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黎明

第五章黎明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调整政策，在城市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为更多的城镇毕业生创造就业和升学条件，逐步缩小上山下乡的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不再动员下乡。 1981年11月，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历经20余年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结束。

1977年的四月间，妈妈花一块钱给我打了张半票，把6岁的我送上了文安开往北京的长途汽车，委托售票员提醒我在固安县马庄镇下车。我已经好久没有回姥姥家了。因为自从有了比我小三岁的妹妹和小四岁的弟弟，挂在自行车后座外侧的小花框只能容下两个小孩儿，我就彻底失去了跟爸爸妈妈一起回姥姥家的资格。下了车我依赖早先的记忆顺利地就找到了马北的姥姥家。“哟，大玲来了，快进家！”姥姥惊喜地一边拉我进屋，一边打发人去追刚刚离开家时间不长，正在回固安县城路上的老舅和舅妈。我把妈妈带给姥姥的一包文安特产——小干鱼交给她。老舅和舅妈听说我来了马上从村外折返回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舅妈，舅妈给我印象极其深刻，她一看就不是乡下人。个子不高，身材标致而匀称，鹅蛋形的白晳的脸庞上，一双十分喜兴的大眼睛，透着善良和聪慧。一说话就笑。她的清秀俊美用任何语言形容都是那样的多余，更让人怎么看也看不够。她亲自给我打来洗脸水，一边给我洗脸、擦脸，嘴上还不停地安慰着我……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声音更是银铃般地悦耳儿。不一会儿，在姥姥的催促下，老舅老妗儿就返回固安县城了。

第二天早上，姥姥告诉我中午包粽子，刚吃过早饭就带我去村北的苇塘里摘苇叶儿。那年姥姥四十八岁，看上去非常年轻。不知道的都会认为是我妈妈的姐姐。姥姥特别爱笑，在镇子上跟谁都合得来。她高高的个子，微胖的身材略显富态。她肤色白析，鹅蛋型的美丽的脸庞，一对杏核似的大眼睛格外精神。一笑就露出一排整齐而洁白的牙齿。乌黑的头发整齐地梳到脑后，挽成一个圆圆的发髻，与淡蓝色格子偏衿棉布上衣搭配起来，把美丽端庄落落大方这八个字体现的淋漓尽致。听妈妈说过，姥姥名叫尤振兰，生于1930年。是马庄镇上大户人家的女儿，那时村里女孩都没有资格上学，她也不例外。后来，家里有了小卖部，姥姥不会算帐，都是买方代劳……

听妈妈说过，姥姥七岁那年，马庄镇就被日本人占领了。1937年9月14日至18日仅仅4天的时间，入侵固安县的的野蛮日军，在城关、牛驼、北马村、知子营、东湾、宫村一带的八个村庄，先后制造了八起灭绝人性的血腥屠杀惨案。杀害无辜百姓443人。被日本人洗劫过的村庄，到处都是瓦砾、到处都是哀声，村头、街道、屋里、院外，尸体纵横，血流成河。村庄上空黑烟弥漫，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民不聊生。姥姥因为长的俊，平时藏在家里，不得不上街前必须在脸上抹两把锅底灰才敢出门。为了保家卫国，姥姥的大哥尤振海带领一群兄弟和日本人打游击战，后来加入共产党的队伍，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很少回来了。那段岁月里，一听到有人说尤振海的队伍要打回来了，是姥姥一家人也是全村人最兴奋的事情。姥姥不到十五岁，就跟同镇的我姥爷结婚了。结婚第二天，开门看到院子里有冰，就开始在冰上打出溜玩儿……姥爷自己推小货车做生意，1955年的一天，突然有人把这些小生意人集中到一个大院里，说是公私合营，之后就把姥爷安排在固安县城的粮食局上班，直到退休，还让大舅接了班儿。

夜晚在炕上我发现姥姥的两只大脚上，两个大脚趾是歪的，每个大脚趾根部外侧长个大鼓包。姥姥看我吃惊的样子，笑着告诉我她小时候女孩子都必须要裹脚的，开始时疼痛难忍，慢慢扶着墙试着走路。没几年街上就宣传禁止裹脚了，松绑后她的脚就慢慢长成这个样子了。

姥姥家是镇上的名门旺族。很久很久以前，祖上夫妻两人在一个小村子里卖豆腐，因为生意不好做。两人挑着担子，一头挑着两个孩子，一头挑着卖豆腐的家当。迁入马庄镇上生活儿。渐渐得有了些积蓄，置办了几亩地。农忙时节则请了帮工一起下地做庄稼活儿。一个细雨如酥的清晨，勤劳的男主人依旧照常早早起来，招呼人们随他下地干活儿。几个长工隔窗看到有点下小雨儿，就纷纷回复说:“下雨了，地里湿湿啦啦的，不适合下地干活儿。今天休息一天吧！”男主人没有说什么，径自向村北自家田地的方向走去。在路过小桥时发现小桥边上有一条褥子，拎起来沉甸甸的，扒个缝隙一看，里面装满了银元。

他一阵欣喜，然后想到失主要是回来找就还给人家，等到傍晌午，也没见一个人来，细雨依旧沙沙地下着，于是他带着钱褥子回家来。到家就吩咐家人中午包饺子。今天统统不用下地了，好好休息。之后依旧生活照常。大几年以后，陆续置买了好多的田产，日子逐渐发达起来。成为了马庄镇上首屈一指的旺门大户。

“后来那些田地呢？”我听得上了瘾。可是姥姥摇摇头，一言难尽的样子。

走在马庄镇宽敞的街道上，两边是高大的建筑，有照相馆，有商店……姥姥边走边跟我聊天儿：“你家是文安洼吧，这边镇子上时常过来做买卖的文安人，一说话就哈各哈各的，口音咵着呢。听说你们那边老发大水，一发大水就会有逃难的人过来要饭，穿的别提多破旧了，十分可怜……我总觉得你们都生活在锅底儿上……”我小声告诉姥姥，我也时常听村里大人们念叨：“‘收了文安洼，粮食没人抓，淹了文安洼，十年不回家。’而且每年到了夏天，人们议论最多的准是1963年发大水的事情，他们流着眼泪，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听说人们坐在屋顶上，只能看到一片汪洋里的树帽子。每每听到这些，妈妈总是偷偷抹泪儿。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咱文安这儿过去老发大水？’父亲告诉我：‘要是不淹咱文安县，就得淹天津市，宁可淹40个文安县，也不可能淹一个天津市啊！……’见姥姥听得面露愁容，我就小声问姥姥，我们村里人也说我妈妈和我说话咵，“那么到底是谁咵呢？”姥姥只笑不答。

