行为的核心在于观察企业资源的最终流向。企业对环境问题投入资源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企业的环保态度,也代表了企业选择的发展路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企业妥善解决生态问题,不仅要求对资源的投入“量”足,更要求对资源的使用“效”高。在观察企业针对环境问题投入的资源时,应当考虑其目的性以及长期效应,因此本书认为环境成本可以大致划分为偏向污染付费原则的“次级环境成本”,以及偏向预防治理原则的“可持续环境成本”。本部分针对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的次级环境成本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发现:
(1)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次级环境成本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中央环保督察会显著增加企业的环保罚款、环保税、排污费、污染治理支出等费用化类环境成本。
(2)在中央环保督察中环境规制力度与地方受到的中央政治压力越大,越能促进当地企业增加次级环境成本。
(3)地区的环境治理保障水平越高,中央环保督察对当地上市公司的次级环境成本影响越大。
(4)在面对中央环保督察时,相比聘请具有政治背景的高管的企业,没有聘请具有政治背景的高管的企业的次级环境成本增加更多。环境管制强度对企业次级环境成本的影响,在是否具有政治背景的高管的两组样本间存在显著性差异。但中央政治压力对企业次级环境成本的影响,在是否具有政治背景的高管的两组样本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4.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可持续环境成本的影响研究
本书还探讨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可持续环境成本的影响。生态保护应该从污染发生的起点做起,关注企业生产的全过程。因此提高生产技术、改进生产流程才是企业环保投入应有的高效使用方式。研究结果发现:
(1)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可持续环境成本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使企业加大了对环保技术开发、升级改进生产设备等方面的投入。
(2)在中央环保督察中环境规制力度与地方受到的中央政治压力越大,越能促进当地企业增加可持续环境成本。
(3)聘请了具有政治背景的高管的企业在中央环保督察的影响下可持续环境成本增加更多,在中央政治压力与环境管制强度的影响下可持续环境成本也存在高管政治背景的组间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