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 法律VS.正义

离开麦高文豪宅后，这是我第一次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房间。我从救世军二手商店买了张双层床、一张小书桌和一把椅子。我们甚至有一支电话！可是打电话到加州算是长途电话，须额外付费，我付不起，所以我们设定了一些暗号。我的公寓室友约翰和艾伦都同意电话铃响四声后再接。一响代表我在家或我听到了，两声是我想你，三声是我爱你。这个办法真好，因为，如果是用真人的声音，我会没有勇气说出那些话。身为中国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把爱说出口。后来有人问我：何不打电话给她本人，或由对方付费？「那样你可以听到她的声音后挂断电话，而你不须付费。你甚至可以偷偷插入你的声音，问她希望你什么时候回来。」

「那我怎么把私密的信息传给她？」

「什么信息？」

「我爱你。」

我持续和饼干见面。只要她去音乐会或歌剧，总是要我陪着一起去。当我提出要付钱，她会说：「你付不起的。等你找到工作，就能带我出去了。」我喜欢去音乐会，那所音乐学校会提供免费的接待员票，但以音乐学校的学生优先。等到向其他人开放时，票都已经送完了。

有一天饼干打电话给我：「你要来吃甜点(dessert)吗？」

沙漠(desert)？我知道她是说晚餐。沙漠能干什么呢？

「可是我在午夜之前无法离开实验室。」

「没关系。」

「凌晨一两点可以吗？」

「如果你不在乎看到我穿睡衣。其实，任何时间都不成问题。反正你有钥匙，我也不会出去。」

从那天起，我就不在住处吃宵夜了。

周末时，甜点会变成晚餐。有一天，我在看她准备晚餐时发了一番议论：

「要是在中国，你刚才丢弃的食材，足够喂饱许多饥民。」

她一言不发，拾起切掉的肥油和肉皮，用腊纸包好了递给我。

「喂，把这些带着美国爱心的东西寄到中国去吧。」

「你们美国人真的是被宠坏了。」我对她说：「你不了解饥饿的意义。」

「看看是谁自称英语专家！」

「语言和情感有关，而不只是它的意义。我问妳，当妳在维克多‧雨果写的《悲惨世界》中读到那个人为了他挨饿的侄儿偷了一块面包，妳作何感想？是正义的，还是不道德的？」

饼干在象牙塔里长大，她父亲是医生，在南加州拥有一座巨大的酪梨园。她就读私立学校，一直念到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份轻松的工作，在一所学校当图书管理员，并且住在近郊的富人区。

此后，我们讨论的话题从歌剧转到书籍。我不是个爱读书的人，除了马克‧吐温、海明威和杰克‧伦敦，我对美国作家不熟悉。另一方面，饼干给我的印象是从未读过他们的作品。当我提到一些伟大的俄国作家像托尔斯泰、高尔基、果戈里，她也好像对他们毫无印象。同样的，我也从未听过她提到的作家。

「虽然我们没找到任何作家的作品能够让彼此产生共鸣，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跟你谈话超过了跟戴夫。」

「因为我们之间有一道文化鸿沟。」

「你是说缺口吗？你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间隙吗？」

「我所谓的鸿沟，是指我们的思想、经验和看待生活的方式，以及我们周边的环境都不同，当然会有大量的交流来填补这道鸿沟。」

有一天她对我说：「我不想去跟戴夫见面了。」

「为什么不？」

「我会错失跟你谈话的机会。跟戴夫没什么好谈的。」

「难道一次只限一人，就是异性之间友谊发展的模式？由于你们快一年没见面，会有很多话要告诉对方，用以弥补两人之间的缺口。」

「你认为我该去吗？」

「当然，你去看看对他有什么感觉，也不必作任何承诺。你们之间并没有婚约，就当对他的实验作一份报告。」

「如果我找不到任何和戴夫之间差距，还能回来找你吗？」她面带微笑地说。那笑容看起来很调皮。

她去赴约了，从此不再打电话邀我去吃「沙漠」(甜点)或听歌剧。同时，我也另有借口，开始为写论文而奋斗。我发现这比做那些计算还困难。

几周后，戴夫和饼干去了欧洲，并在法国的一个小村庄里举行了婚礼。

高桥可可跟我认识的其他女孩不同。我们去看了几次电影，她总是把花费的一半交给我，说：「这是我的部份。」

「我请客。」我说。

「我们在日本都是各付各的。这在美国怎么说？」

「如果妳要各自付账，我们分别支付自己的费用不是简单多了？」

「这是美国，习惯上是男生付账。要让他们以为我们是这样；否则，他们会轻视我们。」

可可是个传统典型的日本女子，娇小、柔弱、害羞，即使不穿和服，也具有香烟海报或旅行招贴上的日本女孩所有的特征。西北大学没有其他的日本学生，同时，中国学生只有几个男生，没有女生，所以高桥可可喜欢和中国学生相处。但中国男生要么不约会，要么刻意跟日本人保持距离。