我们娘俩个一边唠着，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村子正北边的芦苇塘。这是一片面积很大的苇塘。里面生长着密密麻麻的碧绿的芦苇。风不大，我快乐地穿梭在芦苇荡里边采摘苇叶儿边玩儿，天空中偶尔还有乌黑的小燕子灵巧地飞过头顶。虽然胳膊和腿上不时被叶子边缘划伤，并且弄脏了新衣裳，可我还是十分开心。没多大功夫，我们俩就满载而归了。回到家里，姥姥把苇叶清洗干净放在铁锅里煮熟，端来头天晚上泡好的江米和红枣。把白线绳剪成段，就开始教我包粽子了。这包粽子可是个技术活儿，稍微不注意就会漏米。还好我看着姥姥包了几个，又失败了两次，就学会了。“淘气的小子是好的，淘气的闺女出巧的！你知道你小时候来了，别提多淘气了，看看现在长大了，心灵手巧，这么一小会儿，就学会包粽子了。”我听了笑着，心里美滋滋的，比吃了糖块儿还甜。那天中午，我是长那么大第一次吃粽子，又香又甜，好吃极了，令人终生难忘。那次离开姥姥家前，姥姥从衣服兜里掏出裹钱的手绢，小心地一层一层打开，最后取出1张1元钱纸币，递给我说：“给你做盘缠”，我当时怎么也不要。姥姥看我不收，紧接着又说：“拿着，姥姥给的，你爸爸不会瞎胡你的！”“不用了，我不是要饭的！”直到我扔出这句话。那场1元钱的争执才以我的胜利宣告结束。后来听妈妈说，马庄镇上的人大都看不起文安这边的人。而我的“我不是要饭的”那句话被姥姥在马庄镇子上津津乐道了好长时间。

我小时候妈妈的腿和脚患脉管炎，常年吃药，为了节约成本，她就买来药和蜂蜜，自己团药丸。有一次眼看马上就没钱买药了，老姨给寄来的15元钱，救了急，真正是天无绝人之路啊！妈妈身高1.65米，瓜子脸，眼睛细长，在家总是妈妈做饭喂猪收拾打扫，父亲连吃饭筷子都不管拿。妈妈心直口快，又是个急性子，干活儿很麻利，但是不掬小节。一次父亲在外间屋修自行车。她拿起来机油烙饼。父亲笑着边吃边夸，饼烙得不错，连嘴唇三层儿。饭后父亲发现机油少了好多跟妈妈一核对才知道的!但剩下的也都吃掉了，更有甚者，一次新出锅的饼子，父亲一口咬到一根针，还带着长长的线从饼子里出来。

妈妈常说她小时候学习成绩特别好，时常被老师留下来帮他批改同学的作业。但是没上几年家里就不让上了。无论老师怎么劝，家长也不同意。就让她下地干农活儿，甚至冬天去村后的大水塘里，蹲在冰面上凿小芦苇茬儿。等到十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半夜，小她两岁的大舅要尿尿，姥姥让他起身下地去尿，他却说什么也不去。哭着说地上有个人。姥姥本来就胆儿小，听他这么一说更害怕了。明明地上没有人，就把大舅打了一顿，末了高低还是尿在了炕上。第二天早晨，妈妈第一个起来下地做早饭，刚一下地就瘫痪在地上。姥姥和大舅将她抬上炕。从那天开始妈妈便长期瘫痪在炕上，闷的无聊的时候只能接着玻璃窗往院子里望望。妈妈说她瘫痪了大概两年多才渐渐好转。

妈妈总是最后一个上桌吃饭。用她的话说就是“做着头里，吃着后头”，家里来了客人，只有父亲有资格陪客人吃饭，妈妈总是伺候客人喝完酒吃完饭走了有剩的就吃几口，没有剩的就等下顿二合一了，是典型的农村妇女。而我们三个小孩儿，则连客人吃饭的屋里也不能去，春夏秋三季还好，最可恶的是冬天，只得在当街冻着，直盼着客人走了才能回家。妈妈始终坚持下地干活儿挣工分。而我的任务就是看弟弟妹妹。有一天上午，他们两个一直哭着找妈妈，我不堪忍受吵闹，只好抱着小的，领着大的，向村子西北方向的地里走啊走啊，过了大场，逢人就问，有人告诉我们妈妈在七十六，好容易盼着走到了七十六，根本没有妈妈的影子，七十六的人告诉我们在北边的大斜尖子，到了大在斜尖子还是没有妈妈，一直快走到离家十多里地的六十亩地，才终于见到了收工往回走的妈妈一伙人。妈妈从我怀里接过弟弟，心疼极了。坐在道边树阴里给弟弟吃够了奶才带着我们三个回家。

母亲做饭的时候，我总是抱着弟弟老豆子坐在后院朝北的过道屋门口儿，西头儿有位会用甜菜疙瘩做拔丝糖的老头儿，手里提个玻璃罩的大食盒，每当听到他清脆的铜锣声响起，我们便从炕尾的大黄衣箱底下，拿出1分钱，买上两小条，先用手反反复复地拔丝，拔到一定的时候，突然就变成了白色，一捻即成粉末，再美美地吃掉。

有一天，大华、三嫒、老四、蕊洁等小伙伴一起打菜时对我说：“赶明儿我们都去上学了，不跟你不上学的小孩儿一起玩了。”晚上，从挖河工地上工回来的父亲问母亲，“给小玲报名上学了吗?”母亲回答说：“没有，我想让她再看一两年孩子再上学也不晚！”父亲毫不犹豫地说：“让她去上学吧！”爷爷得知我要上学的好消息，高兴地特意骑车去到文安城里，买回来石板和一小捆石笔。那是一块精致的长方形黑石片，跟一张A4纸一样大，木质原色的四框。父亲边用报纸给我包书皮边说：“得给她起个学名。”稍加思索，在书皮正中竖着上写下：“李雅玲”三个大字。第一天上学，杨老师问我石板是谁买的，我低下头，小声告诉老师：“我爷爷给我买的。”老师站在讲台上，举着小石板儿小石笔跟全年级同学说：“你们看李雅玲同学爷爷给买来的小石板、小石笔。你们大家也需要每人准备一个。”

没有久，第一次考试，我高兴得跑回家，一进门儿就喊，我语文100分，数学98分，父亲的反应却大大出乎意料，问我有考两个100分的吗？我说有啊，“那你为什么没有考两个100分呢？”见我没说话，父亲看着我，一字一句地重重地说：“一定要好好上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只要好好上学，家里砸锅卖铁也要供你!”我点头答应着。我不知道小孩儿为什么上学，但从父亲特别重视我的学习的举动里，我意识到上学是件大事！那时候他不管干着什么，只要我一问他学习上的问题，便立刻放下手中的活儿，跑过来耐心解答。就连我写的作文他都从头读到尾，给我提出修改意见：“你这个结尾要是写：‘欢笑声传遍了田野和乡村。’多好！

学校里上珠算课，每人发了一个旧算盘用，下课后，老师说五角钱可以卖给我们，我回家跟妈妈说了。妈妈开始不同意，当听说五毛钱时，就毫不情愿得满足了我的要求。

爷爷是有固定收入来源的。父亲哥三个姐两个，父亲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姐姐嫁到永清，妹妹嫁到文安城东关。哥三个商量每月每家给爷爷两块五毛钱。每半年轮一次住的地方。二伯当时就提出他每月给寄伍块。连我父亲那份都出了。到了该住二伯家的时候，依旧还是在我家，妈妈伺候。其实从我记事儿起，爷爷就是我家盖房去大伯家住了一个冬天。其他时间都是在我家长住的。老人愿意住哪儿就住哪儿，没有人叫真儿。钱上也没有人叫真儿，逢年过节，大伯二伯总是成倍多寄钱给爷爷。平时爷爷吃的牛黄降压丸和牛黄清心丸，也都是大伯二伯供应。有一次大伯寄来的药。爷爷将裹着药盒的说明书团成团刚要扔进炉膛，结果打开一看，里面整整齐齐地夹着十块钱。

