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散文创作

龚自珍《又忏心一首》诗云：“佛言劫火遇皆销，何物千年怒若潮？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心药心灵总心病，寓言决欲就灯烧。”借用这首诗来描述其散文创作十分恰当：“来何汹涌”之忧患与“去尚缠绵”之幽绪，构成了龚自珍散文创作的双翼。

龚自珍散文题材广泛。除了谈经说佛、金石舆地、序跋墓志之外，经济文章与幽光狂慧之作，大致可从社会批判、衰世预告、呼唤变革三个方面解读。

龚自珍散文中的社会批判，集中在学风、士风及封建专制制度等方面。1813年天理教突袭皇宫，嘉庆帝仓皇中亲自出战。天理教败后，嘉庆下罪己诏，惊呼此为“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并向社会征求批评救治之方。这一事变，是乾嘉盛世的转折点，也是嘉道之际学风、士风复苏的起始点。龚自珍的社会批判文章，如《乙丙之际箸议》十一篇、《壬癸之际胎观》九篇、《古史钩沉论》四篇、《明良论》四篇，大多写作在这一时期。

清代学术，学人之智慧集中在说经注经。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指出：当下士林为学之风，有三种失误，即“称为儒者流则喜，称为群流则愠，此失其情也。号为治经则道尊，号为学史则道诎，此失其名也。知孔氏之圣，而不知周公、史佚之圣，此失其祖也”。治经史者，又大多“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对策》）。这种学、治脱节，造成“道德不一，风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隐不上达，国有养士之赀，士无报国之日”；学风的转换，应恢复“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乙丙之际箸议第六》）的传统。

至于士风萎靡，龚自珍更是痛心疾首。其《明良论二》云：

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历览近代之士，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非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臣节之盛，扫地尽矣。

士风萎靡至此，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龚自珍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和最高统治者。其《古史钩沉论一》云：

昔者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

王者对士人不仅以高压震荡摧锄，还有种种愚弄钳制之术。龚自珍早年所作《京师乐籍说》，通过京师及通都大邑必有乐籍这一社会现象的分析，揭露了霸天下者控驭士人的心机。霸天下者，不能无私，而“士也者，又四民之聪明喜论议者也。身心闲暇，饱暖无为，则留心古今而好论议。留心古今而好论议，则于祖宗之立法，人主之举动措置，一代之所以为号令者，俱大不便”，因而霸天下者之于士，便有种种钳制之术。乐籍制度便是钳制天下游士之手段：

乐籍既棋布于京师，其中必有资质端丽，桀黠辨慧者出焉。目挑心招，捭阖以为术焉，则可以钳塞天下之游士。乌在其可以钳塞也？曰：使之耗其资财，则谋一身且不暇，无谋人国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则无暇日以谈二帝三王之书，又不读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缠绵歌泣于床笫之间，耗其壮年之雄材伟略，则思乱之志息，而议论图度，上指天下画地之态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为奁体词赋、游戏不急之言，以耗其才华，则论议军国、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

乐籍制度于清朝中叶即已废除。作者以乐籍制度为靶向，指出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中种种以琐耗奇、消磨心志的方式，都是钳制士人的手段。士人不通古今，思乱志偃，议论图度，指天画地之态益息，论议军国、臧否政事之文不作，这是霸天下人之幸，却是天下士人的悲哀。

在鞭挞专制制度、呼唤学风士风转换的同时，龚自珍还以敏感的触觉，猖狂恢诡的语言，预告衰世的来临。他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中，凭借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的感知，借用今文经学“三世说”，把社会形态分为治世、衰世、乱世三类，又以人才的升降遭际为判断标志，描述了衰世到来的景象和感受：“履霜之，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在《尊隐》中，又将一日分为三时，分别为早时、午时和昏时。早时、午时，是清和之气汇聚，宜君宜王的时节，而昏时则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引暮气，与梦为邻”的时节。诗一般的语言中传达的是一颗敏感的心灵对封建王朝由盛转衰过程特有的观察与感受，细腻而精准。

