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扶贫开发中推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管理暨武陵山扶贫开发与社会建设学术研讨会今天开幕了。会议得到了贵州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为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开会环境。我代表到会同行向你们表示衷心感谢。
这个会有两个主题，一是研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问题，二是研讨武陵山铜仁地区的扶贫开发问题。我讲几点意见。
一
中国今后一个相当长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把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摆到突出的地位，实现社会现代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办成了一件大事，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2010年我国的GDP达到40.12万亿元，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工厂。经济结构达到了工业社会中期阶段的水平。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问题突出了，城乡差别、贫富差别扩大，两极分化，诈骗盗窃增加，社会治安恶化，行贿受贿、贪污腐败、刑事犯罪大量增加，上访上告、群体事件频发，劳资关系、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紧张。面对这种经济报喜、社会报忧的状况，如何使得经济持续增长，如何消解这些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内国外有多种议论。下一步重点进行社会体制改革，推进社会建设，还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政治建设？
党中央全面分析了国内国际的大局，审时度势，科学决策。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落实科学发展观；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党的十七大，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章，把社会建设纳入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三位一体格局，发展成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
选择社会建设和管理作为下一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理性的选择，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符合国际经验，符合中国的国情，是正确的。
第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可以扩大内需。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中国成了世界工厂，生产了大量的产品，需要通过外贸出口。1996年就开始讲扩大内需，但是，内需不足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个问题越来越大。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把改善民生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句话就把经济和社会结合起来了。如果我们今后加强改善民生，把科教文卫体等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搞起来，会为经济开拓一个大的市场，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二，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需要。仔细分析，我们在分配方面，在教育、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投入太少了。通过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的改革，改善民生，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可以解决不少的矛盾。
第三，为将来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做好准备。我认为，现在让我们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一个陷阱。美国的教条主义实在是厉害，把伊拉克打下来，只死了十个人，但是后来搞普选，死了快5000人，最后不行，乖乖地走了。我们显然不能这样做，而是要通过社会建设，把民间组织建起来，在民间组织中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能力训练出来，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很容易了。所以，我觉得今后一个长的时间里要搞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这个决策是英明，是完全符合国情的。