二娘也曾跟父亲亲口说过：“过年过节你二哥给老人多寄些钱，我是理解的！我也非常支持你二哥常回老家看望老人，孝子床前一碗水，胜过坟前万堆灰！”

后来妈妈用针线装订的两个黑纸本子用完了，那天中午我趁着帮妈妈烧火的机会，跟正在往锅里贴饼子的妈妈要2分钱，买本，爷爷听到立刻把我叫到他的屋里，拉开高桌的抽屉，从装钱的信封里拿出一枚2分的钢镚儿，放到桌面上，示意我拿去。第二次亦是如此，于是我记住了窍门儿，每每需要钱买文具，都会故意设法让爷爷听见，并且每次都能达到目的，爷爷的屋子南半部分到窗户是一溜大炕。北墙上正中挂着两个长方形的金黄的大相框，里面整整齐齐摆放着好多照片，相框下面是一张三个抽屉的高桌，高桌上摆有茶盘茶碗，东北角摆着一大摞线装的旧的发黄的医书，再靠里则放着一个玉石的大搬指，扳指上的水锈天然形成的一个小娃娃脸，头上还扎着一个小辫子，栩栩如生。扳指圆孔里放着精致的血红色小玉菱角和两枚比指甲盖儿还小的铜钱儿。桌子东边是一个枣红色的长方形凳子。爷爷的时间都是花在喝茶、聊天、看书、喂鸟、喝酒、遛弯儿上。别人只是吃饭前喝酒，顶多一天三顿。他是出来一口儿，进来一口儿，从来不用就酒菜儿，跟小孩子吃零食一样。他还从地里捡来大块的礓石狗子，粘在一堆儿码在小圆碟子里，在有孔的地方撒上麦粒儿，经常浇水，麦粒长出高高的嫩绿的麦苗丛，形成盆景儿，好看极了。他时常让父亲帮他掏来刚出生不久、浑身光秃秃的小麻雀儿，养在鸟笼子里，和点玉米面糊，用冰棍棍锄起，一点点喂给小麻雀吃，鸟笼子的边上还用铁丝固定着盛满水的小水罐儿，鸟儿养大了就放飞，然后再养一波儿。听父亲和老姑说过，爷爷过去养鸟，到了一定的月份大，如果鸟不会叫，他就出来进去的埋怨：“为什么这鸟儿还不哨儿！”实在等了久了不哨儿，他就一把将鸟抓出来，直接把脑袋揪下来，接着连身子一起扔出去老远。不过像这样现场惨烈的镜头从我记事儿起再也没有过。

爷爷不但自己不干活儿，也看不惯老姑干活儿，经常因为老姑去拾柴火、下地打草回来晚了担误了做饭跟老姑吵架，他常常发出：“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的感叹！

爷爷屋最东边的抽屉里总有花不完的钱。每当星期天，他就从抽屉里面拿出1元钱纸币给到我，让我去城里找老姑，由她带我上街，买回来1斤多羊肉（0.60元一斤），全家人一起吃饺子。爷爷喜欢在中秋节的夜里，昂首仰望夜空，对着繁星拥绕着的一轮皎洁的满月，发出“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的慨叹！也时常告戒我们三个孩子：“不管去谁家玩儿，快到吃饭点儿了要主动回家，宁可让人可怜见，不能让人不待见！”爷爷的手把件是一对近三角体状不规则的木梨疙瘩和一对圆圆的核桃。他经常握在手里把玩，磨得铮亮，特别是那对核桃，深红深红的。

高兴的时候爷爷喜欢操着天津口音给我们讲故事：“话说在古时候，芒山有个小偷被官府逮住了，要被砍头，临刑前官差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说想见自己的妈妈一面，那没有问题呀，人们赶紧派人把他妈妈找来，妈妈与他诀别时，小偷对他妈妈说:‘我如果要像小时候一样再吃一口你的奶，则死而无憾!’妈妈怜悯他，就解开上衣扣子露出奶头儿让他吃，不料小偷突然上去一口咬断了妈妈的奶头儿，他妈妈流了好多血，最后疼死了。然后小偷告诉行刑的说，我小时候，犯了小错，偷了一颗菜一根柴，我妈妈见了十分开心，从不教育我，使我胆子越来越大，最终铸成大错。我之所以走到今天被砍头的地步，完全是因为我妈妈从小不管教我、事事惯着我的缘故......”爷爷看到我们全家人都聚精汇神地听他讲，得意地笑着说：“把他妈妈奶头儿给咬下来了，哈哈哈！你就说爹妈对孩子的教育有多重要吧!”“那是啊!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啊！”父亲用纯正的天津口音感慨道。

周末的午后，他还会给我们讲介子推割股侍君和南蛮子憋宝的故事，措词恰当，语言流畅，故事情节更是引人入胜……

1977年，文安雨水特别大，大坑里，村里村外的大沟里，水全部满满的。庄稼遭遇大涝，整个雨季睛天非常少，人们从生产队里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水里摸鱼，父亲也准备了小粘网、小赶网和圆口儿上缝着布边的竹劈子编的小鱼篓儿。大人逮了鱼即刻扔到岸上，我们小孩子站在岸上负责把鱼捡到鱼篓儿里。一天晚上，母亲把鸡骨头放鱼篓里，鱼篓下到下坡儿机井房的水里。第二天早上拎回家大半篓小鱼儿小虾儿。顿顿有鱼有虾的餐桌和孩子们戏水的喜悦，丝毫掩盖不子大人的忧愁，大部分秋庄稼长期泡在水里，粮食严重减产，不但冬天吃什么已成问题，更可怕的是房子，那可是多年的全部家当，每到半夜大喇叭总是传来让村民每户准备多少多少个编织袋子，支援上头用于河堤加固。万一要是跟1963年似的来场大水灾，房倒屋塌，则之前多年的所有努力，会全部化为乌有。洪水隐患，早就成了母亲的心病，我时常看见她偷偷的抹泪儿。“当初咱要是不往这文安搬，还在渭颉城该有多好啊！大哥把咱们倒腾文安来了，说好了的他晚过来一两年，到最后砖都给他烧好了他又不来了!大哥家的麦子，大囤满小囤流，铺着盖着吃也吃不清的，而咱们还得月月买白面！”母亲不只一次哭着跟我父亲抱怨着。

父亲耐心地解释道：“上次我去渭颉城送瓜子饼。原来大哥早就拉了十间房的砖却迟迟不肯动工。渭颉城魏宝忠跟我说：‘我亲口跟你大哥说过，‘我能猜到你为什么迟迟不翻盖房，因为你这么做对不起万增。可老这样儿不叫个事儿!你要是张不开口，我去跟万增说！’我当场明确表态，‘我大哥在哪盖房我都大力支持！’在这件事情上，大哥确实是欠咱一个挺大的人情，可是一旦咱张嘴说出来，这个人情也揍不欠了。你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发大水的事儿，1963年11月17日毛主席亲笔题下：‘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以后，多年来，多少民工去挖河！这些水系国家花大力量彻底治理了，象1963年的那种情况绝对不会再发生了。人这一辈子揍这么三万多天，愁也一天，乐也一天，何必每天为不会发生的事情愁眉苦脸、担惊受怕呢！你这揍叫‘看三国落泪——替古人担忧！’”

