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改革开放初期国营企业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从整体来看，1978年前后国民经济中存在一些重大比例失调，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存在混乱现象。轻重工业比例失调，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消费和积累比例失调，重积累轻消费。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经济管理体制存在权力过于集中、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的严重缺点，地方和企业缺乏经营管理自主权。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普遍存在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现象。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不到充分发挥。

过去长期“左倾”错误所导致的企业盲目发展，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分配制度、企业管理制度和市场技术落后等使我国国营企业的经济效益很差。单位社会产品所消耗的物资、国营工业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大中型项目的建设周期、工商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都没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1980年国家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每百元产值实现利润16.7元，比1955年下降11.4元；每百元销售收入实现利润17.2元，比1960年下降8.2元；每百元产值占用流动资金31.2元，比1958年多占用9.9元。产品技术性能落后，更新换代缓慢。当时两万多种机电产品中，相当于70年代水平的不到2%，60年代水平的占30%，40年代和50年代水平的占60%以上。1980年全国重点工业企业中还有56%的单位产品消耗指标没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同世界工业国家先进水平比，在生产、管理和技术水平上差距很大。1978年美国机械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为6.5万美元/人，而我国只有9000元人民币/人。日本1977年每个职工生产自行车600辆，而我国1979年只有73辆。[50]

我国国民经济和国营企业所面临的上述困境来自经济权力过于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计划经济体制又是由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所内生的。[51]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采取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之后虽有所调整，但国家主要力量和主要工业企业一直是在重工业上。由于不是按照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为了克服国家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保障资源在重工业方面的优先使用，中国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国营企业的各项活动被纳入国家整体计划之中，企业的自主权非常有限。中央和地方对国营企业的管理主要是运用战争动员的方式和行政管理的方式，而不是经济管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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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富春：《李富春选集》，人民出版社，1992，第96页。

[2]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第1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41页。

[3]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第1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322～323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8～32页。

[5]国务院：《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8日。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240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264页。

[8]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第1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158页。

[9]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18～20页。

[10]“一平二调”是平均主义和无偿调拨的简称。“一平”是指在人民公社范围内把贫富拉平，搞平均分配；“二调”是指将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劳动力、产品以及其他财产无代价地上调。“一平二调”出现在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初期。它否认了人民公社之间，特别是公社内部原来各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间的经济差别，否认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严重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集体所有制的巩固和发展。“一平二调”的做法从1958年11月盛行，到1960年11月被中共中央制止。

[11]这里的“口”是指负责承担政府某项职能的一些部门、体系或渠道，过去俗称“衙门口”。涉及某一方面的事情都由这个系统处理，比如与计划有关的事务归国家计委负责，计委被称“计划口”；涉及教育的事情归教育部负责，教育部被称为“教育口”。“归口管理”是指各“口”各负其责，把政府赋予的职能按特定管理渠道实施管理的一种行政管理方式。“归”在这里有专任的意思。1953年中共中央开始把政府工作按性质划分为财贸口、文教口、工交口、政法口、党群口、外事口、统战口等，由各级党委常委分工分别对口领导。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33页。

[13]《新年献词》，《人民日报》1973年1月1日。

[14]在1964～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中西部13个省和自治区投入了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40%多的2052.68亿元巨资；400万名各类劳动者从全国各地汇集大西南、大西北，用生命和汗水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15]这里的“三线”含义和中国地理地形的三条分界线不同，也和所谓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不同。它是指1964～1980年我国为了在遭受外部侵略时能有效保持供给而对生产力布局进行的战略性区域调整。粗略地说，沿边沿海和经济发达的边境省份都是一线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新疆、西藏。而处于大西南和大西北以及鄂豫皖大山、交通不便的地区被视为战略纵深腹地的“三线地区”，包括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的腹地部分，共涉及13个省区。介于一、三线地区之间的地区，则是二线地区。

[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70》，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1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第201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8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107页。

[20]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编《中国企业领导制度的历史文献》，经济管理出版社，1986，第120～121页。

