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历史背景（1969年）

一、卡尔·门格尔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1.开端

人们所知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始于1871年。当时，卡尔·门格尔（CarlMenger）出版了一本名叫《国民经济学原理》（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的袖珍小书。

人们习惯于追溯环境对天才所取成就的影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倾向于把天才的功绩归因于他所处环境的作用，以及他所在时代和国家的舆论氛围。尽管这种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卓有成效，但毫无疑问，它都不适用于那些其思想、理念和学说对人类至关重要的奥地利人。伯纳德·博尔扎诺（BernardBolzano）、格雷戈·孟德尔（GregorMendel）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并没有受到他们的亲戚、老师、同事或朋友的鼓舞。 (1) 他们的付出没有赢得其同时代同胞和祖国政府的赞赏。就博尔扎诺和孟德尔的专门领域而言，他们是在一片可以被称为思想荒漠的环境中开展其主要工作的。而且，早在人们开始领悟其贡献的价值之前，他们就去世了。当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医学协会首次公开他的学说时，他遭到了嘲笑。

有人可能会说，卡尔·门格尔发展的主观主义和边际主义的理论已是山雨欲来。它早已被几位先驱预示。此外，大约在门格尔撰写并出版其书的同一时期，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StanleyJevons）和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 (2) 也撰写并出版了阐述边际效用概念的书。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这个令他心潮澎湃的问题，他的所有老师、朋友或同事都毫无兴趣。有一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我告诉他，我们年轻的维也纳经济学家经常在非正式但定期的会议上讨论经济学理论问题，他若有所思地说:“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维也纳没有人关心这些事情。”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这个世界都没有“奥地利学派”，只有卡尔·门格尔。

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vonBöhm-Bawerk）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von Wieser）从未在门格尔门下学习过。在门格尔开始以私人讲师身份（Privat-Dozent）授课之前，他们就完成了在维也纳大学的学业。他们从门格尔处所学的东西，都来自对《国民经济学原理》的研究。在德国的各所大学，特别是在海德堡的卡尔·克尼斯（KarlKnies） (3) 研讨班待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回到奥地利出版了各自的第一本书，并分别受聘于因斯布鲁克大学和布拉格大学，在那里讲授经济学。很快，一些参加过门格尔研讨班并受到其个人影响的年轻人，壮大了为经济研究发光发热的作者队伍。一开始，外国人把这些人称为“奥地利学者”（theAustrians）。但是到后来，在门格尔的第二本书《社会科学方法论探究》（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insbesondere）于1883年出版后，当其与德国历史学派的对立开始公开化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AustrianSchoolof Economics）这个名词才被使用。

2.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奥地利的大学

19世纪70年代初，在门格尔于1 873年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的助理教授之前，门格尔在奥地利内阁的新闻部任职。奥地利内阁由自由党成员组成，他们主张公民自由、代议制政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健全货币和自由贸易。19世纪70年代末，自由党被由教会、捷克和波兰的贵族，以及斯拉夫各民族的民族主义政党组成的联盟驱逐。这个联盟反对自由主义者支持的一切理想。然而，在1918年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Empire）解体之前，自由主义者说服皇帝于1867年接受的宪法及其补充性的基本法律依然大体有效。

在由这些法规保障的自由氛围中，维也纳成为新思维方式先驱者们的重镇。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奥地利与欧洲的思想成就完全无关。在维也纳，没有人关心西欧的哲学、文学和科学——奥地利之外的其他省份更是如此。当莱布尼茨（Leibniz）和后来的大卫·休谟（David Hume）踏上维也纳时，这片土地并没有对其工作表示好感的当地人。 (4) 在19世纪下半叶以前，除了博尔扎诺以外，没有一个奥地利人对哲学或历史科学作出过任何重要贡献。

但是，当自由主义者解除了阻碍一切思想活动的枷锁，废除了审查制度并宣布宗教协定无效时，杰出的思想家开始涌向维也纳。他们中的有些人来自德国，比如哲学家弗朗兹·布伦塔诺（FranzBrentano），以及同是律师和哲学家的洛伦茨·冯·施泰因（LorenzvonStein）与鲁道夫·冯·耶林（RudolfvonJhering）。除此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奥地利各省，少数人则出生在维也纳。这些引领者之间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其追随者也是如此。前道明会修士（Dominican）布伦塔诺开辟了一条最终引向胡塞尔（Husserl）现象学的思想路线。马赫（Mach）是引向石里克（Schlick）、卡尔纳普（Carnap）和他们“维也纳圈子”（ViennaCircle）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倡导者。布洛伊尔（Breuer）、弗洛伊德和阿德勒（Adler）以一种与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和瓦格纳-乔雷格（Wagner-Jauregg）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解释神经官能症现象。

