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总目》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第一本初稿问世之后，即受到广泛关注，对《总目》的整理和研究也随之展开并向纵深拓展。迄今为止，《总目》的研究已经走过了二百多年历程，其间有得有失，有经验也有教训。回溯《总目》研究史，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推动《总目》研究的不断深化、开拓发展大有裨益，并且是本书研究问题提出的出发点和原因所在。

纵观《总目》的研究历史，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历史时段。

《总目》问世至清末，此为《总目》研究的初始期。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四库全书》编成。此后近八年的时间里，随着《四库全书》不断抽换和完善，《总目》也随之修改，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才始定稿，并由武英殿刻印。早在殿本刻版印行前一个月，浙江的地方官府就根据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内的原抄本《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进行了刊刻，由此，《总目》得以广泛流传。由于《总目》为钦定，绝大部分学人不敢涉足这一研究禁区，所以此一时期研究《总目》仅是放在纠谬补续以及条纲系目上，拘于纠补续，且尚呈散在式，大量有价值的论述零星地散布于各种日记、文集、读书笔记或藏书志中。但较大价值的研究也时有出现，如阮元在嘉庆四年（1799年）仿《总目》体例，撰写四库阙书提要，编成《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又称《揅经室外集》，共五卷，对四库未收书提要进行补撰。姚觐元在光绪八年（1882年）把搜集到的几种禁书目录合并入《咫进斋丛书》中，编为《清代禁书总目四种》，所收全毁、抽毁书籍，总计达二千六百一十一种。孙星衍亦仿《总目》形式，先后撰成《廉日居藏书记》与《平津馆鉴藏记》。周中孚编纂的《郑堂读书记》，也从《总目》中汲取了营养。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为《总目》条纲系目，取得很大成就。清道光以后，清廷开始衰落，学术界对《总目》的态度发生分歧，“信之者奉为三尺法，毁之者又颇过当”[6]，如方东树撰著《汉学商兑》，对汉学大加鞭挞，指责《总目》的缺失。光、宣年间，有《禁书目合刻》、《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等专门研究的著作出版。总的来说，此一时期研究成果少，只能视为《总目》研究的准备阶段。

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前，此为《总目》研究的发展期。这一时期较清一代，对《总目》进行研究的名家众多，内容广泛，成果丰硕，水平较高，取得了丰富卓著的成就。如孙德谦、余嘉锡、陈垣、胡玉缙、钱穆、王重民、郭伯恭、张舜徽、黄云眉等，其中余嘉锡、胡玉缙、陈垣的研究最为突出。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胡玉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是这一时期研究《总目》的两部重要专著，“皆所以为提要而补阙纠谬者也”[7]。余嘉锡倾毕生精力，对《总目》近五百篇提要进行详核考辨补正，编成《四库提要辨证》，该书对史、子、集三部用力颇多，对经部关注较少，但成为此期研究《总目》的经典之作。胡玉缙呕心沥血撰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去世时仍未完成，后经由王欣夫认真整理，最终编定出版。此书依《总目》次序，分别补正两千零九十二种书目，“或补前人所未及，或就争论的问题表示自己的看法”[8]。陈垣曾通览《四库全书》，是《四库全书》“第一个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者”[9]，对《总目》研究亦有较大贡献。他倡议影印《四库全书》原本提要，考证《于文襄公论四库全书手札》，“发现了自《四库全书》中撤出准备销毁的书，有李清《诸史同异录》、周亮工《读画录》等的残本”[10]，撰写的《编纂四库全书始末》也产生很大影响。此外，孙德谦的《四库提要校订》、郭伯恭的《四库全书纂修考》、任松如的《四库全书答问》、叶德辉的《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刘国钧的《四库分类法》、张舜徽的《四库提要叙讲疏》等，或介绍研究状况，或进行纂修、辨证、辞典、学术等方面的工作。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遵循传统治学路子，如版本、目录、辑佚、校订、考证等，但也偶有新式西方治学方法的运用，如引得、实证以及学术史研究。钱穆的《四库提要与汉宋门户》就是此一范例，首先把学术思想的讨论引入《总目》研究。可以说，此期研究成果最大特点是对《总目》的考辨纠补。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为《总目》研究的低落期。祖国大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总目》研究稍有进展，但是有些缓慢。“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陆的《总目》研究则完全沉寂下来。这一时期成果主要是余嘉锡修订出版了《四库提要辨证》，胡玉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亦在此时期出版。此外，王钟翰的《辨纪晓岚手书〈四库简明目录〉》，王重民的《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论〈四库全书总目〉》，周鼎的《试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我国目录学中的价值和影响》及刘汉屏的《略论〈四库提要〉与四库分纂稿的异同和清代汉宋学之争》等，都是这一时期研究《总目》的力作。王钟翰的《辨纪晓岚手书〈四库简明目录〉》经过详核考证，辨证了中国营造学社印行的“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为伪本。王重民于1964年发表《论〈四库全书总目〉》，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总目》的形成过程、内容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是同时期有关《总目》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刘汉屏的论文《略论〈四库提要〉与四库分纂稿的异同和清代汉宋学之争》以《总目》前后内容的差异，论证清代前期学术思潮的流变。以上研究，既有传统的考证，又有对《总目》的社会背景、学术思想展开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研究广度和深度。此一时期的成果较少，但也为《总目》研究的新时代来临作了学术上的铺垫。

