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昌江县境内的人类居住

历史是人创造的，有了人就有了历史。正如恩格斯所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27]海南岛上有人类居住无疑是海南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具有从地质时代走向历史时代的崭新意义，也开启了海南历史的新纪元。而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海南岛最早有人类居住生活的历史正是选择了到处青山绿水、野果飘香的昌江县境（见图1-3）。

图1-3 昌江县群山一景

说明：人类选择的生存地点，必须具备一定的地理条件，如适宜的地理气候环境；充足的野生动植物资源；靠近水源等。

古人是怎样选择这块宝地的，还要从猿到人的历史发展阶段说起：从猿到人的历史大体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即“攀树的猿群”、“正在形成中的人”和“完全形成的人”。[28]对于“完全形成的人”又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即具有思维能力的人）和晚期智人阶段。从目前的考古发现可以证实，昌江县境内距今2万年前就已经有了人类居住生活，属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这在海南是时代最早的人类居住，比我们先前知道的三亚“落笔洞”人遗址还早了1万年（落笔洞遗址距今1万年左右）。有了人类就有了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这是海南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

一 昌江县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发现

截至目前，已在昌江县境内共发现三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其中，2006年6月，考古人员在昌化江支流南阳溪的文物调查中，在混雅岭和燕窝岭都发现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出土了石核、砍砸器等3件石制品，将人类在海南岛生活居住的历史推前到距今2万年左右。燕窝岭位于昌江县七叉镇保由村西南2千米的地方，为河漫滩旁1～3级台地，北临南阳河，南面有燕窝岭，西面有南阳河桥道自南向北通至保由村，遗址南北长约25米，东西宽约20米，面积约500平方米，在该遗址上除了采集“有多刃石砍砸器1件，河旁台地上采集有夹砂粗红陶片等。根据采集标本的特征分析，应为旧石器晚期石制品，为研究海南旧石器遗存提供了资料”。[29]在距此不远的混雅岭，也发现了1件石核和2件砍砸器，石器表面都具有明显的人工打制痕迹，因此可以推断这两个地点都属于旧石器晚期遗址，是海南岛早期人类活动的旷野遗址，因此，有人称这是中国最南端一处人类活动的临时营地（见图1-4）。

1998年12月，昌江县文物考古人员又在王下乡钱铁村西约0.5千米处的钱铁山半山腰的洞穴，采集到一些螺壳和碎骨头等标本，当时初步鉴定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洞穴遗址。该洞口向东，高约12米，宽约20米，深约60米，洞口东侧有一条自南向北流淌的洪水河。2009年12月，当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野外考古队再次来此处考察时，又“发现了一些石制品、动物化石碎片和一些烧骨。洞穴内分上下洞，考古人员在下洞发现有石核和石片，还发现一件加工精致的砍砸器。根据洞穴内出土的动物化石碎片和石制品的特征，初步确定该洞穴遗址的考古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地质时代可能为晚更新世”。[30]

图1-4 混雅岭旧石器时代遗址

说明：混雅岭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昌江县七叉镇混雅岭。2014年4月2日笔者翻拍于海南省民族博物馆。

2007年12月，昌江县文物考古工作者又在位于昌江七叉镇石头崖、昌化江的支流南阳溪右岸，仅距混雅岭、燕窝岭旧石器地点数百米的地方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李超荣鉴定为这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的临时活动营地。还在距离地面1米深的地层中发现两处史前人类用火遗迹。在探方地层堆积上部发掘出土一些夹砂陶片，两处人工用火遗迹，包括一些炭粒和红烧土，反映了该地区史前人类生活的连续性。[31]

二 昌江县古人类的生存活动特征

昌江县境内这三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现，似乎可以透露出一条重要信息，这一带是远古人类的活动地。这些洞穴遗址无声地告诉我们许多古人类的生存活动特征。