现在不少人问什么是社会建设？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实现社会现代化。有些人认为社会建设就是搞社会事业建设或者社会管理，这显然是不对的。2011年上半年我们在四川成都市做了一个较长期的调查研究。社会建设作为四大建设之一，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我们研究，至少有八个方面的内容：①民生事业建设；②社会事业建设；③农村和城市基层社区、基层组织的建设；④发展社会组织；⑤社会管理；⑥社会规范的建设；⑦社会体制改革；⑧优化社会结构。社会建设的最终目标是要建设一个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的社会结构。从理论上分析，我们已经达到工业社会中期阶段的经济结构，但是社会结构还处在工业社会的初期阶段，现在的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这是现在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不改变现在的社会结构，中国就太平不了。
从国际和国内发达地区的经验来看，今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发展大致会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要大力加强民生和社会事业建设，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解决目前遇到的“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解决社会稳定的问题。现在各级干部在社会稳定方面牵扯的精力太大。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到各地去调查，地方干部主要关心的是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会跟我们讲GDP怎么样了，财政收入怎么样了。但是，现在他们最担心的则是哪里有突发的事情或群体事件了。“十二五”期间如果把这两件事情做好，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第二个阶段，要进行社会体制改革。现在中国的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经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了，当然还有问题，但是社会体制基本上还是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科教文卫体，比如社科院、医院、大学等，实际就像一个大的国有企业，还是吃大锅饭，凭良心办事，效率不高，服务态度不好。科教文卫体改了多少年，但还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几年不能说钱投得少，但还是做不好，原因就是因为体制有问题。要改革体制很难，会触动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但如果不改，社会建设这一关就过不了。就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如果没有80年代的包产到户，没有90年代中期朱镕基领导的国有企业改革，那么今天的经济绝不会发展到这个程度。希望寄托在“十三五”、“十四五”时期，如果社会建设这一关过不了，就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叫“拉美陷阱”。
第三个阶段，经过社会体制改革，社会事业大发展，二元结构解决了，城乡一体，社会流动加快，社会组织大量发展，社会结构得到优化。现在看来，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方面问题不大，国内国外的预测都很好，下个十年总量超过美国，每年保持百分之八到九的速度，维持二十年左右还没有问题。但是，社会建设现在还正在进行，如果把社会建设坚持进行到底，也就是为政治建设做了准备了。现在不是搞政治改革的时候，而是搞社会体制改革的时候。
二
扶贫开发是贵州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贵州的扶贫开发，一定要通过贵州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起来之后才能解决。
从历史的经验看，扶贫问题、贫困问题，光靠救济、帮助和转移支付是解决不了了。老是这么穷怎么行呐？光靠中央今年给100亿，明年给200亿是没有用的，必须要自己富起来。在北京来贵州的路上，我同扶贫开发协会执行副会长林嘉騋同志讨论：长期以来，扶贫开发搞来搞去都是在农业、农村系统里面搞。凡是贫困的地方，都是山老边穷，与“农”字头有关。贵州的扶贫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基本解决了温饱的问题，这是很大的成绩。但要彻底改变贫困面貌，使将来不返贫，能够富得起来，光靠传统的老办法已经不够了。我认为贵州肯定是要发展的，肯定要走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这里有的是山，种粮食不行，但是可以搞工业。是不是可以考虑改一个方式，搞工业扶贫，发展商业、服务业扶贫，这是符合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要求的。我1992年去江苏太仓，那里工业化才刚刚起步，贵州这里现在就相当于太仓那时的状况。现在是工业化大发展的阶段，无工不富，没有抓好工业发展，这是贵州富不起来的根本原因。就我的经验看，把今后的发展定在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中，是符合省情、民情的。2010年我到安顺去考察了几天，贵州也好、安顺也好，人多、山多、地少，发展农业很不利，但发展工业则就不是劣势了。山多、空间多、矿产多、能源多，就是有利条件。日本、韩国都是山多地少的国家，他们用了30～40年的工夫就建成了现代国家。日本有许多仪器工业，都建在山区的。今后，包括武陵山区、铜仁地区等地，在现有基础上，农业还是要做，但是在发展工业上是不是能多做些文章，多下点力气？
我昨晚看了些材料，贵州现在户籍人口4100万，占全国的3%, GDP占全国的1%，百分之三的人去分享分百分之一的财富，那肯定是穷的。我还算了一笔账，全国1978年的GDP是3645亿元，2010年是40.12万亿元，30年GDP涨了110倍。2010年贵州的GDP达到4594亿元，比1978年的46.62亿元，增长了98.6倍。贵州跟贵州比，是大大的发展了，但是同全国比，在这个30年中的位次是下降了。几个倒数第一，可能和这个有关。贵州经济为什么发展不起来，主要是因为工业没有发展起来。2010年贵州4594亿的GDP中，一产占13.7%，二产占39.2%，三产占47.1%，看起来是“三二一”的现代经济结构的格局，但三产之所以高，是因为工业创造的增加值太低了，一共只有1800亿元，还抵不上江苏昆山一个县级市创造的GDP。贵州全省的上市公司只有19家，可福建晋江一个县级市上市公司33家。这几年西部大开发给贵州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交通、航空、铁路、公路、水利等方面准备了很多条件，现在应该是发展工业的阶段。