1978年以后，来到改革开放前夕，生产队处于半开放状态，有不愿意挣工分的，可以每天交给队里1.80元钱，便可自谋职业了。否则就得去生产队干活儿，每天挣10个工分。父亲刚离开生产队，就跟着李文忠去城里打土方，从城外挖土推到县城里垫平大坑，好建路东的工业局和路西的外贸局，每天能挣4到5元，扣去交队里的1.80和每天的租车费0.20元，每天净挣3元钱吧。打土方是超级体力活儿，累得父亲膝盖损伤，不能上工了，每天扶着我去上药，多亏秀珉姑姑给了一贴止痛膏药，效果不错，只下雨休息了两天，雨过天晴父亲就又出发了……

父亲经常从东关老姑家通过城墙的豁口到粮食局门口儿转悠，门口的小黑板上写着：收购油料：葵花籽、芝麻等，后面标着价格。父亲拿笔抄下来。去王口大集上考察价格，发现葵花籽有差价。便找爷爷借来二十元钱做本钱。尝试去王口儿集上收购葵花籽儿，每斤能有一毛钱的利儿。父亲盘算着交到粮食局每趟能有十多块钱的总利润。他就在王口集上买了点儿，让同村的嘉丰看见了，问：“三哥，你买这个干什么？”“我买点试试呗！”他看见我买了回来一琢磨，这里边有差价，就开始从南边、东边往回驮芝麻，于是村里好多人都开始倒粮食。特别是金生大伯家哥仨。驮了整整一个冬天。他们不交文安，往文安西北边，霸县西边去卖，差价更大。

父亲倒了一趟葵花籽儿后，便带着我老姑夫去固安帮大伯家盖房去了近一个月，然后两人直接去永清大姑家帮忙盖房半个多月。回来在村南碰上王宏图，宏图大爷说：“这么多天你干什么去了，回来快倒粮食吧，咱村人们倒粮食成疯了，三一群儿俩一伙的，都是让你引的道儿，分开生产队了，都没事儿干，你成了咱村倒粮食的领路人！”

冬天有一次搭伴儿倒粮食，跟父亲一起去的小乐子、小帮都回来了，而父亲却迟迟没有回家，每次有倒粮食的回来从下坡儿路过，妈妈和爷爷都不失时机地跟人家打听父亲的消息，可每次都让他们望。当爷爷听说王曲有个19岁的小伙子结婚还不到一个月，开着三码车在附近的一个村儿买粮食，让人图财害命了。家人到了村里时，人没了，三码车还在。他跟我妈妈更是不往好处猜疑了，“是不是有人趁着看秤星不注意背后给了一杠子，带钱带粮食带车全让人给弄走了？”更是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度日如年……五六天过去了，突然父亲推着车子进家。爷爷跟妈妈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儿。原来他把棉袄放在粮食口袋上，因为跟着买主带路，买主骑空车跑的快，情急之下，又把棉袄丢了，因为当年春天已经丢了一件棉袄了，不好意思回家，为了挽回损失，第一趟驮的粮食卖完后没回家，直接又倒了一趟粮食。

父亲陪笠增伯伯上苏桥二姐家有事，跟他二姐的小叔子聊天儿，得知他们从天津的颜料厂拉回好多五颜六色的废塑料袋，父亲跟笠增伯伯就全买了下来，找一队的车把式铁栓赶着大车帮忙拉回家来，在我家南墙根儿堆了好久好久，平时没事儿，每当下雨我家院子里则五彩缤纷。终于六七个衡水的人来买废塑料，在买卖的过程中，父亲问那边各种粮食的价格，对方说了几样儿，父亲发现芝麻的价格比文安便宜一毛多。父亲问：“你们具体是哪的”对方回答说：“我们衡水三大镇，窝北、梁村、大尹村。我们是窝北的。就这三大镇，你赶哪个集都行。傍晚，父亲来到东头大奶奶家问我大奶奶：“大婶，能借我三十块钱吗？”大奶奶正在晒粮食：“哪有钱那”父亲又问：“那你家有口袋吗？能借我俩口袋吗？”大奶奶没有抬头：“没有闲口袋，都盛着粮食呢！你要口袋干什么？”父亲回答说：“我打算去衡水买趟芝麻！”“没有”父亲站在那里好尴尬，只好悻悻地回了家，妈妈转了好几家，借够30元交给父亲。父亲凑够了本钱，打听着就去了大尹村，有200多里地吧。生产队管库的老头儿，边过秤边对父亲说：“这囤芝麻是落镰芝麻，最好的大黑芝麻了!”父亲当天去当天就驮着200多斤芝麻回来了。交到文安粮库。一趟挣了20多块钱。一天晚上笠增伯伯找到父亲，说以后跟着父亲倒芝麻。本钱和口袋都准备好了。父亲满口答应。“按理说我就不带着他，他家怎么又有本钱又有口袋啦!”笠增伯伯走后父亲特别气愤地说!妈妈劝解道：“别那样，许可别人不对，不许可咱不对，举头六尺有神明，老天爷什么都看得见！他挣的钱越多咱越高兴，再说人家笠增又没有得罪你。分开生产队，都想干点事儿，以后出门做买卖带着他，也是个伴儿，我们家里的也放心。”父亲想了想跟我们说道：“刚才你妈妈说的话搁了对了。你们记住，与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矣！与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矣！人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做好事!一个常做好事的人，未来就差不了哪去！”妈妈接着说:“做个好人，即使有个小灾小难，大伙也是同情你的，相反，要是坏人遭了难，大伙会认为特别解恨!”于是以后父亲跟笠增伯伯两个人经常一起搭伙去驮芝麻、做买卖了。

有一次父亲起大早儿带着笠增伯伯、帮叔、小乐子、小毛外出倒芝麻，骑空车子半天就到了河间南边的目的地，五男庄，于是几个人大声吆喝“有芝麻的卖．．．．．．”立刻出来个男的，四五十岁的样子。“别喊叫啦！这大晌午的人们正睡着叫呢，叫你们一嗓子吵醒了。快走快走！”劈头盖脸就把他们给瞎唬了一顿。几个人大气儿都没敢吭，只得灰溜溜地骑上自行车奔向下一个村。“五男庄，五男庄，咱们是不是犯村名儿呀！”帮叔一句玩笑打破了沉寂，无比郁闷的五个男人哈哈大笑。那边村里种芝麻的多，吆喝出来两三个茬儿就能装满一个人的口袋，在第二个村，不到三个小时，人们纷纷装满了口袋。开始装车，自行车后座的两侧一边放一个，最上面横着再放一个，然后用大拇指粗的麻绳牢牢捆绑，固定在车子上，每人都能带三百多斤。父亲为了多挣钱，用的是王宏图家自制的特大口袋，总是装的比别人多好多，足足有四百斤。每斤赚一毛钱，刨去挑费，也能挣上30多块了。下午四点他们五个人驮着重重的粮食口袋，一个个上半身前倾，肩膀和脖子带动头一下一下往前探，大腿带动小腿和双脚，往前驱动着自行车，步步登劲，带着美好的憧憬，向家的方向出发了。到了河间北边离卧佛堂不远的刘守寺，天就大黑了。几个人只好在一家小旅馆儿住下。晚上，父亲突然想起出发前一天小毛的父亲、当了半辈子队长的李璟河的话：“你们知道这芝麻掺水怎么掺吗？就是把口袋解开口儿，在中间的地方刨个坑儿，把水沿着坑里浈水进去就行啦！”