有一次我向可可建议：「有时不妨跟拉菲一起外出？」

「那样看起来不好。」

「为什么？」

「在日本，只有坏女孩会跟美国人一起出游。」

「但拉菲是以色列人。」

「他们的长相都一样。」

只有在三人以上的组合中，她才会和「美国人」一起出游。所以有好一阵子，我是她唯一的朋友。她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惠子，说我是她的「男朋友」。

可可和一名单身女精神病学者同住共食。「她很怪异。」可可告诉我：「我尽可能不跟她一起待在屋里。」所以她经常在晚上跑来我的实验室，我们会一起出去沿着湖滨散步。

有一晚，她在午夜过后打电话给我。

「她的行为有暴力倾向。」她说：「这次，她的精神病学者朋友都不能来。我很害怕。我可以来你住处过夜吗？」

我能说什么呢？我空出上铺给她睡，还拿了件衬衫给她当睡衣。我睡平常用来当衣橱和书架的下铺。

她告诉我，房东和她所有的精神病学者朋友都有点精神病。「他们之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范，那就是其中一人发疯时，他们会互相照顾。她交代我绝对不能打电话给医院或警察，只能打给一位她的精神病学者朋友。我猜是不想让他们的病人知道。」

此后，只要可可的房东出现精神病患的攻击行为，她就会来我住处过夜。这种情况发生过几次，有天早上可可走后，艾伦问我：「你什么时候要跟她上床？」

这算哪门子问题？

「难不成我必须跟每个认识的女孩上床吗？」

「如果你不要，我愿意帮你跟她上床。」

我忽然想起当我指控爸爸对妈妈不忠，他曾对我说：「我是个男人，当然会有基本欲望，那是与生俱来的。当你妈妈把我一个人留在汉口，因为对你们这些孩子，那里的天气太热，或是她不想要你们转学。你们要我怎么办？」

我从来没把性跟生活本能联结在一起，就像对食物的需求。没有食物，人活不成；但没有性，照样能活。我认为那是一种爱的表现或极致。妈这样说：「人和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可以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而动物不能。」

我父亲是另一种说法：「生活就像骑马。你可以骑马去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甚至驰骋到陡峭的山顶，只要你能够悬崖勒马。」

艾伦和我们住在一起没多久就转到医学院，可能正在向他的同学吹嘘：他跟所有的漂亮护士上过床。

帕特‧郭纳搬进来取代艾伦的位置。

「我主修指挥，希望你们别介意我整天播放唱片。」他自我介绍，然后加上一句：「霍洛维兹是我的教父。」

谁是霍洛维兹？谁在乎？

顺便一提，犹太教有教父吗？我以为只有天主教有，倒没注意新教徒之间有这一号人物。

此后，当帕特对着镜子挥舞指挥棒时，我们一再被伯恩斯坦的赣第德[1]轰炸。在我听来，此曲的音响十分可怕，直到我听到他的犹太教祈祷文。我以为这是在向上帝祷告，但祷词真的吓到我了。

「我正在向祢祷告，而祢却手指缠绕着彩虹打瞌睡。醒醒吧，老头。你的承诺哪儿去了？」

这让我想起爸爸曾跟我提到一间黑人教堂里的一名牧师。「主啊！请降临我们！」他用最高音呼喊着：「别在乎屋顶，我会赔偿损失。」

美国人竟然跟上帝开玩笑。如果是在中国，这种祷告方式会被认为亵渎神明。

有一天，帕特演奏一首伯恩斯坦所写的，好像是叫「怎么煮罗宋汤」的曲子。显然他试图模仿盖希文的「遛狗」，但在各方面都远远比不上盖希文。在那之后，我就不再听伯恩斯坦的作品了。

拉菲偶尔会出现。每次他来时，我都会问他有没有新的笑话。他有不少从以色列来的朋友，每次他们聚会，都会互相交换新笑话。

他第一次来看我时，给了我一盒袜子。

「这是什么？」

「我受不了看见你的破袜子，把它们丢了吧。」

「我知道你如今在福特公司有一个高薪职位，那你何不请我出去吃顿晚餐？」

「你看，我会做最好的犹太、阿拉伯和俄罗斯菜，你会煮最好的中国菜，餐馆还能提供什么好菜色？再说，上餐馆一个人付的账，够我们做三、四人份的菜，为什么你不煮点中国菜呢？」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有什么新笑话？」

「你听过一个美国人不得不在以色列航空的飞机上跳伞的故事吗？」

研究生是天生的夜行动物。大学生日间占用科技大楼，研究生就进入休眠状态，天黑后才爬出来。可是我无法让自己过这样的生活，我已习惯在海上夜以继日地工作。

在科技大楼地下室，我有个大实验室，娜蒂亚和妮娜白天会在那里，她们像我妈和阿姨。我才不要像其他研究生，平白失去机会练习法语和享用午茶时间的甜点。

到了晚上，我的实验室变成了唐人街，有媞雅、老余、梁道和伊芳。实验室地处偏僻，除了门房，即使大白天也很少有人会接近。在我到来之前的学生，甚至在这里放一张活动床和练习大提琴。如果有人想摊开手脚小睡一下，或煮个咖啡、茶什么的，这里多的是实验桌和本生灯。结果，这幢冷冰冰的科技大楼，变成了校园里最温暖的地方。我们一直待到午夜过后，孟功会加入我们一起到我的住处宵夜。公寓只是我睡觉、淋浴和作饭的地方。