面对危机四伏的社会，龚自珍呼唤改革：“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际箸议第七》）“自改革”是出于一种补天自救的愿望，是出于“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转移”（《上大学士书》）的判断。1826年，魏源《皇朝经世文编》成书，收入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六》、《平均篇》、《农宗》、《西域置行省议》、《蒙古象教志序》等文，其所体现的改革自救的方略，或倡言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或主张平均贫富，避免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以至丧天下；或设想以家族宗法的形式调解土地分配；或关心蒙古地理学术，献控驭抚绥之策。龚自珍晚年引为得意，预言“五十年中言定验”的《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是其多年事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的成果。前文以为应考虑内地无产之民迁徙西域、设置行省的战略计划，以二十年为期，强盛国运国基。后文对东南沿海番舶环伺、鸦片输入、白金外流甚为忧虑，而作罢番舶之议。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五十年间得以实现，而东南罢番舶议则无从落实。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是《东南罢番舶议》的作者所无法想象的。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被迫加入全球性的战争角逐与生存竞争中，其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绝非学治一致、平均贫富一类方剂所能奏效。龚自珍“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的自信，失去了凭借之所，便成为一种呢喃之语。批判精神的强大精彩和自救方案的纤细平庸，或许是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论断的由来。

龚自珍散文的魅力，首先来自其思想穿透力和想象力。三代为官的家世和京师二十余年的仕宦经历，使他对清王朝千疮百孔、危机四伏的政权体制的种种弊端，洞若观火。与朝野上下士林名流的广泛交往，使他对王霸殊统和文质异尚，有着敏锐的感觉判断。嘉道之际士林中“天下艰难，宜问天下之士”社会参与意识的风行，赋予他留心古今而好论议的书生意气。方读百家，好杂家言，于今、古文经无所尊、无所废的治学态度，为他提供了出经入史、左右逢源的学术凭借。龚自珍散文的思想穿透力，来自清醒的现实感，而想象力来自把握与捕捉形象的学养与能力。

《明良论》四篇，是作者“讥切时政，诋排专制”的代表作品。《明良论》从社会最为敏感、最为关注的士大夫与朝廷的关系分析入手，揭示了两者之间四个方面的紧张。一是人主不以富贵养士，士求温饱与泰然无忧而不可得，无有忘其身家而与朝廷相与为谋者；二是人主遇大臣如遇犬马，不以礼劝节全耻，士不知有耻，为国之大耻；三是人主用人论资排辈，年老者尸位素餐，新进者无所作为，朝廷上下奄然而无生气；四是人主对百官行琐屑牵制之术，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作者笔下所描述的种种紧张，都能穷形尽相，切中老大帝国政权运行中的时弊，非熟悉官场情况、深刻观察、细心揣摩者所不能言。作者左萦右拂的剖析批判，无不以三代六经为准。此类政论文体，善于把握与捕捉形象。《明良论一》写士大夫为温饱而困，无所用心于君国时道：“今上都通显之聚，未尝道政事谈文艺也；外吏之宴游，未尝各陈设施谈利弊也；其言曰：地之腴瘠若何？家具之赢不足若何？车马敝而责券至，朋然以为忧，居平以贫故，失卿大夫体，甚者流为市井之行。崇文门以西，彰义门以东，一日不再食者甚众，安知其无一命再命之家也？”作者选取最典型的细节，寥寥数笔，勾画出京师士大夫的心态与做派。又善设喻说理，如言官场规矩呆板生硬，让人无所用其技之情形道：“人有疥癣之疾，则终日抑搔之，其疮痏，则日夜抚摩之，犹惧未艾，手欲勿动不可得，而乃卧之以独木，缚之以长绳，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则虽甚痒且甚痛，而亦冥心息虑以置之耳。何也？无所措术故也。”（《明良论四》）束缚手脚的官场，让有作为的人，日渐麻木不仁。形象、设喻等文学表现手法的运用，使以“讥切时政，诋排专制”为主题的政论杂文，更富有可读性与感染力。

