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汉代丝路贸易的全面展开
汉代丝路贸易的全面展开始于汉武帝时期，因为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西汉国力达到极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对外开放局面，从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全方位、多角度开展对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往，其中以西北方向即西域成就最大，西域丝绸之路从此畅通，此后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通道，其标志便是张骞两次出使西域。
（一）张骞出使西域与西域丝绸之路的畅通
西汉建国以来，边境一直受到强大的匈奴政权的干扰，为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汉武帝一面直击匈奴，一面派张骞出使西域，意图联合西域势力较大的大月氏、乌孙等国夹击匈奴。
建元三年（前138），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由于匈奴的阻挠，他历经艰辛，十三年后才回到汉廷。这次出使没有达到联合大月氏的目的，但张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张骞详细介绍了这些国家的情况，使汉武帝认识到：“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他们“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因此，可以利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西域诸国的有利条件，“赂遗设利”，使之入贡，从而达到“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目的[42]。因此，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目的便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联合乌孙的军事目的外，还要与西域各国建立官方贸易关系。
元狩四年（前119），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次出使与第一次相比，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此前对匈奴的多次战争，“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43]，河西走廊已完全被西汉控制，因此，较第一次，这次出使要顺利得多。张骞第二次出使，“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44]，这是丝绸之路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规模浩大的经贸代表团。张骞使团顺利到达乌孙都城赤谷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东南阿克什拉克一带），虽然没有实现联合乌孙的军事目的，但密切了与乌孙的关系，元鼎二年（前115），张骞归国时，“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在赤谷城期间，“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诸旁国”，张骞回国不久，“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45]。张骞第二次出使之后，汉王朝正式与西域诸国建立了友好关系，西域丝绸之路从此畅通，因此史称“张骞凿空”。
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汉王朝无疑起到了主导作用，这也与沿线国家的共同努力密不可分。早在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地跨欧亚非三洲，在其境内修建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首次将地中海东岸与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南亚次大陆，中亚锡尔河、阿姆河两河流域联结在一起；公元前4世纪，取而代之的亚历山大帝国虽然历史短暂，但在交通线重要据点修建了许多城堡，并大批移民，推行希腊化政策；公元前27年，罗马共和国演变为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修建了以罗马为中心的交通网，强化了欧亚非的联系，为丝绸之路的开通奠定了基础。
西域丝绸之路的大体走向为：从长安（东汉东延至洛阳）出发，一路向西，过陇山，渡黄河，经河西走廊，然后自玉门、阳关出西域分为南北两道：南道从阳关西行，沿昆仑山北麓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经楼兰（今若羌）、且末、于阗、疏勒，然后西逾葱岭，进入大夏或大月氏等地，从此向南可到达南亚次大陆，经印度西海岸港口可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向西经克尔曼（今伊朗克尔曼）、巴比伦、大马士革（今叙利亚大马士革），到达地中海东岸西顿、推罗等地；北道出玉门关，沿天山南麓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越莫贺延碛（今甘肃噶顺戈壁），经高昌、焉耆、龟兹、乌什（今属新疆阿克苏），然后西逾葱岭，到达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从大宛有向西与西北两条道，向西经马拉坎达（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里海南番兜城（今伊朗达姆甘）、埃克巴塔纳（今伊朗哈马丹）、泰西封（今伊拉克巴格达附近）到达地中海沿岸的安条克（今土耳其安塔基亚），从大宛向西北经坦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再沿咸海北一路向西，先后过亦可河（今厄姆巴河）、乌拉尔河、阿得拉河（今伏尔加河），到达里海，然后从里海南下到达拜占庭[46]。
西域丝绸之路开通后，汉王朝非常重视其维护与管理。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西汉控制河西后，相继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募民实边，发展经济，使河西成为经营西域的基地。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李广利伐大宛取得胜利，“西域震惧”，汉王朝开始强化对西域的控制，“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47]。一方面将长城由敦煌向西延伸到盐泽，即罗布泊，这样东西绵延数千公里的长城防御体系全面建成[48]，有利地保护着丝绸之路的安全。另一方面在西域设置军政机构“使者校尉”，负责屯田，供给与保护过往使者。后又设置“护鄯善以西使者”校尉，负责丝绸之路南道的安全。宣帝神爵二年（前60），匈奴日逐王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49]。此后，西域都护成为西域最高行政长官，负责政令的推行、屯田管理与丝路交通的通畅，也标志着西域地区从此归属中央政府管辖。
