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海洋社会学产生的背景

20世纪中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人类海洋开发实践活动日益频繁，这种海洋开发活动推动了包括海洋社会学在内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产生与发展。从全球维度而言，海洋世纪的到来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产生提供了重要契机。就国内情况而言，海洋强国建设为海洋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 海洋世纪

随着21世纪的到来，人类进入了海洋世纪。海洋世纪是人类全面认识、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世纪。

1. “海洋世纪”的提出

“海洋世纪”是伴随着人类对海洋开发利用的不断深入而提出的。海洋是地球上重要的地理单元，其广袤的面积和丰富的资源，自古以来就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但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早期人类对海洋的开发利用程度有限，海洋仅仅提供了渔盐之利、舟楫之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由以捕鱼、海运和盐业为重点的海洋产业时代，进入了现代海洋开发的时代，开始大规模开发海洋油气资源，发展海上娱乐和旅游事业等。

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各国的战略家们纷纷预言：“21世纪将是海洋的世纪。”1990年，第4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敦促世界各国把开发、保护海洋列入国家的发展战略。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指出：海洋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保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财富和资源。1993年，第48届联合国大会作出决议，敦促各国把海洋的综合管理列为国家的发展战略。1994年，第49届联合国大会宣布1998年为“国际海洋年”，之后每年的7月18日为“世界海洋日”。同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历经近10年的讨论并于1994年1月16日正式生效，标志着国际海洋新秩序开始建立。2001年5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大会文件明确提出“21世纪是海洋世纪”。就我国的相关研究来看，1995年，有学者指出，“21世纪将是人类更加依赖海洋的海洋世纪”。1996年，有专家称21世纪是“人们盼望已久的海洋世纪”。《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指出，“21世纪是人类全面认识、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新世纪”。此后，相继有学者在海洋世纪的背景下展开了相关研究。

关于提出“海洋世纪”的原因，许多学者从海洋自身的价值以及人类社会需求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杨国桢认为，海洋世纪的出现，是世界历史演变的必然结果；21世纪，海洋将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二空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战略争夺的重点和人类科学技术创新的重要舞台。林岳夫认为，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一方面基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高新技术发展，人类具备全面认识和开发利用海洋的能力；另一方面是陆地资源日益短缺。王诗成认为，当今世界，人口日益增长，资源日趋贫乏，环境正在恶化，世界各国正想方设法寻求改善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海洋是21世纪人类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出路；海洋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

“海洋世纪”的提出是对21世纪海洋在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强调，是指要把与海洋相关的各种问题作为重要的问题来处理，如关于正确认识海洋的巨大价值、维护海洋权益的问题，关于更有效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问题，更好地保护海洋环境的问题，健全和完善涉海法律、管理的问题等。

2. “海洋世纪”的特征

所谓海洋世纪的特征，就是人们在认识海洋的重要价值、全面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以及保护海洋环境等活动中所呈现的特点。

第一，人类海洋观念更新、海洋意识增强和海洋教育迅速发展。人类海洋观念的更新，表现在对海洋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化，不再局限在渔盐之利和舟楫之便上，更认识到了海洋在人类生存发展中作为生命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生存空间、交通要道以及资源宝库的重要价值。而海洋作为蓝色国土的意识以及维护海洋权益的意识也不断深入人心。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颁布实施以后，各国“海洋国土”的意识更加强烈。以日本为例，日本是典型的海洋国家，陆地资源匮乏，因此日本对国民进行国情教育的主题是：我们缺乏土地，没有资源，只有阳光、空气和海洋。近年来，强烈的海洋意识和海洋国土观念驱使日本作出了许多令人瞩目之举，如填海和构筑海上机场、海上城市等。

