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力发展核电的时期面临的挑战及困境

“中国核工业建设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1970年2月8日，周总理正式提出中国要发展核电，并开始了核电站的科研、规划和设计等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政府开始正式安排核电站建设。制定了积极地、适当地发展核电的战略方针以及有重点、有步骤地建设核电站的战略部署。”（王喜元，2009）

自20世纪70年代周总理和80年代邓小平提出中国发展核电的战略思想以来，整个80年代国家建立了两座核电站，分别是1991年12月15日并网发电成功，装机容量为30万千瓦的秦山核电站一期和1994年并网发电的总装机容量为2×90万千瓦的大亚湾核电站。此后，岭澳核电站一、二期，秦山核电站二、三期，以及田湾核电站建设完成并网发电。2006年年底在国内现有核电站运行情况良好、国际核电发展平稳向好的大环境下，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提出了加快我国核电站建设和发展的设想：到2020年核电要求达到4000万千瓦左右的装机容量，占全国电力装机容量的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2007年公布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也明确指出我国核电的发展目标为：到2020年我国核电装机总量将在现有的核电机组的基础上再增加将近5倍，达到0.8亿千瓦。近5年来，随着节能减排，发展低碳能源的需求日益迫切，积极发展核电成为我国“十二五”期间的重大战略选择。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指出：“到2050年，核能将可以提供15%以上的一次性能源，核电将成为我国未来的主要能源之一。”（卫广钢，2011）可以说，在福岛核事故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大力发展核电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过去50余年从核弹到核电的探索过程中，我国核电发展的产业链已经成熟，为核工业的大力发展做好了准备。

但是在社会层面上核电发展需要面对的问题却很少在公共议程中得到讨论。这一情况与英国和美国20世纪60年代时的核电发展情况有一定的相似性。威尔士在《现代化的动员：核能时刻》一书中指出：1960年，英美两国在科学社会运动（Scientific Social Movement）和现代化高速发展动力下推动核能的大力发展，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原定的公众参与和核能发展并重良性互动的发展方式被遗忘。英美两国的核能发展均变得更为商业化及官僚化，其后果是大众参与的空间相应变小。核工业企业和政府推动着核工业的滚动式发展，而公众参与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官僚化和商业化的运作把公众挤出核电项目的决策过程。然而，政策制定者忽略了科学社会运动背景下对核电的大力发展需要坚实的社会信任基础。社会必须信任科学家对于核电潜在优越性的判断。但事实上科学家的这种判断几乎没有建立在任何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这种对于发展核电的需求引发了关于核能的争论，并酝酿着自反性现代性的到来。在英美两国大众开始提出关于反应堆安全、辐射、核燃料及核废料处理等问题的质疑。作为掌握着核电项目的投票权的大众与原子能科学运动之间的矛盾在各方面进一步深化。在英国核能的发展在经过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黄金期后，伴随而来的是反核社会运动的产生，随着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发生进入低谷。现代化本身对于科学技术进步的不懈追求形成了一种动员机制，导致社会接受度与核能的发展无法契合，最终使核能发展陷入困境。

与英美国家相比，中国一直以来受科学决定论的影响较小，历来崇尚天人合一的发展模式。但是受欧洲国家在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发展中初步崛起所带来的冲击，中国社会自21世纪以来也进入了与英美20世纪60年代相类似的科学社会运动时期。中国在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中前所未有地强调科学技术的力量。核能以其战略性地位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代表。然而在核能发展过程中，令发达国家陷入困境的反应堆安全、辐射、核燃料及核废料处理以及社会接受度问题却几乎没有被公开讨论过。随着大众的环境健康以及维权意识的增强，我国的核电项目开始面临利益相关的居民的质疑。但是中国的核电发展之路与英美国家的重大区别在于，我们在黄金期还未到来之际遭遇了福岛核事故。酝酿中的公众质疑一触即发。我国核电发展几乎面临着“逢上必反”的困境。中国核电未来必定面临着更为复杂与艰难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