东汉时期，经过班超、班勇父子的经营，进一步扩大了汉政府在西域的影响，《后汉书》卷88《西域传》“序论”道：和帝永元“六年（94），班超复击破焉耆，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关于“蒙奇、兜勒”，有学者认为是马其顿巨商梅斯组织的，冒充使者的罗马商团[50]，如果此说成立，这将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到达中国的欧洲商贸代表团。《后汉书》卷88《西域传》“安息国”条云：“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后因安息人的阻挠而止。条支当为叙利亚，甘英欲度之海当为地中海。东汉时期，通过丝绸之路将亚欧大陆的四大帝国，即东汉、贵霜、安息、罗马联结在一起，促进了彼此的经济、文化交流。
张骞之后，西域丝绸之路一片繁忙，“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这些人中有真正的汉使，但更多的应该是打着汉使旗号的商人，所谓“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51]。西域诸国派往汉王朝的使团也很多，史称“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52]，这些使团当中亦当以商人为主，所谓“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53]，因此《后汉书》卷88《西域传》总论道：“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二）西南丝路贸易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在大夏见到邛竹杖、蜀布，得知其来自身毒国（今印度），由此推断身毒离中国西南蜀地近，因此建议汉武帝打开蜀—身毒道，从而找到一条更为安全的通向西域之道，后因受到夷人部落阻挠，未能成功。汉武帝灭越之后，“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巂、牂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于是“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岁十余辈，出此初郡抵大夏”，但均为昆明夷所阻，为此甚至出动数万军队进攻昆明等地，亦未成功[54]。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55]。辖境包括今云南腾冲及缅甸北部八莫一带，由八莫有水陆两路通印度，陆路经密支那，渡钦敦江，越那加山至阿萨姆地区，沿布拉马普特拉河西行抵达恒河平原；水路顺伊洛瓦底江出海，由海路西北行至于印度[56]。从此，中国西南经过缅甸到达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贯通。东汉和帝永元九年（97），“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57]，这是今缅甸与中国官方的第一次正式交往；安帝永宁元年（120）“永昌徼外掸国遣使贡献”[58]，对此，《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有较详细的记载：“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提到，大秦“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掸国所献“幻人”确当来自大秦，说明西南丝绸之路通过印度可通罗马帝国。
（三）东海丝路贸易
据《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秦“地东至海暨朝鲜”，面对大海，秦始皇充满了好奇，“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倭”条对此载道：
秦始皇派遣方士航海求神，反映了秦帝国希望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愿望[59]，有学者认为，徐福东渡传说标志着中国与朝鲜、日本间的海上交通路线——东海丝绸之路已经出现[60]。
两汉时期东海丝绸之路有了进一步发展。秦汉之际，中原大乱，大批中原人民逃往朝鲜半岛，“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而燕人卫满……自王朝鲜”，元封三年（前108），汉武帝派兵灭卫氏朝鲜，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61]，从而强化了汉王朝与朝鲜半岛的联系，并通过朝鲜深化了与日本的交往，所以在汉武帝以后，日本与中国有了正式的官方往来。《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倭”条道：“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在朝鲜半岛与日本还出土了不少的汉代铜镜、漆器等实物，说明汉代与朝鲜、日本的经贸关系十分密切。
（四）南海丝路贸易
岭南地区长期是越人之地，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秦占岭南后，来到岭南的中原移民人数达到20万左右[62]，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制度文化，大大促进了岭南地区的开发。秦末真定（今河北石家庄）人尉佗利用中原混乱之机，自立为南越王。南越政权以中原移民为主体，对内“和揖百越”，对外承认西汉政权的宗主国地位，接受其封号，引进铁器等先进工具，岭南社会经济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发展高潮。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分兵五路会攻南越，次年灭之，分置九郡，岭南地区被纳入中央政权统一体系之中，这加强了岭南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岭南经济的发展和与中原联系的加强，为发展海外贸易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秦汉时期的造船业也有了明显的进步，《史记》卷30《平准书》说道：“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其明年，南越反……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这种高达十余丈的楼船没有一定的造船技术是无法完成的，而这种“楼船”已经大批出现，“楼船”部队已成为汉代军队基本兵种之一[63]。并且，从汉代开始，锚与舵等先进设备已普遍装备于船舶之上[64]。造船业的发展为海外贸易提供了必要的交通条件。
东南沿海地区的民间海外贸易早已存在，但官方贸易则始于汉武帝时期，《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道：
有关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皮宗等国的具体方位，学术界仍有较大分歧，但一般认为，黄支国在今印度东南部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附近，已程不国为今斯里兰卡[65]，说明西汉时期，中国的官方商队已经到达印度与斯里兰卡，这标志着南海丝绸之路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从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启航，先沿印度支那半岛海岸线南下，后进暹罗湾，再南下至马来半岛东岸某港登陆，“步行可十余日”，过克拉地峡，到达西岸今缅甸境内的某个港口再乘船向西航行，沿孟加拉湾海岸，直抵印度半岛东南海岸，后再南下斯里兰卡返航[66]。汉武帝以后，这条航线相当繁忙，当时中国商队“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受到了沿线国家的欢迎，所谓“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67]，当然“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也说明汉代南海丝路贸易还处于草创阶段，中国商船还不能直达印度，沿途需要各国转送。