第二，海洋开发利用的广度扩展、深度增加以及方式多样化。有学者认为，“海洋”开发可分为广度空间和深度空间两部分，并都具有“无限”延伸的特征。这里的广度单纯指海洋微观空间到整个海洋空间“横向”的广度空间，可以理解为海洋的广度空间是“平面的”“一条线”上的延伸；深度是取其纵向发掘之意，在海洋空间的广度上，能够被不断挖掘的可再生、可循环能源等资源可称为海洋深度空间，如太阳能、风能、温差能、海流能、波浪能、潮汐能以及海洋渗透能等；广度空间是一条线上的不断延伸，深度空间是一个点上的不断深化。笔者认为：其一，海洋开发利用广度的扩展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指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广度的扩展，即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对海洋的开发已经不仅仅局限在陆地附近的海域，而是从沿海走向近海，从近海走向远海；另一方面指人类可以或能够开发利用的海洋资源的种类不断丰富，从单纯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利用，到对海洋空间资源的利用，再到开发利用各种海洋新能源等。其二，海洋开发利用的深度的增加也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指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深度的增加，即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过程中，除了浅海资源的利用，对于深海资源的开发也逐渐加强，如深海石油的开采、深海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等；另一方面随着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对特定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深度不断增加，如对海水资源的利用，除了可以进行海水养殖之外，还可以用作工业冷却水，通过海水淡化提供淡水等。其三，随着海洋开发利用广度的扩展和深度的增加，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方式日益多样化。人类的海洋开发利用活动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对海洋传统的、单一的开发利用上，而是形成了对海洋综合的、全面的开发利用。

第三，海洋环境问题严峻，海洋环境保护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海洋丰富的资源并不是无限的。随着人类社会人口的急剧膨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资源的需求必然进一步加大。在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海洋环境问题。以我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海洋环境变迁的基本状况是：海洋污染越来越严重，海洋生态遭受越来越严重的破坏，海洋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海洋环境问题不仅会导致海水质量下降，海洋生物资源衰竭、种类减少、生态失衡等后果，还会产生特定的社会影响，如严重的经济损失、威胁人类身体健康、对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以及引发社会冲突的产生等。“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在研究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时取得的共识，其实质就是以自然资源(包括物质资源、空间资源和能源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为前提的发展模式。因而，面对海洋开发利用中出现的各种环境问题，为了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海洋环境保护必然将成为21世纪的重要议程。

第四，海洋世纪是国际合作的世纪。由于海洋环境具有流动性，海洋生态系统是一个统一的系统，这就决定了海洋事务的国际性，许多海洋活动离不开国际合作。例如对全球海洋现象的认识，不可能仅仅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来单独完成。特别是目前世界正在遭遇的海洋资源枯竭、海洋环境破坏等问题，不是特定地区或国家的问题，而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因此，对海洋环境的管理不仅是各国的管理，还要构建地区和国家的合作体制。各国通过合作应自觉承担本国的海洋管理相关责任以及对合作国家的相关责任和义务。21世纪的海洋开发利用，世界各国必须严格遵照《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从事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海洋环境的保护。

(二) 海洋强国

“海洋强国”这一命题最初在政策层面上提出，而后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议题。“海洋强国”的提出，积极推动了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

1．海洋强国的提出

2000年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在一系列的重大会议和重要政策文本中，不断丰富“海洋强国”的含义。由此，“海洋强国”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

2003年，国务院印发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首次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奋斗目标。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实施海洋开发”战略。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发展海洋产业”。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这是“海洋强国”首次被写入党代会报告。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对我国为什么要建设海洋强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海洋强国进行了明确阐述。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海洋强国”的战略论述对推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深远的意义。

刘赐贵认为，中国的海洋强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海洋霸权之路，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的内涵应该包括认知海洋、利用海洋、生态海洋、管控海洋、和谐海洋五个方面，强调在开发海洋、利用海洋、保护海洋、管控海洋方面拥有强大综合实力。徐祥民梳理了学术界有关“海洋强国”的三种理解。一是建设“海洋强大的国家”，与此相应的海洋强国战略是采用恰当的国家建设政策实现“海洋强大的国家”这一目标的战略；二是“以海洋致国强”，与之相应的海洋强国战略是如何发展海洋事业以实现国家强大的战略；第三种解说包含“海洋强大的国家”和“以海洋致国强”两项内容，在与之相对应的海洋强国战略中，海洋既是目标，又是手段。国内学术界有关海洋强国内涵的研究，一般都与海洋战略、强国战略相呼应。王诗成认为21世纪海洋战略的总体目标是：21世纪中叶，海洋产业能够承载全国人口的1/4乃至更多，海防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进入海洋军事强国之列，从而使我们在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上中国”的同时，拥有一个在约300万平方公里蓝色国土上耸立起来的“海上中国”。

2．海洋强国建设的必然性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海洋强国”开展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会议召开之后，海洋强国建设更是成为政策领域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而关于我国为什么要进行海洋强国建设，大多数人认为是为了解决与周边国家的争端、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等，但这些认识还只是表面的。要正确、科学地回答“我国为什么要进行海洋强国建设”这个问题，必须从世界大国的发展历史中、从我国总体发展目标以及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寻找答案。

