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作为后哲学文化的开拓者和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西方学界一直是一位影响巨大而又争议颇多的人物。正如美国法学家波斯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像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和格莱·贝克，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和理查德·罗蒂，文学批评家斯坦利·费什在法学界成为真正在场的时代”[1]。无论作为生活中的人，作为传统哲学的批判者，还是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罗蒂一直对文学寄托颇深。罗蒂的所谓“后哲学文化”即“文学文化”，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乌托邦”[2]，文学叙事作为偶然、反讽、多元、小写真理的体现者，深受罗蒂新实用主义哲学的青睐。有别于很多后现代哲学家强烈批判人文主义传统，罗蒂在抽掉哲学本质主义的根基后，仍常以“我们人文主义者”自居。本书试图从“后人文主义”的视角来探讨罗蒂的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
罗蒂是个强辩的人，生前自顾在哲学界和人文社科的公共领域厮杀，不怕得罪学界，也不怕得罪朋友；罗蒂的哲学也是强辩的，他条分缕析分析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的汇合点和分歧处，处处透着洞见，又能把自己的观点一以贯穿。正如学者刘擎所言，他是一个不够“左”的左派，不够“后”的后现代主义者[3]。他开启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后现代转向，《语言学转向》和《哲学和自然之镜》之后，传统哲学再也无法面对语言学和阐释学的后现代语境而闭起眼睛。他用皇皇巨著阐释自己的思想和信念，和人论辩总是保持着风度和优雅。他从不把话说得咄咄逼人，和他相比，他的那些批评者总是显得气急败坏。
嵇中散临行东市，说到《广陵散》于今绝矣。罗蒂离世后，我想他的哲学不怕从此高山流水无知音；罗蒂是个乐观的实用主义者，不怕别人说他庸俗，也不会担心自己身后这哲学成为别人批评的斛底。不相信确定“真理”的罗蒂倒是能赞同那变动中的“真理”是会越辩越明的，而能够特立独行弹奏出时代强音的人总是需要有特殊的内力。如此说来，我每次面对罗蒂时的惶恐不安无疑说明了自己的内力不足——学识上的内力不足再加上“形而上学”思想根深蒂固。
乔纳森·卡勒（Jonathan D.Culler）曾经说过：“实用主义者，如罗蒂或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要求我们不要老是去问那么多的问题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想过河拆桥。想一脚踢掉他们自己借以爬上学术研究顶峰的梯子，彻底否认这种梯子对后人的作用。”[4]我总是感觉这个“梯子”的比喻无比形象，罗蒂是爬上了传统哲学“柏拉图—康德”的梯子，正当凌绝顶，已经决意要把那个梯子蹬掉的人，而我则四下罔顾，正在梯子中间的磴子上，临风飘摇。因为柏拉图和康德我还都没有读透，所以我最担心的一直是：被罗蒂抽掉梯子后，我会不会掉进虚无主义的万丈深渊？所以每一次阅读罗蒂都是在和梦魇决斗，他说服我一次，我就在心里埋葬过去的自己一次。而最痛苦的事情总是，我读到那些批评罗蒂的文章会觉得非常有道理，因为他们说出了我隐隐约约的怀疑，并且表达得那么清楚。不管是翟振明关于超越交互主义的质疑，还是理查德·沃林一点都不客气的批评[5]，我都有很大一部分深以为然并拍手称快。于是我总有这样的感觉，这个人这个题目可能是我驾驭不了的，因为我在阅读他的时候变成了“墙头草”。这样的情况对于一向以“固执”著称的我来说是很少见的。
那么为什么还是选择了罗蒂呢？与罗蒂相识，似乎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
那应该是在2003年，我还在读硕士的时候，因为读利奥塔和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争论，我找到了王岳川老师主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那本书，在这场关于现代与后现代的恶战中，罗蒂的披肝沥胆和游刃有余让我惊愕、赞叹，使我继阅读罗素之后对英美哲学经验主义的思路又有了更深一层好感。我的感觉是，德法哲学界的两大高手在那里真刀真枪正打得不可开交，罗蒂出现了，恰似世外高人，把两个人的招式一一点破。然后说，别打了，你们这样打下去对解决问题根本无益，我告诉你们杜威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吧。大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势，那种清晰和严谨，真是帅呆酷毙了。
2004年7月罗蒂访华，到北师大来做讲座。我不是一个有偶像崇拜的人，所以放了暑假就逃离北京的暑热回了家里，也没有因为罗蒂再度起程返京。再一次认真阅读罗蒂是2009年的事情了。当时随我的博士生导师赵勇先生做一本教材，我恰好负责写“文学阐释”一章，关于阐释的有效性和开放性问题，有逻各斯情结和确定性追寻的我和深受后现代思想影响的杨玲师姐展开争论，酣战不已。后来常培杰师弟像罗蒂一样站出来说，暂停，我告诉你们罗蒂有个好主意，既不放弃刘剑师姐人文主义的追求，也不触犯杨玲老师本质主义的大忌，是为“反本质主义的人文主义”。