1.旧石器时代晚期昌江流域的生态环境

在第四纪冰川晚更新世（距今约7万年）时期，地球发生了最后一次大冰川期。此时，气温剧降，大量植物灭绝，一些大型动物向南迁徙。到距今1万多年前，气温逐步回升，动植物又多了起来。由于海南岛的纬度较低，在第四纪冰川期内受到的影响较小，大量的动植物被保存下来，加上因第四纪冰川期大批动物南迁至海南岛上，这时的动植物较之大陆非常丰富。此时海南岛尚属热带及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候20多度，森林茂密、水草丰富，气候温凉且不很干燥，植被、山地等自然条件都适合动物群生息繁衍，成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昌江南阳河畔的混雅岭信冲洞的化石包含有爬行类和哺乳动物化石，主要有剑齿象、中国犀、鬣狗、鹿、麂、牛、龟等种属。

2.洞穴是古人类的栖息地

人类之所以选择在洞穴里居住，比起在野外或树上有许多优越性，它既可以遮风避雨，又可以防潮御寒、储藏食物、驱赶野兽。在当时人类生产力还比较低下的情况下，昌江流域还生长着对人类威胁较大的凶猛动物，如剑齿象（被称为继恐龙之后的“巨无霸”）等。住在洞穴里，一旦遇到危险，就可以封闭洞口，保护全洞人的平安。住在洞穴里又可以将火种保留很长时间；由于洞穴里的石头俯拾皆是，方便人类打制各种的石器；洞穴还意味着定居生活的萌芽，因为“在他们没有能力为自己盖住所时，他们不得不长期住在山洞里，他们在洞穴里储存捕来的猎物，在山洞里寻找可制成石器的石块，并在山洞里繁衍后代，教育子女。这样的生活方式比频繁的迁徙稳定安全，更有利于人类的进步”。[32]因此，专家总结出洞穴有这样的优点：“洞穴孕育着人类，穴居代表着人类最初的居住文化，它对人类的演化和进步，起了保障和推动作用。”[33]但并不是所有的洞穴都适合人类居住，“当时的人一般选择距离河湖较近、渔猎方便、洞口朝阳、只有一个或两个洞口、洞口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洞壁较直、出入方便等为条件”。[34]所以，昌江县境内的几个洞穴都大体符合这些条件，如混雅岭的信冲洞洞穴距水面高约30米，洞口宽约3米，洞深约10米（见图1-5）；位于王下乡牙迫村东约0.5千米五勤岭山脚下的洞穴遗址，洞口坐南朝北，高约3米，宽约4米，洞深约30米。1998年，昌江县文物普查队在洞内采集到经过烧烤的动物骨骼和贝壳类化石，贝壳化石经测定年代为距今约1.1万年。

图1-5 信冲洞文化遗址

说明：信冲洞文化遗址位于七叉镇保由村西南2千米，坐落在昌化支流南阳河右岸混雅岭信冲洞内。2009年5月8日，该遗址被海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4月2日笔者翻拍于海南省民族博物馆。

其次，人类居住的环境还要靠近水源（一般在河流两岸）、植被丰富、动物群分布较密集的地区，这些都便于古人类就近捕鱼狩猎，挖掘植物的根茎，以维系族群的生存和繁衍。昌化江流域的自然生态环境，适宜人类生存的条件。

3.原始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

从燕窝岭和混雅岭的洞穴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由于种类太少，只有3件，分别为1件石核和2件砍砸器（那时一物多用的现象还比较严重）。这3件石器都是用砾石加工而成的，应是选择洞内或旷野的石头稍作加工而成。砍砸器是旧石器时代进行劈砍、敲砸等生产工具中最常见、最基本的器物（这一时期人类使用的石器主要分砍砸器、刮削器和大尖状器三大类），适合于劈砍，但在具体使用中有时是劈砍与敲砸同时并用的，有时也可用作捕获猎物时的武器；石核可以用做类似锤的工具制造石器，也可当作石球用于捕猎。另有报道说：“2012年2月，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昌江黎族自治县博物馆组成的野外考古队，对海南省昌江县王下乡的钱铁洞遗址进行了考察和试掘。考古学家在钱铁洞下洞挖掘和采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100余件，其中有石核、石片、刮削器、砍砸器、手镐、石锤和石砧等，在上洞采集了一些石片、烧骨和动物化石碎骨。”[35]（见图1-6）。还无法复原他们在这一时期的生产生活面貌，但也能粗略看出部分文化特征。