不久之后，迈克．麦奎尔加入了我们这群夜猫族。他是西北大学毕业生，现任芝加哥时报记者，一直喜欢在校园里闲晃。他喜欢我们的中式零嘴和讲中国话的声音。

「在我的新闻写作课上，教授告诉我们：古代汉语中存在着大量敬称和时态；后来他们变聪明了，不但去除了语文的包袱，并提高了语言的效果。举例来说：当人们报导一个事件，首先说明时间、地点和涉及的主要人物。在接下来的叙事中，记者为什么要为时态和性别费心呢？教授说：中文只要一个字就可以表达所有的第三人称单数和动词时态，而且不用冠词。这是真的吗？」

「是的。」

「他说：总有一天，英语会觉醒并仿效。」

有一天他对我说：「我正在找一个靠近校园和高架铁路车站的住处。我可以搬来和你住在一起吗？我看到你有双层床。」

「如果你能找到地方存放我的东西。」

第二天，他就带了一个橱柜和一张沙发搬进来了。

我们有一支电话，但从来没人打电话进来。迈克搬进来后，很快就接到找他的电话。

「可以告诉我是谁打电话给你吗？」

「迪．史特法诺」旁边有人帮他回答。

这个名字让公寓里的每个人都感到兴奋。迪．史特法诺是芝加哥黑手党老大。众所周知，他每天都令某人在芝加哥街头被杀，但警察就是抓不到他，因为所有的凶案都是职业杀手干的。最后他因为逃漏税，被联邦政府盯上了。

「我不认为这件事是公平的。」迈克说：「你看，毫无疑问，这家伙每天杀一个人。如果真要谈公平正义，那就该以他的真实罪行逮捕他，而不是在一些琐碎的税务问题上借题发挥。这是不义的。」

「你何不写出来在报上发表？」我问：「你不是为报社工作吗？」

迈克听从我的建议，写了篇文章刊登在芝加哥时报上。当天晚上，迈克就接到电话，迪．史特法诺邀他出去会面。

我们劝他：「迈克，你最好去一趟，不然，我们就得从某个垃圾场把你的尸体捡回来。」

迈克去了。回来告诉我们：迪．史特法诺跟他单独会面，「并且告诉我，从今以后，他只会通过我和公众联系。」你不会相信这家伙被街上的民众所爱戴。老妇人会走到他面前，就像对主教那样亲吻他的手；母亲们会带着孩子来请求他的祝福，好像他就是耶稣基督。而他响应的方式是毫不迟疑地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有鉴于此，芝加哥时报指派迈克，每一次开庭都要去聆听审讯。在法庭上，迪．史特法诺拒绝辩护律师代表他发言，他要亲自应讯。接下来，他上演了一场大秀，在辩护律师和被告之间来个角色对调。每次他做出那些滑稽的表演，法官就会敲槌大叫：「藐视法庭！」

最后审判日当天早上，迪．史特法诺通知迈克带一名摄影师去法官住宅。在摄影机的广角镜头下，他走上法官家的台阶，在前门放置了一个大大的哀悼花圈。

当迪．史特法诺以一再「藐视法庭」的理由被认定有罪，并判了长期徒刑，我们公寓里的每个人都觉得正义没有得到伸张，美国的司法系统有问题。如果迪．史特法诺真的每天令一个人被杀，怎么他被送进监牢的正式理由，竟然是逃漏税和藐视法庭？

美国是个法治国家，但法律是为公平正义而存在，或只是某些人玩的游戏规则？我的感想是：

美式民主是在维护个人权利，而不是社会秩序。然而，社会只有一个，却有很多个人，那一个人的权利才该被维护？美国的司法系统是在保护被告的权利，而不是犯罪的受害者。

我遗漏了什么吗？

注[1]贛第德（Candide）：伯恩斯坦根據伏爾泰的同名小說所作的輕歌劇，又譯為「老實人」。伏爾泰這部小説的主題思想是批判十七世紀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萊布尼茲認為世界上的一切現實都是自然的安排，是完全協調的，因而是盡善盡美的。贛第德的老師潘葛洛斯是萊布尼茲的信徒，可是他的學生卻對此懷疑，認為這一切都是維護舊政權、舊社會、舊制度、舊禮教的欺騙人民的謊話。伏爾泰通過他創造的故事，辛辣地諷刺並揭露了這些舊政權、舊制度的腐敗和不合理。譯者徐志摩把這個作品比之為中國的《鏡花緣》，確有相似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