这么好的东西马上让我眼前一亮，想看看这个故人罗蒂到底又说了什么，于是过了两天就到盛世情书店找书，这本书就是2009年出版的一套罗蒂自选集中的一本——《哲学、文学和政治》。我在入手这本书初读罗蒂之后很有感觉，动了想以罗蒂为选题做博士学位论文的念头，又担心自己放下博大精深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和比较流行的媒介文化理论，转头去攻读这样一个似乎不太入流的美国后现代哲学家，是不是有点不走寻常路。于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写邮件与赵老师谈了想法，没想到很快得到了赵老师的回复和首肯，并继续提供了一些相关书目鼓励我做更深入的研读。
关于现代性和阐释，我两度在自己关心的问题上和罗蒂相遇，而他总能给我以教益。这使我留心是否可以多多挖掘这个人的思想宝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哲学、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以及当今全球化和大变动时代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罗蒂对“文化左派”的批判，也使我如遇知音，感叹不已。在《筑就我们的国家》中，罗蒂指出美国学院左翼大声呼吁身份政治，却为此不顾牺牲美国底层的经济利益。这些“文化左派”躲进理论的象牙塔里，不再试图参与和力求改变公共生活。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让无数进步派和建制保守派惊讶不已，而罗蒂早在1998年就曾经洞若观火地写道：“工会成员和没有组织起来的非技术熟练工人，迟早会意识到，他们的政府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防止工资下降或工作机会外流。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意识到，郊区的白领工人不会愿意多缴税来为他人提供社会福利，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生活水平会下降。这时就会出现社会危机。郊区之外的选民会认为，这个制度已经失败，并开始四处寻找一个铁腕人物来投票支持他。”[6]
罗蒂在2007年去世，所以我们永远不知道他对特朗普此番胜选会做何感想。罗蒂当年的很多提议似乎成为特朗普击破学院左派理论铁幕，从而重新赢得选民支持的施政纲领，而特朗普似乎正是罗蒂当年的“远虑”中那个会应运而生、能鼓动起民粹主义力量的政治强人。哈佛大学出版社人文学科的执行主编林赛·沃特斯（Lindsay Waters）这样评价他的故友：“罗蒂是一个有大局观的人。他受到艾默生和威廉·詹姆斯的启发，关注美国的灵魂，关注美国发生了什么。我想这是他和其他人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他敢于思考国家以及什么才对国家有益。”[7]
正如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所说，罗蒂赞同的哲学英雄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等，都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审美无政府主义者，无论是极右还是极“左”，他们在政治上的选择都是激进的。而罗蒂却能用这些人的方法论捍卫自由主义的理念和政治实践，保持和哈贝马斯、罗尔斯大致相同的温煦的政治立场。这在沃林看来，是在他的激进的后现代哲学观和新保守的政治立场之间，存在着无可缝合的矛盾和裂缝。而我则认为，他是在后形而上学时代，用一套全新的哲学语言使人文主义再度焕发出光彩。
因此，本书把以罗蒂为代表的文学理论，称作“后人文主义”批评。“什么是‘后人文主义’”？后人文主义理论家凯瑞·沃尔夫（Cary Wolfe）曾经在专著《什么是后人文主义？》（What Is Posthumanism？）对此问题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解答。正如格雷格·波洛克（Greg Pollock）所言：“在沃尔夫看来，后人文主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系列问题以及探讨这些问题的方法，因为我们再也无法依赖作为一种自足的、提供给我们赖以了解世界的阿基米德支点的理性存在的‘人’（the human）了。”王宁老师谈道：“后人文主义是伴随着人文主义的危机而来的，它的来临意味着在人文主义时代的那种人类无所不在并具有强大作用的角色已经趋于终结，人类进入了一个‘后人类’（posthuman）的时代。”[8]笔者认为，罗蒂意义上的后人文主义文学理论，既守护传统人文主义价值，又迎接后哲学文化的挑战，是用“后”学思想“重新表述”的人文主义批评。本书试图界定罗蒂意义上的“后人文主义”，并阐明它和传统人文主义批评的联系与区别。
如果我们回首历史，就可以看到传统人文主义批评曾经在整个现代性进程中，为不同共同体中的人们经由文学想象去寻求诗性正义[9]（poetic justice）、建构理想的公共生活起过积极的作用。国内学界先有20世纪90年代陈思和、王晓明等批评家对“人文精神”的提倡，近年也有夏志清、王德威、李欧梵为代表的海外文学批评对人文精神和人文主义的强调，本土也有吴亮、赵勇、李建军等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对人文价值的肯定，梳理传统人文主义这条线索对当下的批评理论是有意义的。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随着“后”学理论的流行和社会学研究的兴起，文学阅读已成式微之势。“后”学通过解构“理性”和“主体性”，鼓吹相对主义，听任价值虚无。在各种“后”学流行过的“理论之后”（伊格尔顿语），面临新媒介时代对“人”的湮没，以及消费社会对理想主义的侵蚀，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人文”阅读，为在后现代荒原中流浪的人们找到价值皈依。而以罗蒂为代表的后人文主义版本，对传统人文主义价值理念既有继承，又有超越，我们很有必要进行了解，以应对本土语境中的一些焦点问题。
