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南朝文学概说

第一节 南朝的社会和文化

我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一般是从宋武帝刘裕代晋（420）起算，至隋文帝开皇九年（陈后主祯明三年，即公元589年）为止，共一百七十年。自从东晋南迁，汉族的政权偏于江南一隅；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已经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但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陆续消灭北燕、北凉，统一北方，才正式形成南北朝的对峙，时当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中期（436—439），上距刘宋开国仅十馀年。所以，把刘裕代晋作为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的开始，是符合实际的。

东晋南渡加速了江南的开发，特别是带海、傍湖和沿江的地区发展更快。《宋书·孔季恭传论》：

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土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江南的水乡泽国，开发较晚。《禹贡》九州，荆、扬二州排在最后，“厥田惟下中”、“下下”。自东晋至陈亡二百七十馀年间，才逐步把江南建设成“良畴美柘，畦畎相望”（《陈书·宣帝纪》），荆、扬两州成为南朝的经济中心，也是全中国最富庶的区域。《宋书·何尚之传》说“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两州刺史，多半以皇弟或皇子充任，一些主要的城市也大多集中在这两州。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虽然仍是经济中的主要成分，但以城市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却有了长足的发展。北来的豪门和南方的土著地主不遗馀力地经营自己的庄园。陈郡谢氏在始宁的庄园地包南北二山（谢灵运《山居赋》），会稽孔氏在永兴的庄园周围三十三里（《宋书·孔灵符传》），都是著名的例子。江南优越的自然条件，从此得到充分的利用。从整个情况来看，社会经济只要不遭战乱的破坏，始终处在上升发展的过程中。《南史·循吏传序》概括宋、齐、梁三代的“盛况”时说，宋文帝时代“家给人足”，“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齐武帝时代“十许年中，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梁武帝前期务从节俭，废齐末苛政，“四海之内始得息肩”。以唐朝人而修南朝史，不会有过分的虚美隐恶，今天来看，只能认为这些记载可能失之片面夸饰，却并非无中生有。经济的繁荣或者萧条，时局的安定或者动乱，并不能决定文学创作的质量，却可以影响文学创作的面貌。南朝时代的元嘉、永明、天监三朝正是南朝文学创作的旺盛时期，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现象。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观察，南朝时代对文化和文学具有直接影响的社会矛盾是世族与寒门之间的矛盾。

世家士族对社会的统治在东晋以后已经逐渐削弱，但仍然在顽强地保持既得利益，不肯放松经济、政治上的垄断。然而作为政权最主要的支柱即军队，南朝时代却一直为非高门出身的将帅所掌握。长期习于逸乐的高门世族不论在观念上或实际上都不愿意再像谢安、谢玄那样去组建北府兵[1]，而寒门庶族的子弟要获得进身之阶，军功几乎成为惟一的途径。掌握了军事大权，再跨前一步就成为皇帝。南朝四代的开国之君都出身于“布衣素族”，又同样通过军事力量而迫使前朝逊位。于是，皇室和世族之间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局面始终是左右南朝政局的一种最重要的因素。

高门世族鄙视武人，而一旦武人登上帝位，他们又不得不出来表示拥护捧场，宋、齐、梁、陈四代的“禅让”大典，领衔主事、奉玺进绶的都是高门，特别是琅琊王氏的代表人物。这种态度，一则是维持既得利益需要武力的保护，二则是保家重于殉国，他们对改朝换代的态度，往往决定于本家族甚或家庭的利益，反映在道德伦理上的忠孝之辨，正是这种情况的折射[2]。他们企图继续垄断政治，而长期以来的特权和社会风气已使他们不需要依仗实际的才能而自能坐致高位，入仕之后又以不问政事为清华高贵，“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干宝《晋纪·总论》），以至出现了王敬弘做尚书仆射而不解“讯牒”的现象（《南史·王裕之传》）。

南朝诸帝对付高门的办法是颇具针对性的。他们需要高门世族这一重要社会基础，给予充分的礼遇和经济上的实利，但尽可能限制他们的政治权力。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秘书丞一类“清贵”之官，还保持着由高门独占的局面。既名“清贵”，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实权的被剥夺。高门所控制的惟一有实权的高位是吏部尚书。但从宋文帝以来，真正接近皇帝、典掌机要的中书通事舍人却几乎都由出自寒素而有实际行政能力的人来担任。在高门世族还控制着舆论标准的南朝，这些人多被目为“小人”、“细人”，所以《宋书》、《南齐书》分别把他们归入《恩倖传》、《倖臣传》[3]。

南朝四代的统治时间都比较短，宋五十九年、齐二十三年、梁五十五年、陈三十三年。各朝历代，帝王都以争夺政权和巩固政权为最主要的目的。皇室和门阀之间的利益，既有一致，又有差异。争取门阀的拥护而又削弱他们的力量，始终是关心政务的君主所注意的焦点。从总的趋势来说，东晋时代皇室完全依赖门阀支撑的局面在南朝已经逐步改变，皇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加强。晋宋之际发生过谢氏家族和刘裕父子之间矛盾的激化，结果是以刘氏皇室取得全面胜利而告终。宋文帝时代，谢晦举兵反抗，把他杀掉固然名正言顺；谢灵运桀骜不驯，欲加之罪还必须诬以“谋逆”；宋孝武帝杀王僧达，同样也要把他和高阇的武装叛乱硬扯在一起。但到宋明帝杀王彧，则干脆不用再找任何借口。这些事实也许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皇室和门阀势力之间的消长。到梁武帝统治的四十八年间，高门在政治上的力量已不如从前，偏于自保；梁武帝也吸取前代的经验，“代谢必相诛戮，此是伤于和气，所以国祚例不灵长”（《梁书·萧子恪传》），杀戮知名士人的事已不再出现。原因之一在于这些高门子弟中，已经缺少真正有能力的从政人才，构不成对皇室的威胁，实际政务已经归于中下层士人，所以《颜氏家训·涉务》才会从另一角度说“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世家子弟在政治上但求和皇室合作，平流进取加上经济上的稳定，于是自然而然地有更多的精力投入文学创作。