龚自珍描摹衰世、预告危机之作，更是旁出泛涌，意味深长。借助今文经学的“三世说”，龚自珍建立了自己对社会现实评价的逻辑起点。以“不欲明言，不忍卒言”的艺术方式，描摹清王朝盛衰转换的种种迹象，传达叶落知秋、最难将息的复杂心态，是龚自珍散文的又一艺术贡献。士人的遭际命运如何，是龚自珍评价盛衰之世的重要风向标。我们可依靠这一风向标，来解读恍惚迷离的《尊隐》。《尊隐》将一日分为早、午、昏三时，早、午时是宜君宜王的时节，昏时是吸引暮气、与梦为邻的时节。山中之傲民、悴民，在昏时来到京师，京师不能接纳，且裂而磔之。豪杰遂与京师形成对立对峙。作者以铺张之笔写京师与山中之民此消彼长之势，谓“朝士寡助失亲，则山中之民，一啸百吟，一呻百问疾矣”。豪杰尽入山泽，非朝廷之幸事；京师与山中之民力量的此消彼长，正是一种衰世之象。龚自珍《壬癸之际胎观第六》云“大忧不正言，大患不正言，大恨不正言”，不正言而托以廋词隐语，言尽而意向朦胧难辨，给人以充分的遐想空间。这也是作者晚年《己亥杂诗》中甚为得意，称“少年尊隐有高文”的原因所在。

龚自珍散文的魅力还来自“哀亦过人，乐亦过人”、“才也纵横，泪也纵横”的书生意气和自作主宰、特立独行的意志品质。龚自珍的哀乐与孤独是深重而悲凉的。这种孤独求道、百折不回的情怀，让作者的笔下始终保持着丰富敏感的触觉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力量。其《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充满着天人合一的通透与空灵感。作者从澄汰其繁缛淫蒸中，感知到自然时序之初秋；从嘉庆故态、承平气象中，感知到老大帝国之初秋；从“虽澹定，是夕魂摇摇不自持”中，感知到个体生命也进入“赋侧艳则老矣，甄综人物，搜辑文献，仍以自任，固未老也”的人生之初秋。作者在生命之秋仍壮心不已。其在《病梅馆记》中又设想：“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龚自珍散文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哀乐过人、才泪纵横的书生意气，与自作主宰、特立独行的精神品格互为表里，具有吸引读者的特殊力量。

龚自珍散文中的书生意气，既代表着嘉道士人特有的意志品格和精神气象，又表现出独特的个性特征。“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龚自珍散文根据思想内容表达的需要，变换不同的表达方式，形成不同的表现风格，显示着作者驾驭文体与文字的能力。同是早年的议论文字，《乙丙之际箸议》、《古史钩沉论》等文援古刺今，辞文旨远，篇义混茫，隐晦曲折；而《明良论》四篇则思路缜密，文气清妥，论题明确，旨意显豁。至于《尊隐》、《捕蜮第一》、《捕熊罴鸱鸮豺狼第二》、《捕狗蝇蚂蚁蚤蜰蚊虻第三》等寓言之作，则更能显现龚文俶诡连忭、旁涌泛出的特点。同是晚年的作品，《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推心置腹，言真意切；而《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则左萦右拂，寄意深远。龚自珍的讥切时政之文，口不择言，而学术批评之文，同样锋芒毕露。其《识某大令集尾》以七重心之说，层层剥笋式地揭露阳湖文派领军人物恽敬谤儒谤佛，以文学家自遁而优孟衣冠的虚伪，笔力千钧。

龚自珍的文字，有时惜墨如金，冷峻得出奇。如《杭大宗逸事状》，写好友杭世骏因主张朝廷用人泯满汉之分而得罪罢官，返乡后两次迎驾乾隆，两次受辱的过程：

乙酉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召见，问：汝何以为活？对曰：臣世骏开旧货摊。上曰：何谓开旧货摊？对曰：买破铜烂铁，陈于地卖之。上大笑；手书“买卖破铜烂铁”六大字赐之。

癸巳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

文章用极简洁的文字，描述了“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专制时代，一个秉笔直言书生的悲惨命运。冷峻的文字后面，是一种揭露和控诉。

龚自珍的文字，有时又纵横捭阖，铺张热烈。其《送徐铁孙序》描述了诗之本原、诗之境界。诗之原，广收而博取；诗之境，磅礴而浩汹。“受天下之瑰丽，而泄天下之拗怒”之诗，是作者理想中诗之极致。其洋洋洒洒、激情四溢的文字，显示着龚文豪放跌宕、奇古博丽的另一种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