从社会变迁视角出发，重新审视海洋强国这个概念就会发现，海洋强国的内涵具有很强的历史性，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海洋强国模式是不同的，海洋强国的内涵也是不同的。例如，在“大航海时代”，所谓的海洋强国就是海外贸易发达和拥有强大的海军，反映在技术领域则是对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强烈需求，反映在教育领域则是航海与造船专门学校的设立。而在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海洋强国的内涵则丰富了许多，对技术和教育的要求也呈多元化、全面化趋势。因此，从社会变迁视角重新审视海洋强国这个概念，对制定我国的海洋强国战略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海洋强国建设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世界主要大国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追溯世界大国崛起之路，几乎都是从海洋开始的。大航海时代以来，在人类现代化的大舞台上，相继出现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等世界大国，它们几乎都从海洋发迹，由此打开国际市场，进而赢得生存空间，最终争得大国地位。比如，英国很早就意识到“离开海洋是不能生存和发展的”，海洋是财富中心，是贸易通道、资源开发基地和防御前沿。美国在建国之后很快便形成了走向海洋的国家战略，最初把海洋作为“护城河”，利用炮台与海军建立海岸防卫体系，而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马汉提出的海权论则成为美国称霸海洋的理论基础，并很快形成了统治海洋的国家战略。日本海洋意识的形成则经历了从“闭关锁国”到“走向海洋”的转变。这些国家海洋意识的变迁与发展，对其建设海洋强国以及实施海洋开发战略具有重要的影响。总之，世界主要强国几乎都通过海洋实现了强国之梦。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如果在海洋上没有自己的位置，就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强国。从人类整个发展过程来看，“走向海洋”即重视海洋开发和加大海洋开发力度，通过海洋开发促进社会变迁已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规律和人类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我国建设海洋强国，完全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其次，我国建设海洋强国是反思历史教训的必然结果。纵观近现代历史，大国与强国的崛起必然伴随其海洋化的进程，而国家层面海洋战略的缺乏一直是中国的短板。历史上，中国重视的是在陆上开疆拓土，不重视海洋建设，因而多次失去发展的机遇和主动权。过去有“两次鸦片战争”，现在有“两条岛链的遏制围堵”。反思历史，不容我们再迟疑，不容我们再失去海洋发展的历史机遇。建设海洋强国是吸取历史教训的重要战略行动，是维护和平发展和国家安全稳定的长远需要。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积极学习借鉴世界海洋强国的发展经验，走向海洋，经略海洋，依海富国，以海强国。进入21世纪，海洋对国家发展又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当前，国际竞争正从陆地向海洋延伸，对各国的治国理念与做法都产生了重大冲击。沿海国家和地区纷纷将国家战略利益的视野转向地域广袤、资源丰富的海洋，加快调整海洋战略，制定海洋发展政策，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参与全球化过程、利用全球化机遇、应对全球化问题所必不可少的战略与国策，因此，我国必须站在全球化的战略高度定位海洋强国的建设。简言之，中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不断提升海洋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步伐。

最后，建设海洋强国是我国改革、开放与内源发展的必然要求。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美国、日本等相继成为海洋强国，我国却错失了历史机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再一次面临建设海洋强国的历史机遇。我国的改革、开放与发展是全球最受关注的现象之一。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沿海开始的，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已发展成为高度依赖海洋的外向型经济，对海洋资源、空间的依赖程度大幅提高，海洋经济更成为拉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力引擎。目前，海洋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区域性海洋经济发展规模不断扩大，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区已基本形成。中国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的经济技术能力，中国海洋大国的地位在不断增强。因此，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保护海洋环境、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不但为我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巨大动力，而且是中华民族走向海洋文明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因此，建设海洋强国、维护海洋权益，是发展之要，是民生之需。

此外，我国建设海洋强国还是亚太区域发展的必然要求。亚太区域沿海各国都将海洋权益视为本国核心利益所在，积极推行新一轮海洋经济政策和战略调整。当前，由于某些周边国家所采取的侵犯中国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举动，南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升温，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美国也在战略上重返亚太，干预我国领海事务。因此，环中国海的国际形势迫使我们必须走海洋强国之路，只有建设海洋强国才能长期有效地维护和拓展我国的海洋权益。中国建设海洋强国，不但不会对周边国家构成威胁，反而将成为捍卫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中坚力量。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只有放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考察，才能作出更到位的描述和解释，也才能更准确地预测它的未来走向。通过社会变迁视角研究海洋强国不难发现：重视海洋权益，加大海洋开发力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趋势；自工业革命以来，一些国家由于内部结构变化的原因，产生了对国外原材料和市场的强烈需求，于是通过海洋而成为世界强国。对我国而言，今天我们之所以确定了海洋强国建设目标，是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变化所产生的内在需求。