本书第一章介绍了罗蒂与人文主义的关系，本论题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罗蒂自小成长于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家庭，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特里林的人文主义文学趣味给他终生影响。从罗蒂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发展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和野兰花是他一生的情结，怎样把前者代表的社会正义和后者代表的私人完美统合在一起，是他走上哲学之路时最初的关怀。
第二章论述罗蒂后人文主义思想的来源及主要内涵。第一节追溯传统人文主义批评的发展脉络。从新古典主义者到新人文主义者，再到新批评，以及当代人文阅读的提倡者，它以保守主义的政治观、启蒙主义的哲学观、古典主义的美学观以及精英主义的批评观为基本价值诉求。传统人文主义批评历经新古典主义、新人文主义和新批评等各个阶段，以启蒙哲学为基础，崇尚保守主义的政治观和古典主义的美学观。但是在后现代思潮和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下，其“人性”“理性”等审美现代性话语面临新的困境。第二节探讨罗蒂思想的哲学渊源，在经历后现代转折、语言学转向之后，罗蒂以新实用主义思想实现了对英美与欧陆哲学的批判综合。尼采、海德格尔哲学的反本质主义、浪漫化倾向，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对“语言游戏”的强调，以及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都给予罗蒂很深的影响。罗蒂的新实用主义不再强调“经验”，而是强调“语言”。他接过传统的人文主义关怀，但用一套完全不同的“后哲学”词汇对之进行“重新描述”。第三节阐明什么是“后人文主义”。以“后哲学文化”为背景，“后人文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有限主义”（humanistic finitism）[10]。一方面它是“后”学反本质主义的，正面迎对各种后现代境遇的挑战；另一方面它又是自由人文主义的，并不抛弃弥足珍贵的人文理想。它正视人生的有限和偶然，以弱理性取代强理性，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文化，具有文学文化的特点和实用主义的关怀。
第三章论述罗蒂后人文主义的文学理论。第一节在文学阐释上，罗蒂坚持反本质主义的阐释观。他认同戴维森的语境理论，主张探究性阐释而非独断性阐释；认为意义是建构出来的，而非被发现的；“诠释”本文总已经在“使用”本文；因此划定“过度诠释”的界限就是对读者的想象力画地为牢；因为阐释并没有客观标准，而只有特定解释社群的协同共识，因此意义的合理性只存在于一个“文化达尔文主义”的历史选择过程中。第二节谈罗蒂的文学经典观也是功能主义的，“经典”就是那些能给人们带来兴奋和希望的书籍，不是因为它是经典人们才去阅读它，而是因为总有好多人在阅读它才成为经典。因此罗蒂认为没有永恒的、封闭的经典，只有动态的、开放的经典。他支持哈罗德·布鲁姆“捍卫经典”的声音，但是他对“文化研究”的不满却和布鲁姆并不全同；在罗蒂看来，以杰姆逊为代表的学院批评在“政治正确”的名义下，以冷漠的学术知性取代了文学阅读的灵感想象。罗蒂像玛莎·努斯鲍姆一样，认同诗性与正义之间的关系，但是与努斯鲍姆努力揭示历史上哲学真理与文学故事间的连续性不同，罗蒂更愿意看到差异性，以发展的、变动的眼光看待历史上和文学中的具体道德事实；并注重文学和宗教、哲学的关系，主张通过阅读小说实现自律自我，并走出以自我为中心，从而获得救赎。第三节，罗蒂的后人文主义文学批评接近于读者反应批评，是一种“强读者”的批评模式，主张将阅读对象“重新脉络化”，对本文进行创造性“误读”；它同时也是一种实用主义批评、解构批评和浪漫主义批评。第四节罗蒂在文学价值上注重文学对塑造个人完美和凝聚社会团结的作用。他强调语言、自我和自由主义社会的偶然，区分苦行牧师的虔诚和小说的智慧，欣赏像米兰·昆德拉一样正视反讽的自由主义者。同时他从独特的角度介入文学自主性与公共性的古老冲突，区分纳博科夫和乔治·奥威尔等两类不同作家，认为前者旨在塑造私人完美，而后者追求社会正义，各自代表不同的价值，以不同的方式共同服务于使社会减少残酷，因此可以分立并存，同等受到尊重，而不必互相指责。
第四章介绍罗蒂的后人文主义的文化批评。主要是在当今美国学界的“左”“右”之间，凸显他在“文化政治”意义上“自由左派”的立场和关怀。首先，指出并阐明罗蒂是一个不够“左”的左派。他不喜欢“文化左派”的身份政治和“文化研究”，认为他们不如当年的“改良左派”关注实际问题，而是以冷漠的怨恨代替了参与的热情，不利于知识分子弘扬杜威、惠特曼的民主理想，塑造当代美国的民族认同。其次，罗蒂也是一个不够“右”的自由主义者。他不同意新保守主义者列奥·施特劳斯和艾伦·布卢姆等人用“自然权利”为自由主义提供哲学基础，而是认为自由主义植根于特定历史传统和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无须任何哲学论证，其有效性仍能通过实践和与其他社会的比较证成。因此他的政治哲学观是历史主义的，而非本质主义的，他认为民主先于哲学，反对精英政治。最后，他也是一位不够“后”的后现代主义者。他以实用主义的哲学观介入利奥塔和哈贝马斯之间的现代性论争，对二人各有褒贬。与丹尼尔·贝尔的古典主义美学观不同，他提倡新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欣赏德里达式“解构阅读”的游戏精神。在反本质主义方面，他同情福柯、利奥塔、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者，但与这些人对现实虚无主义的悲观不同，他仍充满乐观地坚持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理想。