店里的大铁壶特别大，几乎能装半桶水，父亲把车子推到屋里，按照李璟河的教导，把一壶水全倒了进去。

第二天早上出发后不久，帮叔在后面边骑车边说:“万增哥，你的口袋底下怎么都是冰凌坠儿坠儿啊！”

回来在文安集上卖芝麻，大庄子有个吴家场，吴家场那个开油房的秃子问父亲：“这芝麻挺好啊，底下的怎么样啊，上下一样吗？”父亲说：“你看见上头的了吗，就看见下边了。”秃子说：“真的吗？”父亲斩钉截铁：“这还错的了！”“你跟着我走吧，到家过秤，咱可是提前说好了啊，我这儿等米下锅，人家有要香油的。到家芝麻如果不行，再买去就耽误事了。城里都散集儿了，我上哪儿买去。我可确实等着使芝麻呢！”父亲说：“没问题”。等到了院里，两人抬起大口袋把芝麻往大笸箩里一倒，四周围的都起尘土，当中间这一溜芝麻特别鲜亮，秃子拿手这么一摸：“哎哟！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我还问你上下一样吗，你说一样，这揍叫一样啊？”父亲说：“我也闹不清怎么回事呢？”秃子说：“你快得了，别来这一套啦！这肯定揍是你的事儿！”父亲说：“那怎么着啊？我这也上当了呗!”秃子说：“你没个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揍是你的事儿！”父亲问道：“那么你说怎么着啊？”秃子说：“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办法，咱把芝麻搅拌均匀，然后上锅里炒，炒干后等着凉凉了，再过秤。”父亲一口回绝：“不行，门儿也没有！”“门儿也没有那我揍不要了，你驮走吧！你看这事儿你把我给耽误的！”于是父亲让他帮着装好口袋，再把口袋装上车捆结实秃子就不管了。父亲推着车出了门儿，要出这村得下北边那个大陡坡，而且都是庄户根本没有道儿。父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把载重400斤的车子从大陡坡儿上推下来，回到家，正好李璟河跟大吉祥两人合伙新开了个香油房。父亲回到家重新搅拌均匀了，重新装好口袋驮到了李璟河家的油房说：“有买芝麻的告诉我一声儿。”就把一车芝麻委托给他们油房了，没几天真的来了个霸县到这村买芝麻的，商量好价格以后，从父亲的口袋里往买方的口袋里倒芝麻的时候，买方十分满意地说：“这芝麻才好呢，一点土气儿都没有！”

父亲倒粮食攒下三百多块钱，他带力增伯伯去山东德州陵县寻找他的堂姐大桂未果，顺路在山东批了大葱雇车拉到天津去卖，赔了些钱，回来跟王洪途一说，王洪途告诉父亲：“接道儿不倒葱的道理难道你不懂吗？”父亲吃惊地望着洪途大爷：“伤份量？怪不得我们一斤加了一毛的利儿还赔钱呢！”宏图大爷点点头。接下来父亲跟着王宏岸的父亲等几个人一起雇车从河间进了一批草驴，到文安这边来卖，用汽车运输过程中由于路途颠簸，所有草驴膝盖磕破了，伤口上长了蛆虫到村里后因为不服水土，草驴病了不少，根本卖不出去，我跟小伙伴儿去村北边的大场里看驴玩儿时，王宏岸的妈妈跟我开玩笑说：“闺女，你爸爸把你的嫁妆钱全赔光了……”后来，只能等驴死了卖驴肉挽回一点儿损失。倒这一趟驴下来，父亲几乎把家里的积蓄全部赔光了。那些日子里，父亲口中说的最多的是：“钱是王巴蛋，赔了再赚！”

父亲跟王宏图大爷合伙进了榨油机，在我家小西厢房里，父亲负责买来花生和葵花籽儿榨油熬油，王宏图负责卖油。原来榨油机技术性特别强，请来寒磨的大莽师傅，师傅在就出油，不在机器就不停的出故障，没有几个月便以失败告终。

一次偶然的机会，父亲碰上周庄儿的一位经常往北京卖油、姓马的大哥，问他：“这卖香油是不是还得带杆秤啊？”他说：“根本不用，三四个提就够了，一斤的、半斤的、一两的、二两的。”那人边说边挨个将白铁皮油桶里挂着的提掏出来展示给父亲。临别还热心地告诉父亲最好自己买来芝麻找油房加工，文安城里谁家的油房出油率高等等。父亲受到启发，找爷爷借了本钱，骑自行车去衡水饶阳县的大尹村，驮回芝麻，找本村金生、滦河和赵锁三家在刘锁家合伙开的香油房加工成香油，再用自行车驮到天津去卖，卖得快的时候一个集（5天）能跑上两趟。

不到半年之久，父亲跟宏图大爷合伙在家里西厢房安排香油房，加工香油，虽然不用到处跑着卖油了，但是总得打磨，好吃好喝地伺候着打磨的师傅，夏天香油房进去就一身汗，他们从小屋干完活儿来到院子就浑身发冷。而爷爷则坐在院子里的小槐树底下，悠闲自得的摇着蒲扇，我放学回来则时常会帮着他们蹲油。

一次为了打磨，父亲跟宏图大爷一起往下抬磨盘，不小心砸了脚。因为爷爷没有主动问候，父亲堵气不找他看病，找了村子里好几个大夫看了好多日子也不见好，最终还是找到爷爷给看的，爷爷给开了药，没有一个礼拜就好了。下医嘱时他问爷爷：“为什么小玲的药拿香油调，而我的拿醋调。”“她那是黄水疮，跟你不一样”。香油房干了没多久因为不挣钱，只好关张了。父亲又开始去天津卖香油了。

中秋节这天，全天下着小雨，爷爷出来进去的念叨“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那时候最快乐的时光就是下雨天，我们叫“过阴天儿”，人们跟本进不去庄稼地，所以不但不用下地干活儿，还有时间在家做好吃的。我们吃着一兜儿羊肉丸的饺子，听着爷爷讲他小时候的故事。到了晚饭后，我们一家人围在盛满炒花生瓜籽的簸箕前，边吃边聊天儿，或者听爷爷讲家族史，美哉！