[21]刘少奇：《论国家工厂的管理》，载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编《中国企业领导制度的历史文献》，经济管理出版社，1986，第33页。

[22]张闻天：《张闻天文集》（第三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第215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254页。

[24]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第36页。

[25]武力：《五十年代国营企业党政关系的演变》，《改革》1996年第5期，第111页。

[26]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编《中国企业领导制度的历史文献》，经济管理出版社，1986，第194～195页。

[27]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第233页。

[2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30～231页。

[29]庆华工具厂前身是1921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沈阳所创建的奉天军械厂，后称东三省兵工厂，伪满洲国时为日本所用。1945年8月苏军进入沈阳，运走大部分最优良机器。1946年国民政府进入沈阳接收该厂，称兵工署第90工厂，也称沈阳兵工厂。1948年9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收。1949年7月，改称沈阳五一兵工厂，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因沈阳有遭敌空袭的危险，国家决定调整兵器工业布局。当年11月，五一兵工厂的枪所部分1600余人北迁到黑龙江省北安县，组建代号初称“32厂”、很快改称“626厂”（对外称国营庆华工具厂）的轻武器冲锋枪生产基地，为抗美援朝做出了重要贡献。三线建设后期，国家决定将626厂整体搬迁到河南许昌，对外称作河南庆华机器厂，番号是“126”。但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形势缓和，国家要求兵工厂不再整体搬迁，已经搬迁到许昌的626厂职工共2000人还没开始军品生产就“军转民”了。留在北安的庆华工具厂1988年6月被划归首钢，更名为首钢庆华厂。2005年庆华厂宣布破产重组，2006年被划归北安市管理。重组后的名称是北安庆华机械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30]建华机械厂是一个百年老厂，始建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为黑龙江将军衙门在齐齐哈尔建的黑龙江修械所。1919年，改称齐齐哈尔军械厂。1931年，军械厂除修军械外，还制造机枪、步骑长枪和手枪。1946年2月，改称嫩江军区军工部，转造兵器，产品有811毫米、82毫米迫击炮弹，60毫米炮弹及手榴弹等。1949年9月，改称六七二厂，后改称国营建华机械厂。现为中央直属企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齐齐哈尔建华机械有限公司，是兵器工业重点生产、科研双保军工企业。

[31]华安机械厂建于1951年，由沈阳兵工厂的炮所搬迁到齐齐哈尔所建。现名称为黑龙江华安机械有限公司，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集科研、生产、试验检测、总装多种能力于一体的弹药科研与生产的国家大型一类重点保军企业。除参与创造“两参一改”企业管理经验外，还对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和历次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胜利、美国U2侦察机的成功击落以及神舟五号、六号、七号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做出过重要贡献。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259页。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167页。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278页。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277页。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626～638页。

[37]《人民日报》1958年12月5日第1版社论和第7版专栏。

[38]当时红旗牌高级轿车发动机与液力传动无级变速器的试制是难度最大的。V8顶置气门发动机经多次试验，参照样车，终于试制成功。但由于液力传动无级变速器在我国尚属空白，靠“突击攻关”和群众运动是难以制造出来的，当时其中很大部分零部件是从样车上借用过来的。

[39]苏联国营企业中也有共产党基层组织，但没有发挥核心作用，一些重大事项是由行政主管和技术主管决定的。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19页。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111页。

[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109页。

[43]比如牡丹江水泥厂（李学杰：《我们是怎样进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建筑材料工业》1959年1月16日）、沈阳地质局（于岩：《继续贯彻“两参一改三结合”大力降低成本》，《地质月刊》1959年1月31日）、琉璃河水泥厂（边宝骏、范霄峰：《我们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前线》1959年3月2日）。

[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136页。

[45]《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第1版。

[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136～203页。

[47]袁宝华：《袁宝华经济文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第22页。

[48]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第10、102页。

[49]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第1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158～159页。

[50]袁宝华：《袁宝华经济文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第103～106页。

[51]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第20～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