中国丝绸等商品辗转流入罗马后，引起了罗马社会的极大兴趣，他们一直希望打开通向中国的道路，但安息为了垄断丝绸贸易，极力阻挠，陆路无法通行，便竭力打通海路。1世纪时，罗马商船来到印度，此后，印度、斯里兰卡长期成为中国与罗马海上贸易的中转站，所谓“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68]。也有学者指出：“在一世纪末以前，地中海地区所进口的大部分丝绸似乎都是通过海路而运输的，并不经由穿过波斯的陆路。”以致普林尼慨叹：“印度没有一年不从罗马帝国掠去五千万个古罗马小金币（折算为1870年的一亿零五百万个金法郎）。作为回报，印度给我们运来的商品在罗马则要贵之百倍。”[69]并且“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70]，说明东汉时期罗马船队已到达中国。
汉代丝路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为魏晋南北朝丝路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首先，汉代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之路基本沿袭汉代；其次，汉代丝路贸易为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对中国而言，《汉书》卷96下《西域传》“总论”道：“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也说道：“宛左右以蒲陶为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如此众多的商品流入中国，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良种马的输入，对改良中国的马种，提升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意义重大，同时也能为农业生产与交通运输提供重要畜力。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而言，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漆器与铁器，《史记》卷123《大宛列传》道：“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丝漆”，特别是丝织品更是受到各国人民的追捧，而铁器与冶炼技术通过“汉使亡卒”传播到各国，必将促进各国经济发展。丝路贸易给中国与丝路沿线各国带来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特别是奢侈品对中国与丝路沿线各国统治者具有巨大的诱惑力，甚至形成一种消费依赖，这为魏晋南北朝丝路贸易发展提供了内在的动力。
[42]同上。
[43]《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11页。
[44]《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8页。
[45]《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9页。
[46]杨建新：《从古代丝绸之路的产生到当代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亚欧大陆共同发展繁荣和复兴之路》，《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47]《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73页。
[48]杨建新、卢苇：《历史上的欧亚大陆桥——丝绸之路》，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6、27页。
[49]《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74页。
[50]林梅村：《公元100年罗马商团的中国之行》，《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
[51]《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0、3171页。
[52]同上书，第3173页。
[53]《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86页。
[54]《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0、3171页。
[55][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49页。
[56]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93页；江玉祥：《古代中国西南“丝绸之路”简论》，《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3页。
[57]《后汉书》卷4《和帝纪》，第183页。
[58]《后汉书》卷5《安帝纪》，第231页。
[59]沈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页。
[60]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3页；孙玉琴、常旭：《中国对外贸易通史》第1卷，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6页。
[61]《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第2817页。
[62]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0页。
[63]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4页。
[64]同上书，第231页。
[65]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8页。
[66]白寿彝总主编，白寿彝、高敏、安作璋主编：《中国通史（第二版）》第4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05页。
[67]《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71页。
[68]《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19页。
[69]〔法〕L.布尔努瓦著，耿昇译：《丝绸之路》，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1页。
[70]《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29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