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题材的多样化

从整个时代风气来说，晋人对政治生活的态度比较淡漠。西晋时代还有一些激楚之音，到东晋，文人的精神世界在自然和玄理之中得到进一步的满足，在诗文中追求的是“宅心象外”的情致。即使是“坎咏怀”，也要寄托于“列仙之趣”。总之是创作距离社会生活愈来愈远，刘勰所谓“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文心雕龙·时序》），确实是当时的实际情形。

对东晋的诗文不能一笔否定。对大自然的描摹已为后世的创作积蓄了有益的经验，而像在刘琨、郭璞的作品中，也仍然体现了对社会的愤慨和世事的关心。不过这毕竟是少数，多数作家醉心于物质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自我完善，形之于诗文，不仅看不到《风》、《骚》的热烈，建安的慷慨，也看不到太康作家对艺术技巧的辛勤探索。历来的文论家对这近百年来的文学创作给予尖锐的批评是完全有理由的。

晋、宋之际文风开始转变，到宋文帝元嘉时代（424—453），所谓“体有因革”，最明显的现象是文学摆脱了形而上的思维而重新注目于日常生活，再度恢复了缘情言志的功能。

文人的视野开始从庄园、山林中转向现实，在诗文中又有了对于功业的追求和对社会的不平、愤懑。这一转变，是刘裕两次北伐振作国威，义熙到元嘉间近四十年农村和都市经济的发展，寒门开始有机会参与机务，以及儒学在一定程度上的复兴等综合作用的结果。被称为“江左三大家”的谢灵运、颜延之、鲍照，他们的作品内容，由于出身、性格、经历等等不同而相当不一致，不过却共同表现了对人生比较强烈的思想感情，和东晋人的淡漠迥异其趣。谢灵运是高门甲族中最有才华的诗人，在政治生涯中屡遭蹉跌而最终被杀，但他始终不满意刘宋王朝把他摆在文学侍从的地位上，他在诗歌里所流露的傲岸、忧虑、焦躁，其浓烈的程度，不仅在东晋一百年的诗歌中绝无仅有，下及齐、梁，也极为少见。他的族弟谢晦，原先在政治上风云得意，宋文帝元嘉三年在荆州抗拒朝廷，战败后被捕，在械送入京途中，作有《悲人道》这首介于诗、赋之间的作品：“哀人道之多险，伤人道之寡安”，同样也是被现实吞没的一曲悲歌。袁淑的《效曹子建白马篇》、《效古诗》，显然在力追建安的慷慨之音。颜延之的《五君咏》，重弹多年来濒于绝响的清峻急切的调子，公然歌唱鸾翮虽铩而龙性难驯；他的《北使洛》、《还至梁城作》，缅怀往昔，颇多凄怆之辞。类似的作品，像谢瞻的《经张子房庙》、范泰的《经汉高庙》，也都是借怀古以咏时事。至于“才秀人微”的鲍照，作品中对社会腐朽的批判，其深刻和激烈，无疑是终南朝之世并无第二的。他的乐府诗感情奔放，骨力强劲，属于时代中的变徵之音；辞赋中的《芜城赋》、骈文中的《登大雷岸与妹书》、《瓜步山楬文》，感慨苍凉，都是历代传诵不衰的名篇。何承天的乐府《鼓吹铙歌十五曲》中，像《巫山高》、《将进酒》、《雉子游原泽》等，所透露的对现实的关心，也和过去同类作品的一味歌功颂德大异其趣。

爱情、友谊、乡思，这些人生中最普遍的感情，在这一时期的诗歌里大量出现。例如王微《杂诗》二首写征人思妇，虽然不见高明，却是阔别已久的题材。刘义恭、刘骏、颜师伯都有《自君之出矣》的小诗，又题作《拟徐幹》、《拟室思》，都是摹拟徐幹《室思》之三的后四句，末二句用一种具体事物来比拟思绪之长而且深。咏牛女七夕的诗，现在能见到的就有谢灵运、谢惠连、刘铄、刘骏、颜延之、谢庄、王僧达等人的作品。其中宋孝武帝刘骏是一个暴君，然而在即位前写的一些诗却都有情致，《七夕》中“秋风发离愿，明月照双心。偕歌有遗调，别叹无残音”，即使在大小谢的七夕之作中也很难找到这样清新流丽的句子。他的《丁督护歌》六首之五：“督护初征时，侬亦恶闻许。愿作石尤风，四面断行旅[6]。”想象新奇细腻，当然是学习民歌的产物。曾经做过和尚的汤惠休，今存的诗作绝大部分都是情歌，钟嵘说“惠休淫靡，情过其才”，确是一语中的之论。他的《江南思》“垂情向春草，知是故乡人”，是思乡作品中的名句。颜延之和谢灵运、王僧达之间的酬赠诗篇、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则表现了朋友之间的真挚感情。

咏物诗的出现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谢惠连有《咏螺蚌》，袁淑有《咏寒雪》、《啄木诗》，鲍照有《白云诗》、《咏白雪》，等等，与此相应，咏物小赋的数量也较前有所增加。另外，在小品文方面，袁淑等人的作品中有一些俳谐之作，虽然渊源于鲁褒《钱神论》一类文字，但晋人在俳谐中多寓讽刺，而袁淑的《鸡九锡文》、《劝进笺》、《驴山公九锡文》等，则纯属幽默文字[7]。这说明了作家的情趣转移到了普通的现实生活里，诗文的题材正在扩大，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正在趋于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