1966届、1967届、1968届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当时在中学的初、高中学生因故造成在学校堆积，到1968年出现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六届中学生同年毕业的奇景。造成了具大的就业危机。因此老三届离校后基本上都当了知青。并且将此前农场（含兵团）模式为主的上山下乡改变为以插队模式为主并向后来者延续。秀珉姑和桂岚姑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下乡知青。秀珉姑是我爷爷亲弟弟的女儿，爷爷的亲姪女。1970年下乡住文忠家的闲置房子，桂岚姑是东头聋大爷的亲姪女1974年下乡，1972年毕业拖到了1974年下乡，因为一家必须得走一个，她再不走，她的弟弟就得走。住在东头儿聋大爷家跟贵霞姑桂香姑一起住最东边的套里间儿，这些握惯了笔杆吃惯了大米白面、细皮嫩肉儿的城里姑娘，扛起了锄杠，跟村里社员儿干一样的活儿，挣一样的工分。吃着一样的地里的产出，农忙下地干活儿，农闲则给六姑贵霞打下手一起织席打盖垫，好到集上去卖钱！桂岚姑刚来时因为干不惯农活儿，无论割麦子还是掰棒子，都让社员落下一大截，老百姓常说，“是灰揍比土热”每当这时，父亲和笠增伯伯总是主动接应。不让别人看笑话！有一次桂岚姑和我五姑宝珍等几个人走着去了小白河北边的王八蹄，六十亩地还往北好远呢，那是我们村最远的一块地了。还没干活儿，每只脚底板上都打了好几个大水泡。播种麦子的农具叫楼，前面中间一个稳重的成年人驾辕掌握方向，前方左右两边是两个拉套的小伙子。蒋麦子的把式两手扶着楼把儿在后面向前面推动的同时掌握播种的深浅。最后用小碌碡沿麦眼儿滚轧一遍。小碌碡只要一滚动起来，铁环和碌碡的链接处就会吱扭吱扭响个不停，我们叫它“乐不够儿”。桂岚姑不顾脚底的水泡疼痛钻心，左右微微甩两下头，将两条乌黑的大辫子甩到后背。左手指优雅地向左边理一理齐眉穗发，同时右手倔强地拉起小碌碡的长长的麻绳。大颗大颗的水珠滴到土壤里，分不清是泪珠儿还是汗珠儿，只见她深一脚浅一脚、举步维艰地朝远方长长的地头儿走去……

1978年秋，听说要落实返乡政策，秀珉姑丢下一句:“只要能让我返城，一步一个头从小寇村儿磕到天津我也求之不得。”高高兴兴地返回天津了。从此她再也没有来过这个村儿。第二年年底，桂岚姑也兴高采烈地返城回天津了。

那时候一听到东下坡大汽车响，就急忙往外跑，八成是我二伯回来了。二伯二娘都在天津红旗化工厂上班。二伯1.88以上的大个儿，长方脸、大眼睛，直鼻梁，英俊倜傥，如果不是脸上隐隐约约有小麻坑儿，绝对典型的美男子，听爷爷说过二伯小时候因为长的特别好看，在火车上外国人都喜欢抱着他玩儿。二伯每次来一准给我们三个孩子带来新衣服和好吃的面包、果脯、耳朵眼儿炸糕、十八街大麻花等零食，有时还有鱼肉猪肉馅粽子、鱼肉猪肉馅月饼、糖炒栗子……

东头儿笠增伯伯的老爷去世了，人们在当街搭起了灵棚，四岁的弟弟戴着白布做的孝帽儿守在灵棚里，有来祭奠的人，他就学着大人的样子，双膝跪地，两个小拳头头驻在地上，低下头，让额头顶在两个小拳头上，唔唔的假装哭着。妈妈骄傲的跟人家夸赞弟弟懂事儿。爷爷是死者的亲侄子。会在灵棚里坐着。因为死者去世时80多岁了，算是老喜丧。为了活跃灵棚里的气氛，人们请爷爷给大家讲故事，爷爷推辞不过，便操着天津口音娓娓道来：“给大家说一个‘介子推割股侍君’的故事，这个故事也是寒食节的来历！话说东周列国时期，晋国的公子重耳出逃经过五鹿这个地方，饥饿难耐，实在走不动了。随从便向一个正在耕田的老农夫要吃的。农夫看这帮人穿衣坐派非富即贵。认为他们不缺饭吃，生气地拿起一块土坷垃递过来，当时重耳大怒，赵衰赶忙说:‘这是老天爷在给你土地啊！这是吉兆。’于是重耳马上跪拜接受......”出殡后笠增伯伯过来串门说：“村里人们在传扬三伯那天讲的割骨侍君的故事真好啊！”

头进腊月的一天头晌午，天气晴朗，母亲从大街上带回来两个十岁左右的小哥俩儿，一边忙活做饭一边说：“当街来了个安徽过来拘瓦盆儿的师傅，带着四个小孩儿。说他们那里今年夏天遭了大水，逃难过来的。正好快到晌午了。我领回来两个，王庆联奶奶领她家去两个。妈妈用大油炒了两大盘子土豆，围锅贴了一大圈饼子。两个孩子跟我们围坐在一起吃了一顿热气腾腾的午饭。两个孩子吃饱后妈妈用搌布包上几个金黄的大饼子，塞到孩子怀里抱着，把他们送回大人那里回来才开始吃饭，她指着还剩少半边炒土豆的菜盘子教育我们说：“人家这孩子规矩成大了，你看他们俩夹菜就夹靠近他们那面儿的，一点一点的往中间挪……”

那时候小孩子最盼着过年。“小孩儿小孩儿你别哭，过了腊八就宰猪，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节那天，早上用八样食材熬腊八粥，里面还有二娘让父亲稍来的栗子和红枣，好吃极了。晚上家家会包好多大蒜瓣儿，装进罐头瓶或坛子里，倒满醋，封好口儿做成腊八醋到过年当吃饺子的蘸料。父亲从天津卖油回来，带回了二娘给买的两条绸子，一条粉的，一条绿的。我要的粉的，一剪两段，扎在两个辫稍上，妹妹扎绿的，鲜艳极了。过了腊月二十，基本就为过年忙活了，妈妈会把不多的两样儿家具搬到院子里，戴上头巾，把房子从房顶到屋地，从炕上到炕下，包括墙面，都打扫一遍。腊月二十三前夕，村里就会有卖糖瓜的叫卖声，讲究的人家就在二十三那天祭灶。这一天也是北方小年，吃饺子的日子。但是根本没吃过一次饺子，那点儿有数的白面得留到大年三十和初一。腊月二十九借来落子锅放在火炉上，用梅子米面糊糊开始摊炉糕。用黄豆换来一大盆豆腐，煎一部分放到不住人的屋子里冻上一部分。不管白天多累，父亲每天晚上坚持看书，我的语文课本从不放过，《东周列国》也是他的案头书。每年过春节父亲都是自己写对联。手中握笔蘸足了墨汁儿，凝眉思索之际，母亲笑着说：对联儿我想好了，“今年买卖没做好，丢了两个大棉袄，”横批：“李万增”父亲也笑了，“快滚我脚底下去吧！”“你想滚我脚底下是吗？我还都不要呢。”妈妈的嘴从不让份，平时也因此吃过不少的苦头儿。

“新年到，新年到，闺女要花，小子要炮，老太太要裹脚。”弟弟刚会说话时过年听到鞭炮响，就知道吵着跟妈妈要鞭炮了。

三十早晨起来，我们都穿上二伯二娘给稍来的时兴的新衣裳，脚上穿着天津带来的半新不旧的小皮鞋儿。辫稍扎上粉的绿的蝴蝶结。早饭要吃大米干饭白菜粉条炖肉，吃饭前父亲带着弟弟放鞭炮。头吃中午饭前上坟，喻意是把过世的亲人接回家一起过年。父亲头上坟，一幅大红的对联已贴在门框上了，上联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下联是：而今迈步从头越。横批：翻天覆地”喜气盈门的感觉。我们这边闺女不上正日子的坟，大概二十五前后，老姑骑车子回来了，她每次上坟都带上我，到了坟上，她点着烧纸一别用小棍子扒啦一边开始哭，热气顺着火苗儿往上升腾，撩拨着老姑前额的秀发。“故人轻拂亲人眉，为你抹去半生灾”我在一旁也跟着直抹眼泪儿。

