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系与东北铁路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绪论

一 选题旨趣

铁路是工业革命的成果以及工业化的重要内容,它自出现起就极速地改变了世界的经济和社会面貌。

在近代中国,铁路这一新兴事物是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而出现的。尽管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一些早期思想家都对铁路、火车这一新事物有所关注,但在长达三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对铁路和火车的认识一直处在朦胧状态,中国修筑铁路的主张遭到保守观念和势力的强力阻挠。国力的羸弱和铁路发展观念的滞后导致中国的铁路发展远远落后于英美等西方国家。到1880年代,唐胥铁路的建成才标志着中国有了第一条真正运营的铁路。

而且,从19世纪末起,日、俄、英、美等国家将铁路视为推进其在华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的重要工具,争相抢夺中国的铁路修筑权、管理权等权益,形成近代中国独特的路权问题,进而导致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铁路受外国资本势力的强势控制,借款、合办或包工铁路占主导地位,铁路的自主化程度极低。1931年,全国铁路里程共计13960公里,外国资本所占比重为88%,中国自主铁路不到1700公里,仅占12%。[1]在地域分布上,铁路路线由于外力的干预而极不平衡,乃至连铁路轨距、设备规格都各不相同。

因此,铁路,以及围绕铁路的修筑权、管理权、运营权等相关权益产生的路权问题,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而近代东北地区,在铁路方面,无论是“路”的建设与发展还是“权”的互动和竞争,以及铁路引起的社会变迁,都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这在1910年代中期到1931年以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为首的奉系主政期间表现得最为明显和突出。

第一,东北是近代中国铁路网最密集和成系统的地区,[2]奉系主政东北后,着力推进铁路建设,使得东北成为唯一建成了比较完整的自主铁路体系的地区。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从奉天崛起的奉系军阀形成了实力雄厚的政治军事集团,它独树一帜,多次进兵关内,逐鹿中原,举足轻重于各派军阀之间,后退踞关外而至‘九一八’事变前衰败,但其实力仍仅次于蒋介石的军事力量而居全国第二。”[3]奉系作为北洋军事集团的外围力量,能够在北洋时代屹立长久,而且在北洋时代后期成为操纵北洋政府的主要力量之一,一个基本因素在于奉系有坚实的根据地——东北。东北作为奉系的发家地和根据地,始终是它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类活动的中心。

在奉系对东北的经营中,铁路是发展最显著的领域。1920年前,东北铁路营业里程中由中国自主投资、建设和管理的不到200公里,[4]东北铁路交通的主导权操控在以日、俄为代表的西方势力下。然而,从1910年代中期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东北地方当局“乃于毫无工作,毫无建设之中,对于铁路却修建不已”,[5]东北的新建铁路如同“春笋怒发”。[6]1918~1931年,由东北当局投资或官商合办、民办的自主建设、自主经营和管理的铁路里程近1600公里,居全国之首。如时人所指出的,在1920年代的中国铁路渐进发展时期,“修筑之新路大部均在东北四省之内”。[7]

第二,路权是近代中外关系的重要主题。东北“以国家疆界之接壤,共国际上之重要,视内地各省为有加”,[8]是东北亚国际政治格局中的重点地区,自19世纪后期起就引起群强的长期竞争;东北还是中外路权冲突最频繁、最激烈的地区,路权问题深刻地影响着近代中、日、俄(苏)三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奉系主政期间,1927年的安国军政府搜查苏联使馆事件、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等种种剧烈冲突,无一不与路权有或深或浅,或远或近的关联,并影响着中苏、中日关系的整体走向。以至1931年即有研究者发出“满蒙问题,为中日俄问题之主干,而东北铁路问题,又为满蒙问题之主干,换言之,亦即东北铁路问题为中日俄之主干耳”[9]的论断。

第三,铁路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引发了社会的巨大变革。它不仅对经济成长产生了积极影响,“也加速了落后地区的开发和城市化的进程,促使整个社会人口结构的演变,它打破了社会的封闭性,增强了社会的流动性,从而对现代生活方式的传播和文化观念的更新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而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转型”。[10]东北作为近代中国唯一具有发达和完整铁路系统的地区,其交通格局变迁、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社会生活的变迁乃至思想文化的嬗变无一不与铁路息息相关。

正是基于奉系主政时期东北铁路的上述特殊性,本书选择“奉系与东北铁路”为主题展开研究。希望通过这一研究,厘清近代东北交通史的一些基本史实和发展脉络,审视奉系在军事和政治活动之外的另一重面相,检视路权对奉俄(苏)关系、奉日关系发展变化的深刻影响,揭示铁路与东北现代化进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从而丰富近代交通史、奉系、中外关系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此外,本书虽然是对民国时期的东北铁路的研究,但历史具有长期性和延续性,奉系时代铁路发展的影响仍长期存在。而且,当前中国已全面进入高铁时代,并广泛向外输出高铁模式,以铁路为代表的交通进步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关系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现实问题,本书作为一项基础性的史学研究,可以提供了解近代东北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个角度,它的一些经验和得失也能够为当前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