第五章回到中国语境，阐明罗蒂后人文话语的意义与局限。首先，在当代思想论争中，“普世价值”和“中国模式”说常常各执一词，罗蒂提出了超越两者的“反反种族中心主义”，以应对当今世界发展中的一元和多元问题。他提倡每个民族可以“自我”为中心，探索扎根于自己历史和传统的社会发展道路；既然多个种族中心并存，那么不同共同体之间应该建立弱联系，不靠“强理性”和“强权”推行“普世价值”压服，而是通过了解和“对话”说服对方，从而把更多的“他者”吸纳进“我们”的范围。他还主张消解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提倡一种人文主义的批判智慧，兼容不同价值。他认为具体政治选择充满了偶然性，因此人们在进行道德评判时应该考虑到复杂的历史情境，宽容道德两难。其次，在当下中国现代性语境中，罗蒂对公共和私人两个领域的区分虽然在哲学上还有种种困难，但在社会实践中却非常有用，有助于厘清个体对社会和对自身的责任。罗蒂的“文化左派”批判使我们看到中国“新左派”的学术话语来源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文化左派”都不仅只是批判的力量，还应担负起建构的责任，以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的态度着手循序渐进地具体改良措施，而不能兀自缠绕于冰冷玄奥的学术话语。在当代中国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纵横交错的景观中，知识分子不应只做“阐释者”，在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传译解释；也应该做“立法者”，在本共同体内部建构理想的社会秩序和公共生活，因为我们仍然走在现代性的途中。
总而言之，罗蒂是一位削平哲学深度模式的哲学家，反本质主义的人文主义者。他认为哲学和自然之镜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信念和欲望之网。在人生和社会演进的偶然中，是每个人的信念和愿望决定了我们在具体语境中的现实行动和政治选择。一切关于理念的空洞玄想都可以抛弃，独有共同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值得珍视，它是一切话语、描述、阐释的出发点和归宿。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罗蒂的思想本身是驳杂的，就像后现代光怪陆离的“拼贴”，但其后现代哲学话语和中国当下的现代性语境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错位，传统人文主义话语在中国依然没有过时。因此我们在研读罗蒂的后现代理论时，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本土意识。
[1] Richard A.Posner，Overcoming Law，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vii.中译本为[美]波斯纳《超越法律》，朱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 王俊：《译者序》，[美]理查德·罗蒂：《哲学的场景》，王俊、陆月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译者序”第3页。
[3] 刘擎：《领略罗蒂》，《声东击西》，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4] [英]柯里尼：《导论》，[意]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页。
[5] [美]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张国清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42页。在《新实用主义的重新语境化：罗蒂反基础主义的政治意义》一文中，沃林批评罗蒂把哲学还原成一种上流社会的娱乐，一种审美的智力游戏，其洋洋洒洒阐发的不过是某种新自由主义的护教学。
[6] [美]理查德·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黄宗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6页。
[7] 转引自宋奇光《斯坦福大学教授理查德·罗蒂：预言大选结果的哲学家》，《文汇报》2016年12月2日。
[8] 王宁：《“后理论时代”的理论风云：走向后人文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6期。
[9] [美]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丁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0] [美]理查德·罗蒂：《哲学的场景》，王俊、陆月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