三十中午会有馅包子和白面馒头吃。晚上我跟妹妹打着里面点着小洋蜡的大红纸灯笼，一起聚集到北边上坡蕊洁家的大树下。秀梅姑让我们围成圈双手在胸前合拢，她圈在里边一边挨个用双手抚摸我们的双手，一边喊：“浇，浇花了，早上浇的支楞楞，晚上浇的蔫轰轰……”直到手里的纸灯笼着了火，才慌忙跑回家……

大年三十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剥花生磕瓜子。村里跟我家血源最近的是东头儿聋大爷和大奶奶家，聋大爷跟我爷爷是一爷之孙。家里有七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就是笠增伯伯，是我家的常客，他三十晚上在我家呆了很长时间跟我父亲商量，听说过了年就要分开生产队了，明年干点什么好挣钱，他想了好些事。等他走后，母亲说：“咱揍还卖油吧，到香油房趸油，当时也不用给本钱，去天津卖油回来再给油房结账。最起码不用什么本钱，带个二三十块的盘缠就够了。在天津每天晚上住在二哥那里。”父亲没有说什么。夜深了，三十晚上所有电灯必须着一晚上。全家人开始包着饺子，我负责擀皮儿。他们两个大人包，还有一个饺子里放了一分钱的钢镚儿。母亲三十儿晚上不让乱讲话，什么面多了、馅儿少了的。摆满整整齐齐两盖联饺子后，还剩下一些面和馅儿，剩面预示着来年有衣服穿。剩馅儿预示着来年有钱花。饺子必须拿搌布盖好，放到高处，坚决不能让老鼠拉走。听说前些年有一家过年，饺子少了三圈，结果第二年那家死了三口人。一过12点渐渐有放鞭炮开始吃饺子的了。一直到天亮鞭炮声此起彼伏，还有钻天猴、二啼角、掺杂着炸雷子的声响，让人担心玻璃窗会被震碎，甚至连屋地都跟着乱颤！到天亮鞭炮声更是连成了一片，用妈妈的话说热闹的跟开了锅似的!饺子下锅要万分小心，千万不能落锅台上一个半个，更不能煮破了皮儿，漏了馅儿。正月初一丢饺子新的一年对老人不好，十五丢饺子新的一年对小孩儿不好。这边马上捞饺子了便通知外面早已准备好鞭炮和香火的父亲和弟弟。放完鞭炮，正好饺子上桌了，上座主位给奶奶摆上醋碟和饺子以示祭奠。父亲母亲和弟弟挨个儿给爷爷磕头拜年后围座在桌子旁。然后全家则围坐在一起吃饺子。在腊八醋碟子里用筷子点上一点点父亲提前泡好的金黄色的芥末，蘸着白面皮羊肉馅一个肉丸的饺子，香气直钻鼻孔，好吃的简直用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

爷爷饭桌上从来不喝酒，因为他喜欢站着喝，也从来不用下酒菜儿。拿起酒盅，一昂脖儿，片刻就全部喝下去。头出去喝上一口儿，溜达出去转一转进来又是一口儿。就跟我们惦记着中间大宽抽屉里的麻花和面包一样一样的。一次爷爷去代销点打散酒。柜员为他打完酒，回头找完零钱见杯子空空如也，愣愣地得问爷爷：“我是不是还没给你打酒？”我有时再想，爷爷从没有让我为他打过酒，假如他要我替他打酒，我是不是会醉得找不回家？

母亲担心饺子粘了，总是不紧不慢得把饺子颠几下，碗里的对倒一下，罗锅篦子里的捡一捡。坐下来，吃第一口准把钢镚儿吐出来。都说吃到带钢镚儿的饺子有福气。可是我真不知道她的福气在哪!

吃过饺子，又一场大戏上演，父亲母亲换上新衣裳，嘱咐我们来了拜年的拿烟端花生瓜子。父亲就匆忙跟着笠增伯伯他们一起挨家挨户拜年了。母亲也跟一大帮来给爷爷拜年的媳妇们出了门儿。直到午饭前，村街上到处都是穿着新衣裳的一群群来来往往拜年的人群！中午妈妈拜年回来，让我帮他去四娘家抬泔水，路上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张1元钱的纸币递到我手上，嘱咐我跟谁也别说。那天晚上，弟弟妹妹每人举着5毛钱的压岁钱欢天喜地地乱蹦。

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初三烙饼往家转，初四的春饼，初五是吃破五的饺子，捏小人嘴。这些讲究基本上都用粗粮细作的炉糕和油茶面泼的茶汤代替。唯一那点白面得留给正月十五早上！

每年元宵节为期三天的灯会，做为名符其实的视觉盛宴则把新年的气氛推向又一个高潮。正月十三晚上开始，连续三个晚上放灯，村民自发组织的音乐会，会在傍晚村长大喇叭里无比深沉地一句：“音乐会的，音乐会的，大队集合来啊！”很快集聚在村部。然后再一起走到最东头的主街，鼓乐笙箫，各种乐器齐奏。一曲奏毕，前边到谁家门口谁家便鞭炮齐鸣、还有放烟花的，还有放钻天猴的，还有放二啼角的......音乐队边演奏边踏着满地的废炮纸屑往前走。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直到最西头。每晚都要折腾到半夜十一二点才算结束。生产队解体后，这些音乐队的吹鼓手，便转型为转村吹死人的音乐会了。

正月十五是小年，十四跟三十一样过，十五早上跟初一一样过，家中所有的灯依旧亮一宿。就是不用起那么早、也不用拜年了。十五晚上煮些自己把粘面里裹上豆馅，用簸箕摇成的元宵。象征着团团圆圆。哎，每次提到豆馅便心有余悸。王宏图大爷一直是我家的常客，只要父亲在家，每晚必到。而且是有名的铁屁股！每晚不说上三次回家，是不会真的离开我家的。

寒假开学前，父亲骑自行车去天津卖油，带上了我。我是最后一个被父亲带到天津玩儿的一个，弟弟是第一个、妹妹是第二个。弟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而妹妹则比我长的好看的太多。大人谁见了谁喜欢的不得了。过年去大奶奶家玩儿，小老姑开玩笑问我：“玲玲，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弄得不知所措，只能默不作声。而在一旁的六姑贵霞马上说：“人家小玲长大了要到县城里生活，当大工人！”我一直在想，城市里是不是当地儿一点土也没有？那里的大人和孩子从来不用下地干活儿吧？他们是不是每天都穿着干净时髦的衣裳?他们是不是家家都有花不完的钱？

父亲跟我说，找二伯二娘要提前计划好，如果不是星期天，就要到他们上班的厂子里去找。那是个傍晚，我们来到了河东区小孙庄河沿街海河岸边的一家工厂。门左边竖立着：“天津市红旗化工厂”的白底儿黑字的木牌子。从门口就能看到里面高高耸立的银白色的大罐子。