总之，海洋强国建设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受到特定社会变迁阶段和社会结构的制约。我国之所以要进行海洋强国建设，绝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当下几个涉及海洋的热点问题，而是基于我国国家建设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需要。海洋强国建设是我国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实现民族复兴与和平崛起，最终成为负责任大国和世界强国的必经之路。

(三) 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产生与发展

海洋世纪的到来以及海洋强国的建设，不仅推动了海洋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推动了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其中，海洋社会学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开始服务于海洋世纪与海洋强国建设。

1．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状况

目前，有关海洋科学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只涉及自然科学，而社会科学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淡化了。事实上，海洋社会科学在近年也取得了长足发展。

海洋社会科学是研究基于海洋以及与海洋相关的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和发展规律的科学。1998年，杨国桢提出了“海洋人文社会科学”这一概念。他认为，所谓“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不是和人文社会科学对立、对等的概念，而是和自然科学之下的“海洋科学”相对应的概念，是指人文社会科学对海洋问题研究的多元综合，形成一个科学系统，即人文社会科学之下的一个小系统。随着人类向海洋进军力度的加深，海洋人文社会分支学科悄然兴起，并出现杂交和整体化趋势。建设中国的海洋人文社会学科，是对复合型海洋人才缺乏的必然反应，也是中国重返海洋的大国责任。在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12月，经教育部批准，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成立。2005年6月，该院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同时，该院也是“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海洋发展研究”的依托单位。目前，海洋社会科学涉及的领域包括海洋经济学研究、海洋文化研究、海洋管理研究、海洋政治研究、海洋历史研究、海洋法研究、海洋社会学研究，等等。整体上看，国内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取得了较快速的发展，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离“显学”尚有距离，研究范畴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2．海洋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作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大家庭中的一员，海洋社会学虽然产生得比较晚，但在国内一些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近些年也取得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成就。不过，与一些已经相对成熟的其他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相比，海洋社会学仍处于起步阶段。

追溯国内海洋社会学的产生过程，可以依照两条线索进行：一是与海洋社会学相关的研究内容的出现；二是“海洋社会学”一词的出现。

“海洋文化研究”可能是最早出现的与海洋社会学研究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项研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对海洋文化进行研究，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宋正海研究员于1978年在德国汉堡举行的第四届国际海洋学史会议上发表了《中国传统海洋学史的形成与发展》一文，文中表达了作者关于中国海洋文化的一些观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等学者的努力下，海洋文化研究在国内发展起来，至今海洋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综观国内的海洋文化研究，在学科取向上比较倾向于历史学，但更倾向于建立相对独立的学科——海洋文化学，而与社会学离得比较远，或者说，海洋文化研究者并没有表现出向社会学靠近寻求学科支撑的意愿，也没有表现出运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海洋文化研究的明确意识。由此可见，海洋文化研究的出现对海洋社会学的产生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海洋社会学的产生。

“海洋社会学”一词最早是由杨国桢教授提出来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杨国桢不仅开辟了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领域，而且极力呼吁建立海洋人文社会科学。杨国桢在极力呼吁建立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过程中，早期曾使用过“海洋人文社会学”一词，但这里的“社会学”不是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而是“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意思。不过，正是在呼吁建立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过程中，杨国桢最早提出了“海洋社会学”一词。1996年，杨国桢在《中国需要自己的海洋社会经济史》一文中第一次提到了“海洋社会学”。之后，在《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磨合》《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起与学科建设》《论海洋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等文章中，杨国桢又多次提到“海洋社会学”。在这些文章中，杨国桢不仅指出海洋社会学是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海洋发展的重要应用基础理论之一，而且指出海洋社会学在刚起步时，可以借助环境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等理论开展应用研究，并同时指出了海洋社会学一些重要的研究内容。由上可见，杨国桢对海洋社会学的产生的贡献是非常重大的，这不仅表现在杨国桢首次提出了“海洋社会学”一词，而且表现在他提出了建立海洋社会学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开展海洋社会学的研究等方面。