20世纪80年代以后，《总目》的研究又渐成热潮，是为《总目》研究多元繁荣时期。此一时期《总目》的补正、订误、目录、版本、考辨传承传统研究内容和方法，不断推陈出新，至今仍在不断延续研究的繁荣景象。此一时期出现了两部辨证名著，一是崔富章的《四库提要补正》，另一是李裕民的《四库提要订误》。崔氏的《补正》专注版本考核，注重查考补抄本底本，“可相互配套使用，而古籍校理之端绪已密”[11]。李氏的《订误》主要弥补《总目》考证未详处，同时对余嘉锡著述进行改错纠谬。此外，利用《总目》提要、分纂稿等不同文本进行研究，也是此一时期较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司马朝军的《〈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一书发掘文献竭泽而渔，对分纂官邵晋涵、姚鼐、翁方纲、余集四家分纂稿与《总目》提要进行详核比对，全面揭示两种不同文本差异；罗琳的《〈四库全书〉的“分纂提要”和“原本提要”》一文认为“分纂提要”和“原本提要”在内容上有所差异，可以从中领略到清代乾嘉时期诸儒不同学术风格和其专精所在；黄爱平撰著的《〈四库全书总目〉与阁书提要异同初探》一文从总体上把握三阁提要异同，认识到《总目》提要优于其他各类提要价值。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不仅对《总目》的编纂、分类、著录进行了考证、辨析、纠谬、补缺，而且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与创新，对《总目》的价值及其深层内涵进行了全新探讨与研究，诸如对《总目》的经世价值取向、文化价值重估、文风观乃至研究方法等的研究，呈现出面目一新的局面，将《总目》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周积明在《总目》的文化学、思想史方面研究颇多，其《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视角新颖，论述宏观。他展示了《总目》对中国古代学术史、文学史、史学史乃至文化思潮丰富的内涵，但有忽视《总目》的学术方法与学术贡献倾向。黄爱平撰著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对《四库全书》和《总目》的纂修缘起、机构组成、书籍征采、编纂校勘、禁毁删改、刊刻补遗、缮写庋藏、分类编目、提要撰写等，皆原原本本、始末分明。另外，该书还十分注意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阐释《四库全书》和《总目》纂修的背景和学术价值。此期有特色的论文还有：周少川的《〈四库全书总目〉论史书编纂》、黄爱平的《〈四库全书总目〉的经学观与清中叶的学术思想走向》、吴承学的《论〈四库全书总目〉在诗文评研究史上的贡献》、叶文青的《〈四库全书总目〉与学术批评》、张新民的《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批评方法》等。

