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剑客

在清华大学，和季羡林最要好的同学除了李长之还有吴组缃和林庚。当年有部电影《三剑客》曾引起轰动，一时“剑客”一词风行校园，于是这四位情投意合的文学青年便被称为清华四剑客了。

吴组缃（1908—1994）原名吴祖襄，字仲华，安徽宣城泾县人。早年先后在安徽省立宣城八中、省立芜湖五中和上海求学。在芜湖五中念书时曾编辑学生会创办的文艺周刊《赭山》，并开始在《皖江日报》副刊发表诗文。1923年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短篇小说《不幸的小草》，1925年3月在《妇女》杂志上刊出的短篇小说《鸢飞鱼跃》，都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1927年回茂林当小学教员。1929年秋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

季羡林的经历与吴组缃有些相似。在济南上高中的时候，在胡也频、董秋芳等老师的鼓励下开始文学创作，由于经历了“五三惨案”，亲身感受到日本侵略者的野蛮和残暴，他写了短篇小说《文明人的公理》，发表在天津《益世报》上，接着陆续发表了《医学士》《观剧》。共同的兴趣爱好，使他和吴组缃成了好朋友。

在清华大学时期，是吴组缃文学创作的高峰阶段，1932年创作小说《官官的补品》，获得成功。1934年创作《一千八百担》。作品结集为《西柳集》《饭余集》。他创作的小说《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等，以鲜明的写实主义风格享誉文坛。本科毕业以后，吴组缃考入清华研究院，1935年中断学习，应聘担任了冯玉祥的家庭教师及秘书。1936年与欧阳山、张天翼等左翼作家创办《小说家》杂志。1938年作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人之一，与老舍共同起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任协会常任理事。1943年3月出版长篇小说《鸭嘴涝》（又名《山洪》），描写抗日战争中农民民族意识觉醒的曲折历程，塑造出章三官这个质朴善良，坚韧勇敢的农民形象，是抗战文艺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吴组缃和季羡林性格相投，有许多共同语言。他看了季羡林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的《兔子》后，大加赞赏，认为写得好极了。受到老大哥的赞许，季羡林很是感激。他们一起旁听朱自清、俞平伯教授的课，一起偷听冰心、郑振铎先生讲课，季羡林还曾造访吴组缃在西柳村的临时住所。吴组缃家境较富裕，夫人带着女儿小鸠子来京伴读，吴组缃搬出宿舍，一家人租房住在清华附近的西柳村。

“四剑客”经常在彼此的宿舍相会，更多的时候是相聚在风景如画的荷塘边或者幽静的工字厅。那块有名的“水木清华”匾额就悬挂在工字厅后墙。如同毛泽东诗词所说，当时“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一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指点文坛，臧否人物，高谈阔论，他们侃大山，吹牛皮，“语不惊人死不休”。连胡适、鲁迅、茅盾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也要月旦一番，意见一致的时候似乎不多，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却不伤和气，通常是谁也说不服谁。例如茅盾的《子夜》出版以后，季羡林与吴组缃就发生过激烈争论。季羡林认为茅盾的文章机械、死板，没有鲁迅那种灵气；而吴组缃却认为《子夜》结构宏大、气象万千。这样的争论虽然没有什么结果，却对他们的文学创作大有帮助，无论是吴组缃还是季羡林，大学时代都是他们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这种争论让他们的命运与中国文坛紧紧连在了一起。

抗战胜利以后，吴组缃任清华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调入北大。季羡林与这位当年好友成了同事。吴组缃还担任全国文联和作协的理事、《红楼梦》研究会会长，季羡林也承担着繁重的社会工作，他们再也没有时间像学生时代那样，聚在一起高谈阔论了。但走在燕园的湖边，偶然相遇，相互问候一下，心里总是暖暖的。1993年下半年，季羡林去看望吴组缃，看到女儿从四川回来陪伴父亲，就叫了一声：“小鸠子！”吴组缃笑着说：“现在是老鸠子了。”

季羡林的这位老朋友，同他一样，虽为文人，但铁骨铮铮，敢讲真话。“文化大革命”中，吴组缃被打成牛鬼蛇神，整得死去活来，夫人也被整得精神失常。他们一度成了“棚友”。就这样，吴组缃敢于在军工宣队面前说：这场大革命令人“毛骨悚然”。有好心人怕他继续挨整，劝他承认说错了话。他却说：这是我的原始感觉。