杨国桢教授所开创的海洋史学研究或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为海洋社会学的产生还作出了另外一个贡献，即“海洋社会”概念的提出。20世纪90年代，杨国桢教授在开创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初期，就使用了“海洋社会”一词，并对何谓“海洋社会”进行了界定。之后，在《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磨合》一文中，再次对“海洋社会”进行了界定和阐释。综观杨国桢教授关于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文献，我们会发现，“海洋社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虽然今天关于“海洋社会”是否存在以及“海洋社会”的含义是什么，还存在一些争议，但“海洋社会”一词的出现，让人们将“海洋”与“社会”建立起了某种联系，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可能。

在杨国桢教授于1996年第一次使用“海洋社会学”这个概念后，时隔9年，直到2004年，庞玉珍教授的论文《海洋社会学：海洋问题的社会学阐述》发表后，国内社会学界才开始使用“海洋社会学”一词。也正是从此，国内社会学研究才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海洋社会学，具有学科意义上的海洋社会学研究也才真正开始。之后，不断有社会学研究者发表文章，开始探讨海洋社会学的含义、特征、研究内容等，同时，一些具有海洋特色的研究，如海洋环境问题研究、“三渔”(渔业、渔村、渔民) 问题研究、海洋民俗研究、沿海社会变迁研究等也相继出现。

在国内，虽然海洋社会学的研究刚刚开始，还处在起步阶段，但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第一，海洋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相关的研究已经展开。如《海洋与社会——海洋社会学初探》《海洋社会学概论》《海洋社会学》等著作的相继出版。

第二，海洋社会学已经进入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等省部级项目科研立项中。比如，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社会学学科中就有2项，即张景芬教授主持的“环渤海环境治理失灵问题的整合研究”和王艳玲老师主持的“我国海洋渔业保险制度与渔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2010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的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课题指南社会学学科中首次设立了“海洋社会学研究”选题。之后，“海洋社会学研究”并入“应用社会学”选题。自2003年以来，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主持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与海洋社会学有关的课题，如在中国海洋大学，就有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省部级项目与海洋社会学有关，例如崔凤教授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海洋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与体系框架研究”，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海洋发展对沿海社会变迁的影响研究”和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海洋发展战略研究”的子课题“海洋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研究”，庞玉珍教授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海洋社会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和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海洋开发与社会变迁——青岛市社会流动调查”，王书明教授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环渤海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路径研究”和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山东半岛蓝黄经济区生态文明建设研究”，赵宗金博士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海洋意识及其建构研究”，陈涛博士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海洋污染事件中渔民的环境抗争研究”与山东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渤海溢油事件的社会影响评估”，宋宁而博士主持了山东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山东半岛祭海节变迁研究”，等等。

第三，海洋社会学专门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纷纷成立。中国海洋大学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海洋发展研究院中设立了海洋文化与社会研究所，在国家“985”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海洋发展研究中设立了海洋文化与社会研究方向，上海海洋大学成立了海洋社会与文化研究所等，广东省社会学学会设立了海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等。中国社会学会海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也已得到中国社会学会的批准正在筹备建立。

第四，海洋社会学人才培养已经开始，如中国海洋大学在社会学硕士专业中就设置了海洋社会学研究方向以培养海洋社会学专门人才，这是国内第一个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招收海洋社会学研究方向研究生的社会学硕士点。

第五，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已经形成机制。2009年，中国海洋大学在西安与广东海洋大学共同主办了“海洋社会变迁与海洋社会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自2010年中国社会学会海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筹备建立起，先后主办四届“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分别是2010年在哈尔滨主办的“第一届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海洋开发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2011年在南昌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海洋社会管理与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2012年在银川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海洋社会学与海洋管理”学术研讨会，2013年在贵阳举办的“第四届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海洋社会变迁与海洋强国建设”学术研讨会。

第六，海洋社会学专业辑刊《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已经创办。《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是中国社会学会海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刊，由崔凤教授担任主编，《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第一卷已于2013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虽然海洋社会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不足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

第一，海洋社会学研究还比较分散，学科意识还不强，研究力量还比较薄弱。

第二，具有重要影响的科研成果还非常缺乏。在《社会学研究》 《社会》等社会学专业期刊上还没有看到海洋社会学方面的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的海洋社会学方面的论文也少之又少。学术专著，特别是成系列的学术专著也几乎没有。

第三，关于国外海洋社会学的研究还非常缺乏。

第四，没有进入国内主流社会学研究中，还处在一种边缘化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