奥地利的“信仰与指导部”以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所有这些努力。自19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其内阁部长和这个部门的员工都是从最可靠的保守派，以及所有现代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反对者中挑选出来的。对于 这些在其看来是“外来风尚”的东西，他们只有蔑视。这些人恨不得把所有这类新奇事物挡在大学门外。

但是，大学在自由主义思想影响下获得的三项“特权”，使其行政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和所有其他公务员一样，教授们也是公务员。他们必须服从上级，也就是内阁部长及其助手的命令。但是，这些上级无权干预课堂和研讨班上所讲授的学说内容。在这方面，教授们享受着人们常说的“学术自由”。此外，部长在任命教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向皇帝建议任命某位教授）时，有义务（尽管这一义务从未明确规定过）遵从相关学院的建议。最后还有私人讲师制度。出版过一本学术著作的博士，可以要求相关学院承认他是本学科不受限制的私人教师。如果该学院决定支持申请人，仍然需要得到部长的许可。实际上，在许士尼格（Schuschnigg） (5) 统治时代之前，这种请愿一直都能得到批准。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正式承认的私人讲师并不是公务员。即使被授予教授的头衔，他也不从政府那里领取薪水。少数私人讲师可以靠自己的存款生活。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得另谋生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从选修其课程的学生那里收取费用的权力微不足道。

这种学术事务安排的结果是，教授委员会在管理学校方面几乎享有无限的自主权。经济学是在各个大学的法律和社会科学学院讲授的。大多数大学都有两个经 济学教席。如果这些职位中有一个空缺，一群律师（最多还有一位经济学家）就会选择继任者。因此，这个决定取决于那群不是经济学家的人。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这些法学教授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他们不是经济学家。他们必须在两种对立的思想流派中做出选择，一方是“奥地利学派”，另一方则是在德意志帝国的大学里授课的所谓“现代”历史学派。即使没有政治和民族主义的偏见干扰他们的判断，他们也不禁对德意志大学教授们专门称为的“奥地利”思想路线产生些许怀疑。奥地利从来没有产生过新的思想方式。在按照德国的大学模式重组（1848年革命后）之前，奥地利的大学就是一片荒漠。对于不熟悉经济学的人来说，用“奥地利”来形容一种学说，带有强烈的反对改革和梅特涅（Metternich） (6) 黑暗时代的气息。对于一个奥地利知识分子来说，自己的国家再次陷入过去时代的思想荒漠，真的是糟糕透顶。

在奥地利的门外汉看来，“方法论之争”是“现代”科学与“落后”奥地利的冲突。在此之前，卡尔·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就分别在维也纳大学、布拉格大学和因斯布鲁克大学获得了教席。他们的同事对他们没有个人恩怨。但只要有可能，他们就试图把历史学派的追随者从德国带到奥地利的大学。在奥地利的大学，那些被世人称为“奥地利经济学家”的人，多多少少有点 像被勉强容忍的外来者。

3.奥地利知识界的奥地利学派

在伟大的自由主义时代，法国和德国的大学更为杰出。这些大学不只是为新一代专业人士 提供专业实践所需教育的学习机构，它们也是文化中心。学校里的一些老师闻名世界，受到全世界的尊敬。选修其课程的不仅有打算获得学位的正规学生，还有许多活跃在各个专业领域、商业领域或政治领域的成年男女，后者只希望在课堂中获得知识上的满足。严格来说，这些局外人并不是学生，他们蜂拥至巴黎学习勒南（Renan）、甫斯特尔·德·库朗日（Fustel deCoulanges）和柏格森（Bergson）的课程，涌向柏林学习黑格尔（Hegel）、亥姆霍兹（Helmholtz）、蒙森（Mommsen）和特莱奇克（Treitschke）的课程。 (7)对于学术界的工作，这些 受过教育的公众兴致盎然。精英人士阅读教授们出版的书籍和杂志，加入他们的学术团体，并如饥似渴地参与各种会议的讨论。

在这些只把空闲时间用于研究的业余爱好者中，有些人绝不限于浅尝辄止。现代科学史记录了许多这种夺人眼球的“局外人”的名字。例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对经济学唯一的（尽管不是划时代的）卓越贡献，是由一位企业法律顾问（来自法兰克福的大忙人）海因里希·奥斯瓦尔特（HeinrichOswalt）做出的。在他写书时，法兰克福还没有大学。 (8)

