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技术-经济”范式

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信息文明，每一次重大社会变革的背后都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技术革命。18世纪70年代，瓦特制造出第一台实用蒸汽机，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法拉第、爱迪生、特斯拉等人发明了发电机和电动机，第二次工业革命来临，推动人类社会进入电气化时代；20世纪40年代，维纳、图灵、冯·诺依曼等人奠定了计算机、智能、控制论的基础，人类迎来第三次工业革命，20世纪90年代，日益普及的互联网使得世界成为“地球村”；21世纪，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开启第四次工业革命。不断迭代创新的技术与商业创新紧密地联系和融合在一起，相互影响，交互螺旋式上升，进而催生出一系列新兴产业和新型基础设施网络，引发产业创新，推动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和社会生产力水平持续提高。

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Carlota Perez）曾对推动社会发展的“技术-经济范式”进行了系统阐述（表1-1）。在她看来，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五次技术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带来新的技术、新的关键生产要素、新型基础设施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因此每50～70年，社会经济活动效率就会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每种发展模式都有其最有效的生产组织范式，即生产力增长在企业、行业和国家内部之间发生的主要形式和方向。这种范式由某些关键技术发展演变而来，会导致行业面临的相对成本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同时为新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广泛的新机会。

技术革命引发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技术-经济范式”，每一次历史发展的巨潮，都可以被看作是新范式对旧范式的替代。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是经济主体运用新关键要素和新技术的最佳实践模式，但新范式的形成需要时间，大约在技术革命爆发后的十年甚至更久。在这一过程中，新范式要突破原有社会制度体系的阻碍和束缚，在对原有社会体系的颠覆中吸收技术革命的新范式，人们也将逐渐摒弃前一个范式并接受新的组织原则，新范式与新形成的社会制度框架重新耦合。

关于技术革命，卡萝塔·佩蕾丝认为，除了要有短时间内创新集群的突破外，还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些技术突破超越了它们最初发展的产业的界限，传播到更广的范围；二是旧范式的潜力被耗尽，“只有当信息革命的财富创造潜力接近极限时，新技术革命才更有可能发生”[25]。因此，根据社会发展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关键生产要素”的出现是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原生变量，是引发社会生产力发生质的跃迁的根本动力，进而带来生产过程、组织形式、商业模式等重要方面的改变。

表1-1　社会发展的“技术-经济范式”

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