贵州省委省政府的“十二五”规划，已经提出工业强省战略、城镇化带动战略，要实现“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战略。我觉得省委这两个大的战略是正确的，是符合贵州现阶段的省情的。“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工业增加值比2010年增加150%，达到4500亿元，城市化率达到40%。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贯彻落实省委这个重要的战略决策，如何实现“十二五”规划。完成这个规划，那么贵州的经济就上了一个大台阶，扶贫工作也就会大大前进一步。
怎么发展工业？我提几点看法。
第一，要培养本地的企业家。贵州有500万～600万农民工，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在外打工多年，有了一定的资金、关系、技术、经营能力，又是本地人，要把这部分人调动起来，给以有力的支持，鼓励他们回来创业办厂。
第二，招商引资。我在成都发现了“东资西移”的现象，发展工业不一定非建在平地上，特别是贵州的自然资源、矿产资源等条件很好。
第三，要发挥现有的本地中央企业的作用。原贵州省委书记曾经说过，贵州是“墙里面上天入地，墙外面刀耕火种”。中央企业有责任为地方发展提供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第四，国家要支持工业。国际国内的有些大项目可以引进到贵州来。
第五，从体制上进行改革，人才上进行培养。要支持体制内的一些人才办企业。
总之，贵州大致相当于苏南的90年代初期阶段，这几年贵州经济发展很快，应抓紧这个时机，继续在这个基础上把经济搞上去。
三
扶贫开发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关系。
贵州要把经济搞上去，“十二五”规划提出，GDP要达到8000亿，城市化率要达到40%。目标很宏伟，这将是一个跨越式发展的阶段。在大办工业化的同时，要处理好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今后中国，真正要解决问题，就要搞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社会学现在人才不够，这个时期，应该总结经验，发现和分析一些问题。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和谐社会建设，这是个新问题，和国外不一样的。从理论、框架到具体实施等，都需要深入研究。我经历了小农经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做有心人，像20世纪80年代经济建设初期那样总结苏南模式、浙江模式等一样，在全国创造出一些搞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经验来。
第一，既要学习发达地区过去搞工业化的经验，同时也要吸取教训。
我是苏南人，搞工业，经济发展得很快，但也犯了不少错误，牺牲了农业、牺牲了农民、牺牲了环境、牺牲了精神文明，有些是后悔都来不及的。我是在太湖边上长大，太湖污染很厉害，里面的鱼都不敢吃了，土壤都污染了。贵州在发展工业的时候，一定要吸取这样的教训，金山银山，还要绿水青山。
第二，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把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搞好。
发展的同时要注意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央转移支付给那么多钱，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发展不能落后。只搞GDP挂帅肯定是不行的。要拿出相当的力量办教育、办医院。现在贵州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是7.1年，而全国是8.5年，相差1.4年。相当一部分地区还有代课老师。人力资源不开发，人力资源水平不提高，搞工业化是不行的。
我觉得现在存在一个大的问题，中央一个文件既管广州、北京，又管贵州，这肯定是不行的。譬如社会管理，贵州的社会管理与北京、广东、苏南、温州的社会管理显然不是一回事。我去调查北京的一个村，本地人5000人，外地人3万人，很乱，最后实行“封村管理”，把村子的进出口都卡住了。北京1100万的户籍人口，外来人口800万，而贵州是4100万人，走了600万。所以，贵州的社会管理肯定和北京的社会管理不一样。不能要求贵州提供和发达地区一样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但是不搞是不行的。
第三，要处理好工业化同城市化的关系。
贵州的城乡差别超过全国的城乡差别，2010年，全国的城乡收入比是1∶3.33，贵州是1∶4.07，可能贵阳更大。搞工业不能牺牲农业，不能牺牲农村。建议贵州借鉴成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综合配套改革的经验，在发展工业化的过程中不能使城乡差距更加扩大。成都八年统筹城乡的经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后来中央定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我给成都总结了三句话，“把农村搞好了，城市发展就快了；农业搞好了，工业发展就快了；社会搞好了，经济发展就快了。”8年来，农业翻了一番，三产业翻了1.8番，二产业翻了2.2番。搞农业，结果把工业搞起来了，现在是十五个副省级城市的第五名。现在要搞好社会建设、社会管理，首先要把城乡之间的沟填得差不多，把体制机制搭起来。
建议做好省、地、县的具体发展规划：第一，工业化的规划；第二，城市化的规划；第三，公共服务与社会建设的规划。以此推进今后贵州的发展。希望贵州的扶贫能够健康有序地启动，取得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