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和20世纪初的维也纳，大学教师与这个城市受过教育的公众同样关系甚笃。当年老的大师们去世或退休，而影响力较小的人顶替其教席时，这种关系就开始消失了。这一时期，维也纳大学的名气和这个城市的文化卓越地位，被几位私人讲师维持并有所提升。最突出的例子是精神分析学。它从未得到任何官方机构的鼓励。它在大学之外生根发芽、蓬勃发展。弗洛伊德作为一个拥有毫无意义教授头衔的私人讲师，是精神分析学与学术官僚阶层的唯一联系。

在维也纳，由于奥地利学派创始人终于在多年的传承中赢得了认可，人们才对经济学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使笔者在20世纪20年代开设了私人研讨班， 创办了经济学学会（EconomicAssociation），并建立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在后来则被更名为奥地利经济研究所）。

私人研讨班与大学或任何其他机构没有任何联系。在笔者奥地利商会的办公室里，一群学者（其中有几位私人讲师）每个月都有两次聚会。大多数参与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学术研究的，他们都相对年轻。还有一些年纪稍长。 由于对整个人的行动科学领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团结一致。在讨论中，他们处理哲学、认识论、经济学理论和历史研究各个分支的问题。1934年，当笔者被瑞士日内瓦的国际关系研究生院任命为国际经济关系教授时，这个私人研讨班也随之戛然而止。

除了英年早逝的理查德·冯·施特里格尔（RichardvonStrigl，过早地结束了他辉煌的科学生涯），以及路德维希·贝特尔海姆-加比隆（LudwigBettelheim-Gabillon，关于他，我们将在后文有更多的介绍），私人研讨班的所有成员都在奥地利以外找到了适合的领域，以学者、作家和教师的身份继续他们的工作。

在从19世纪60年代初建立议会到1938年纳粹入侵之间的时光里，维也纳在精神领域厥功至伟。在几个世纪的贫瘠与荒凉之后，精神之花突然绽放。在纳粹入侵的许多年前，其凋零也 已经开始。

思想探索是少数人的工作，而且也只受到少数精英的赏识。对于这些壮举，许多人痛恨不已、不屑一顾，好一点则是漠不关心。在维也纳，在奥地利，精英人士凤毛麟角，广大群众及其领导人尤其对他们深恶痛绝。

4.奥地利内阁成员庞巴维克和维塞尔

经济学之所以不受欢迎，是因为它分析了特权的 影响。人们不可能反驳经济学家的论证，即所有特权都将损害这个国家的其他人，或者至少是很多人的利益。只有当特权也被授予那些受害者时，他们才会容忍这种特权的存在。然后，当每个人都享有特权时，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普遍下降，没有人是赢家——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输家。 (9) 然而，贪婪的人无视经济学家的警告，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不借助特权，自己就无法在竞争市场中取得成功。他们相信自己将比其他群体获得更有价值的特权，或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他们可以阻止其他群体得到任何补 偿性的特权。在他们眼里，经济学家只是想破坏他们计划的害人精。

当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开始他们的科学生涯时，他们并不关心经济政策的问题，也不关心用古典经济学反对干预主义。他们决心把经济学理论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上，并将其视作他们的天职，准备全身心地投入这一事业。门格尔十分反对奥地利政府（就像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政府一样）采取的干预主义政策，但是，对于如何使政府回归好的政策，他觉得除了在自己的书和文章，以及在大学教学中阐述好的经济学之外，别无他法。

庞巴维克于1890年加入奥地利财政部。他曾两次短暂地担任管理内阁的财政部部长。1900—1904年，他在欧内斯特·冯·克贝尔（Ernestvon Körber）领导下的内阁中担任财政部部长。庞巴维克在工作中的行事原则是：严格维持法定的金平价，以及不接受任何来自中央银行援助的预算平衡。一位杰出的学者路德维希·贝特尔海姆-加比隆，计划出版一部分析庞巴维克在财政部工作的综合性著作。不幸的是，纳粹杀害了他并销毁了他的手稿。 (10)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维塞尔曾在奥地利内阁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商务部部长。然而，他的活动受到了无处不在的权力的制约——在他上任之前，商务部的一名官员理查德·里德尔（RichardRiedl）就已经获得了这一权力。实际上，只有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留给维塞尔本人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