图1-6 钱铁洞旧石器时代遗址

说明：钱铁洞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王下乡钱铁村西约0.5千米的钱铁山半腰，东侧有一条自南向北流淌的洪水河。1998年12月由昌江县的考古工作者初次发现时定为新石器时代文化早期的遗址，2009年12月再次调查时又确定为旧石器时代文化晚期遗址。本照片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李超荣拍摄。

根据旧石器时代晚期同一时期的考古发现推测，昌江县境内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具还远不止这些，应该还有敲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一些常见的工具，才能保证日常生活的需要，如敲砸器适合于敲砸，刮削器既可以用于刮削树皮木棒来制作生产工具，也可以刮削肉类兽皮、植物块茎；尖状器主要用于挖掘食物，也可用于对动物的穿刺；而那些刃部锋利的石片和刮削器既可以挖掘地下的块根茎植物，又可割划兽类。

当然，原始人终日生活在热带雨林之中，用森林中的树枝、树身制作一些木器，用兽骨制作坚硬器，用河里的鱼骨制作尖状器，都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只是因为骨器难以保存至今，有些动物化石或工具还没有发现而已。

原始社会的人们依靠这些看似简单的工具（同时也是狩猎的武器）就可以猎获许多种凶猛的动物，信冲洞内出土的中国犀、癙狗、鹿、麂、牛、龟等动物可能都是人们猎捕的对象。有时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来进行群体狩猎，体现出当时的人类以狩猎经济为主的文化面貌。人类经常食肉有利于增强体质和提高智力发育，特别是熟食更是一件“有决定意义的进步”。

中国境内的原始人类，从距今170万年的云南元谋猿人到北京人，一直到距今1.8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都有灰烬或烧骨遗迹，其中，北京周口店洞穴遗址中就发现灰烬层、木炭及烧过的土块、石块和骨头等，[36]表明人类在100多万年以来已经掌握了人工取火和保存火种技术。距今一万年左右的落笔洞遗址“用火遗迹仅见于遗址的第二层堆积（即中层的灰色或灰黄色沙质土）中，主要为一处烧火堆积和分布稍广的灰烬层。烧火堆一处，发现于A2Ⅲ层的西北角，是用三块不规则的砾石搭置而成，近呈三角形，中间堆积的烧质土发红，面积不大，约有40厘米×45厘米，厚近20厘米。红烧土中有一些烧黑的螺壳及黑色胶结炭状物。灰烬层分布不规则，大致呈条带状，厚20～35厘米不等，其间夹杂有少量烧土块、炭屑，局部胶结，发现了较多的脊椎动物烧骨及烧黑的螺壳和少许烧石，另有个别石制品、骨角制品也有经火烧黑的痕迹”。[37]我们曾经推测：“‘落笔洞人’遗址用火的堆积现象，能够基本证明人们已有钻木取火。”[38]现在在昌江流域的王下乡钱铁洞遗址用火烧过的兽骨，还有在昌化江支流南阳溪右岸，仅距混雅岭、燕窝岭旧石器地点数百米的地方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发现人类用火遗迹，在探方地层堆积上部发掘两处人工用火遗迹，包括一些炭粒和红烧土，进一步证实了海南岛上在这一时期生活的人类至少已经掌握了保存火种的技术。

我们知道，北京猿人的用火遗迹是很厚的灰烬层，在一般情况下，这是长期保存火种的文化现象。而“落笔洞人”遗址的用火堆积则是成一堆一堆的分布，反映了这是一种“篝火”的遗迹。如宋兆麟先生所说的“史前的炊事设施有一个发展过程：第一个阶段为篝火，没有固定的火塘、灶，仅仅生一堆火而已，人们环火而食；第二阶段是火塘的出现，伴随而来的就是三脚架的应用，先是石三脚架，后改为陶支子”。[39]篝火的保存方法是在燃烧的火堆中，不断地添加燃料、木块，当木块燃烧到一定程度，并且积聚了一定数量未完全烧化的木炭时，即用灰土把火封住，使用阴燃，到再次用火时，把灰土扒开，添上草木引燃，这种方法保存火种可以长期不熄。海南黎族保留至今的一首“黎族祖先歌”中也有关于保存火种的记忆：黎族先民在海南岛生活时，风大雨多，地面潮湿，后来火种灭了，人们就移入山洞内，以采吉贝为茸火，是防潮的必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