皇室和门阀之间的矛盾趋向缓和，但皇室内部的矛盾在宋、齐两代却极为尖锐。宋初有刘裕诸子之争，宋文帝为其子刘劭所弑，宋孝武帝、前废帝、宋明帝三朝，皇族内部的骨肉相残达到了骇人的程度[4]；而在齐代，齐明帝几乎杀尽了“高、武子孙”。这种剧烈的政治动荡不能不影响到文人的命运、思想，并在创作中有所反映。谢灵运、鲍照、范晔、颜竣、王融、谢朓的死于非命，都和皇室内部的争斗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梁武帝处理上层集团之间的各种关系采取比较缓和的政策，四十多年的安定给文学带来了某种畸形的繁荣，但发生在他末年的侯景之乱造成的全社会性的破坏，又把这种繁荣摧残以尽。

魏晋时代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代，其主要的表现形式为经学的衰微、玄学的兴起，并导致了哲学、文艺领域里普遍的对人生意义的思索和探讨。佛学的西来为思辨哲学增添了一支异军，而且到东晋时代由玄学的附庸而蔚为大国，最终与玄学交融而形成中国化的佛学。

到南朝，思辨哲学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唯我独尊的局面又有所变化。有关玄言佛理的清谈还在继续，但其盛况毕竟是和东晋时代不能并比了。在高门华胄中，它还作为一种传统的形式被保留了一段时期，比如《南史·徐羡之传》记徐羡之与谢晦、傅亮聚会，“亮、晦才学辩博，羡之风度详整”，《王惠传》记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史臣没有详记谈论的内容，但从所使用的语言接近于《世说新语》来推测，内容当亦不离“三玄”一类的题旨。比较详尽的记载见于王僧虔的《诫子书》，告诫儿子要懂得清谈之不易：“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设令袁令（粲）命汝言《易》，谢中书（庄）挑汝言《庄》，张吴兴（邵）叩汝言《老》，端可复言未尝看邪[5]？”书作于刘宋时代，可见当时清谈仍以“三玄”为主要内容。刘宋以后，尽管还有一些专治“三玄”的学者，但专门探讨玄理的清谈则更少见，士人聚会，讲论的内容逐渐转到儒家和佛家的经典上。

儒学在南朝的重新被提倡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玄学崇尚自然，有反抗名教伦理的积极一面，但也有避世、颓废的消极一面，末流所及，则是为极端的放浪和纵欲提供了理论依据。玄学思想用之于经世治国，就要求尽可能不去人为地激化社会矛盾而听其自然缓解，王导的“务在清静”（《晋书》本传）和谢安的“去其烦细”（《世说新语·政事》注引《续晋阳秋》），都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体现。这种治国方略可以苟安自保于一时，却难有积极的作为。东晋后期的内忧外患造成的严重危机，迫使当国者对“清言误国”的现象进行反思。本来，所谓经学即儒学的衰微不过是相对于东汉时期的极盛而言的，它并没有真正消歇。即使在玄学风靡全部上层社会的两晋，仍然得有太学、国子学的建制，还有经学博士。而经过魏晋两代的比较鉴别，证明儒学仍然是更适合的统治思想。所以南朝时代又形成了儒学重新振兴的趋势，官学之外，私家讲授儒学也相当普遍。《宋书·雷次宗传》记元嘉十五年立儒、玄、文、史四馆，《南史·宋本纪》记明帝泰始六年，立总明观，置东观祭酒，分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儒学、文学都为官方所承认，这是值得注意的事实。梁武帝佞佛，但在思想统治上更多的是以儒学为宗，教育皇族子弟也以儒学为本。南朝的儒学在梁代最为兴盛。《隋书·经籍志》经部著录魏晋南朝的学术著作，除《周易》而外，绝大部分出于南朝人之手，南朝人中又以梁代为多，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儒学在南朝的振兴情况。

佛教在南朝有很大发展，帝王和高门华胄奉佛者极多。帝王中有宋文帝、江夏王刘义恭、齐文惠太子、竟陵王萧子良、梁武帝父子等，世族中有王、谢、何、周、颜、张各氏，一些社会地位很高的文人谢灵运、颜延之、谢庄、王僧虔、张融、谢超宗等都有和僧人交往的记录。这一种外来的唯心哲学到南朝已经更加中国化，由于教义的精致深奥，东晋南朝时代有大量的文人为之倾倒。东晋时代开始的儒、玄、佛合流的倾向在刘宋以后更加明显[6]。在南朝时代，大体上说，传统的儒家思想作为深厚的文化积淀仍然对创作实践和理论起着指导作用；而玄言佛理，在经过东晋玄言诗这一阶段以后，也以更加和谐的姿态在文学领域里发挥影响，甚至达到了溶着无迹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