到了维修车间，二伯二娘见我们来了，高兴得去换工作服了。一位跟二伯年龄相仿的穿着浑身油污的工作服的男人，坐在高高的机床边沿儿居高临下：“小孩儿，过来，”我走到他跟前：“你爸爸为挣钱养家可是没少受大累，你们农村生活条件不好，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过总听你二伯说你学习还挺好的！”说的话像是夸赞我，而语气里除了居高凌下的轻蔑，感受不到一丝被表扬的温暖！我当时一句话也没说，更不知道说什么。

走出厂门口，我转身指着高空中的大罐子问二娘是什么，二娘说是生产硼砂用的。

二娘叫李明英，是一个特别和善的女人，中等身材，长方脸，白净的肤色、穿着朴素干净得体，留着直直的短发。不象城里人那样烫着卷发！从小学到初中毕业，二娘是天津教学质量最好的和平区的学校毕业的。她亲口跟我说：“做人首先做厚道，一分厚道一分福！”

从门口出来右转沿河走一小段，再右转沿街再直行，马路两边搭着的一个一个的帆布棚子里，卖水果、花生瓜子的，非常热闹。二娘说；“这地方，卖嘛的都有，只要有钱！”二娘买了桔子、花生、糖炒栗子。分别用牛皮纸袋子盛着。穿过一道宽敞的大马路，二娘指着路边立着的标识对我说：“这是‘后台儿’的站牌儿，等你长大了，自己来到了天津站，就上17路，在后台这一站下车，走不老远就到家啦！我跟你说啊！我们同事都说你爸爸可是条汉子！他为了养活你们全家老小，可真是没少吃苦受累！”紧挨着马路东边的公共卫生间旁边就是一条胡同，从胡同往里走，左手边就是一排排红旗化工厂的职工宿舍。二娘带着我从胡同口左拐进去，狭窄通道最多有一米宽（大人称龙档）只能勉强容两个人并排走过，左右两边是一家家的门口儿，在最里边数第二家门前停住。进来后，屋子里有张大床，床对面靠墙根儿是木质带抽屉的高桌。高桌上有一台旧收音机。挨着高桌是两个豆绿色的单人沙发，中间隔着一个小茶几。沙发和茶几上都铺着雪白的带花边镂空装饰布。两个小男孩儿，峙魁峙庚只是礼貌得打个招呼，就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对面的更矮更小的房子里靠南墙横担东西墙搭着个小床铺，床单干干净净。二娘在小窗下边做饭边跟洗完澡刚进门的父亲说：“大年初一你二哥说什么也不起床，躺了一天，一问怎么了，好嘛，他说想他老兄弟了。”父亲跟二伯都笑了。

第二天早上，二伯把订的唯一的一小碗儿牛奶给我独自享受。其实我真不知道牛奶是什么，二娘没有上班，带我去了滨江道上的劝业场和滨江商厦转了半天。乘坐了我特别害怕坐的手扶电梯。二娘几次要给我买这买那，我都坚决不让。回来二伯问我买嘛了。我说什么也不用买呀，二伯笑着说；“穷逛啊！”二伯喜欢边让我喝事先泡好的桔子皮水边跟我聊天。我不失时机的问二伯：“为什么人家兄弟都在一个村子。而我大伯在固安、你在天津、我爸爸在文安？”二伯仰天大笑，“哈哈，这才叫五湖四海呀！”我又问:“为什么有的人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下地干活，而有的人一出生就带着铁饭碗儿”“那是啊！峙魁峙庚不就是嘛！一出生就是天津市非农业户口！”高桌上大玻璃罐子里的桔子皮水非常好喝。只是每次去厕所都要走到外面大马路边上的公厕。临离开二伯家，我偷偷地把二娘头天晚上强塞在口袋里的十元钱，放在高桌上的收音机底下！

回家的路上，父亲告诉我，二伯家的房子开始住着胡大爷和另一位同事三个人。后来，二伯娶了二娘，那两位同事就搬到别处住了。我问父亲：“二伯脸上隐隐约约好象有麻子，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吗？”父亲郑重地跟我说：“二伯小的时候，染上了天花，天花是烈性传染病，死亡率得有30%，即使是幸存者，也会留下严重的疤痕甚至失明!以后你们不管在哪儿，都绝对不允许提你二伯脸上有麻子的事情。”我点头答应了。然后追问：“那现在还有天花这种病吗？”父亲长出了一口气，轻松地说：“现在小孩儿出生后国家都有计划地给打疫苗、种花(接种天花疫苗），天花早灭绝了。你们这一代，赶上好时候啦！”

正月里男人是一律不让理发的，因为正月里理发死舅舅，特别是有舅舅的，都要给舅舅遵守这个风俗习惯！直到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日子，才能剃头理发。二月二这天龙抬头，不光理发，也要打囤子的。

“二月二，龙抬头，大囤（dùn）尖，小囤流。”囤是一种用竹篾、荆条、稻草编成的或用席箔等围成的盛粮食的器具。那何为打囤呢？千百年的农耕年代里，人们多是靠天吃饭，终年祈盼老天爷能够风调雨顺，到秋收冬藏的日子里能多收些粮食，以养家糊口，不致挨饿逃难。于是，每年的正月二十五和二月二，农家人会在自家院子里举行打粮食囤仪式，以期盼麦季秋季粮食丰收，五谷丰登。

其实打囤这种民俗古已有之，何以为证？宋代诗人陆游就有“处处遥闻打囤声”的诗句，元初书法家赵孟頫也有“散灰沿旧俗”的说法。由此可见，打囤已有千年的悠久历史了。

正月二十五是填仓节（天仓节、添仓节等），农历正月的最后一个节日。“填仓”意思就是填满粮仓。这一天，农村很多地区都会打囤。古时，为有充足的草木灰打囤，前几天家人们就不再从灶膛里往外掏灰（做饭烧好的草木灰）了。打囤的前一天傍晚，家人就会用扫帚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我家是正月二十五打囤子，提前好几天，父亲便把准备打囤子用的几个较大型的鞭炮煲在炕头儿炕席底下。

正月二十五清晨，天刚麻麻亮，父亲就从灶膛里掏出一大簸箕草木灰端到院子里，用铁锨以本人为圆心，以铁锨长为半径转圈划几个大圆圈，然后延圆线散上草木灰，在每个圆正中心放上一种粮食，如芝麻、大豆、玉米、小米等。再放上鞭炮。先后点燃鞭炮。崩得山响稀碎的囤里的粮食品种就寓意着今年收成好的粮食。就大面积耕种，不响的或者干脆点不着的，就寓意着今年老天爷不收这种粮食。就少种或者尽量不种。

等院子里几个大囤打好，家人们会燃放鞭炮以示庆贺。此时，村村落落，家家户户，鞭炮声此起彼伏，更为节日增添了几分喜庆。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凌上走，五九六九抬头看柳，七九河开，八九燕来。九九加一九，耕牛便地走。这些谚语大都能从爷爷那里得到标准答案。记得七九第一天，村前大水塘里的薄冰一夜之间就不知被春风吹到哪里去了。而乌黑的小燕子也一诺千金，在八九第一天的傍晚立上了柳树枝头儿。只是比去年飞走时的燕子更加小巧，叫声也更加婉转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