林庚，字静希，是当代著名诗人，原籍福建。他1910年出生，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学习中文，1943年毕业留校，担任朱自清教授的助教。如果不是他去世的消息被媒体报道，林庚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2006年中秋节的前两天，这位九十七岁的老人在睡梦中辞世，人们这才又记起早年与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并称“清华四剑客”、后来又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北大中文四老”的林庚。北大名教授袁行霈、钱理群都是他的得意门生。钱理群曾告诉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要去接触林庚，去燕南园拜访林庚，因为这位老人有着老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最深厚、最值得传承的精神财富。

据听过课的人们回忆，林庚讲课，有时着白衬衣、背带西裤，有时身着丝绸长衫。他腰板挺直，始终昂着头，大多时间垂着双手，平缓地讲着，讲到会心关键处，会举起右手，辅以一个有力的手势，他从不用讲稿，偶尔看看手中卡片，但旁征博引，堂下鸦雀无声，仿佛连“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林庚退休之前，中文系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堂“告别课”。尽管从1933年在清华大学给朱自清当助教开始，林庚已经执教半个世纪，但他的讲课题目还是几经更换才定下，讲课内容也斟酌再三，教案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这一课，讲的是“什么是诗”。讲课那天，林庚穿一身经过精心设计的黄色衣服，配黄皮鞋，头发一丝不乱。照钱理群的说法，“美得一上台就震住了大家”。然后，他款款讲来，滔滔不绝。但是，课后当钱理群送他回家时，他一进门便倒下，大病一场。晚年，燕南园里这位坐在藤椅上的老人，已经少问世事，不接受媒体访问，淡出公众视野，功利、名望，仿佛已经完全从他的心里消失了。

据季羡林回忆，在清华上学的时候，一日早晨林庚从梦中醒来，看见风吹帐子动，灵感来了，写了两句诗：“破晓时天边的水声，深林中老虎的眼睛。”得意极了，当天就拿给几个“剑客”朋友欣赏。林庚1933年出版了一本诗集《夜》，请俞平伯作序、闻一多题签。林庚说，这就是他的毕业论文。1952年院系调整。吴组缃和林庚从清华来到北大，和季羡林在燕园又聚首了。三位中年人经历了多少家事、校事、国事、天下事，早没有了当年那种少年豪气，但清华园开始的友谊一直珍藏在他们心里。这位曾经的北平现代派诗人、后来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一生追慕的是“寒士文学”和“布衣感”。这种脾气秉性很对季羡林的心思，所以他们终生互为知己。他推崇不在权贵面前低头、“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尘埃。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的骨气。他的学生袁行霈至今记得先生的一句话：“人走路要昂着头，我一生都是昂着头的。”

1957年反右斗争，中文系的党团员几乎全军覆没。那些被划为“右派”的青年教师，一个个成了“不可接触者”。林庚不信这个邪，他在家里安装了一个乒乓球台，邀请这些“右派”陪自己打球。“文革”开始，林庚被打倒，批斗之余，被分配到19号楼（许多年轻教职员工居住在此）打扫厕所。林庚把厕所洁具擦拭得一尘不染。后来，被“解放”，吸收到“梁效”写作组，可谓“一步登天”。据说江青派人送来一束花，说是“转交夫人”，这在当时可是难得的殊荣。只见林庚不卑不亢，悄悄接过，放在桌上。还有一次，江青邀请他参加一个小型文艺活动，他干脆谢绝。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羞于为伍”。“文革”结束之后，清华老同学胡乔木到北大参加一个活动，活动结束以后，极少串门的季羡林陪他到燕南园看望林庚。2005年初林庚过生日，季羡林从医院写来一封贺信：

静希兄：

祝贺九六大庆。从我们友谊之久、之笃来看，克家一走，唯兄独占鳌头矣。在清华时，你写过一首诗：破晓时天边的水声，深林中老虎的眼睛。

又随便说了一句话：感觉进化论，未加解释。我却至今难忘。你不以文艺家自命，但是从你这些简短语言中，我深受影响，至今70年未曾忘记。值此庆寿之际，我却想再提了出来，不知你自己还记得否？你我都是老实人，不喜作惊人之谈。

弟季羡林乙酉春301医院

信的结尾两句颇耐人寻味。不知这是对当年朋友们年少轻狂的调侃呢，还是对数十年风雨人生的感悟？季羡林和林庚心有灵犀，自然是没有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