港台地区的《总目》研究，颇呈繁荣趋势。参与研究的学者不少，主要有昌彼得、吴哲夫、刘兆佑、杨晋龙、杨家骆、王汎森等。同时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如吴哲夫的《四库全书纂修之研究》，刘兆佑的《四库著录元人别集提要补正》，庄清辉的《四库全书总目经部研究》，顾力仁的《永乐大典及其辑佚书研究》、杨晋龙的《“四库学”研究的反思》、李孟晋的《四库著录唐人别集二十种提要考》、张维屏的《纪昀与乾嘉学术》等。刘兆佑的《四库著录元人别集提要补正》既正讹又补缺，对元代别集提要的补正，弥补了余嘉锡、胡玉缙二人的研究缺憾。杨晋龙的《“四库学”研究的反思》对“四库学”进行了较好的总结，全面检讨了“四库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此外，也有一些有关工具书的编纂，如《四库全书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四库经籍提要索引》等。总之，港台的研究比较活跃，其研究内容和方法与大陆基本一途。此外，国外一些学者，特别是日本汉学家对《总目》研究亦做出了贡献，其成果主要是通过译注形式向日本学界推介《总目》的内容，但研究水平和层次与中国相比有待进一步提高。

从《总目》研究历史可以看出，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总目》的纂修研究。《总目》纂修的时间很长，情形也很复杂，因此《总目》纂修研究历来颇受重视，取得了相当高的研究成果。其代表作有陈垣的《四库全书纂修始末》、郭伯恭的《四库全书纂修考》、吴哲夫的《四库全书纂修之研究》、黄爱平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等。二是《总目》的补正、辨证。《总目》提要的补正、辨证、订误，是《总目》研究的重镇，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除了大量论文外，其代表性研究著作，有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胡玉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崔富章的《四库提要补正》、李裕民的《四库提要订误》等。三是《总目》的目录版本研究。《总目》的目录学研究非常突出。如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王重民的《论〈四库全书总目〉》、来新夏的《古典目录学浅说》等，都从目录学角度对《总目》展开论述。关于版本研究，以叶德辉的《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邵懿辰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和崔富章的《〈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为代表，取得很大成绩。四是《总目》的文化学术研究。《总目》研究自产生以来，对其学术文化就不乏研究者。如钱穆的《四库提要与汉宋门户》、刘汉屏的《略论〈四库提要〉与四库分纂稿的异同和清代汉宋学之争》、周积明的《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等，都或多或少地从中国传统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等角度进行研究。

从《总目》问世至今，两百多年来，对《总目》本身的学术研究越来越深入精细，对其衍伸的学术研究也不断地铺演拓展，学术研究积累越来越深厚，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四库学”以及“总目学”研究热兴起，《总目》的研究越发兴盛，成果亦渐丰富。但是，也有些学者对《总目》研究进行反思和诘问，其中最为代表性的是司马朝军在其《〈四库全书总目〉研究》中指出，《总目》研究“证枝叶者多，考大体者少；论外围者多，探内路者少”[12]。他的这种观点确实很有见地，一语道出了《总目》研究的不足和局限。《总目》研究多在补正、订误上用力，从宏观上研究《总目》的比较少；在目录、版本、辑佚、纂修方面研究的比较多，从思想、文化、学术、历史角度探讨的比较少。综观这些年来对《总目》研究的学术成果，亦有研究者从中国古代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等角度进行研究，揭示《总目》学术史著作的特性，为《总目》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径。但是，这些研究对《总目》的经学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研究才刚开始，只是少数学者努力的结果，研究专著少有问世；对《总目》诸子学思想的研究领域，尚少有人涉及；对《总目》学术方法的研究，其成果不全面且不深入；至于对《总目》提要和现存分纂稿的深入研究方面方法单一，通过挖掘不同文本文献来研究《总目》学术思想和方法的成果也不是很多。总的说来，有关《总目》学术思想和方法论的研究是目前《总目》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其蕴藏的内容相当丰富，可供开发和研究的空间也特别广阔，因此有必要在现存文献分析基础上对《总目》学术思想和方法论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