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和运行

国际NGO的基本要素是感兴趣的个人，无论是桥牌玩家还是桥梁建设者，动物权利活动家或是职业猎人。大多数国际NGO是个人或团体志愿组织。小部分是伞型联盟，如国际科学联合会汇集了数十个顶尖的科学国际NGO，被认为有能力作为一个整体代表世界科学发声。商会、行业协会类国际NGO跟大多数国际NGO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会员通常是公司。大型公司通常是跨国公司，可能是个人会员，但大多数商会类国际NGO的主要会员是公司协会，一般是国家行业协会或贸易协会。很少有国际NGO允许国家或政治性团体成为其会员，像国际劳工组织这种混合性组织（将劳工、雇主和国家联结在一起）十分罕见。

国际NGO的结构通常遵循世界标准模式：理事或顾问组成理事会来监督治理；中层管理人员由会员选举产生，受秘书长、理事长或主席领导；员工由正式雇员和志愿者组成，通常志愿者做大部分日常工作；选举或志愿者委员会完成专门工作。严格意义上的国际NGO以民主、平等治理为准则：每个成员拥有一票（即使对于多数商会类国际NGO的公司会员也是如此），所有会员都有资格当选，最终决定要获得多数票通过（尽管协商一致的决策常常是首选），鼓励反对或批评的声音。

这种标准模式的变体很多：治理理事会可任命执行官员；会员资格在享有全部权利的会员与准会员或学生会员之间可能有所区别，后者的参与权更少；会员费可以和收入相关，特别是在职业类或商会类国际NGO中，而后者的投票权重有时和所支付会员费成正比。尽管如此，大体上国际NGO还是推崇会员平等、积极参与，同时对每一位会员的倡议都持开放态度。

活动

国际NGO的活动，涉及范围广泛，无法一一列出，但主要存在三类。

第一，收集、产出、传播海量信息。国际NGO在环境问题、桥牌叫牌系统、建筑材料强度、乳腺癌治疗、政治犯、彗星观测等领域收集、产出、传播大量信息，而这只是提到的几个领域而已。它们出版通信、报告、书籍和贸易杂志。它们给会员或潜在会员寄送信件、发送电子邮件来呼吁行动，获得支持。它们发布新闻、提交报刊文章、投放广告等，吸引人们对其活动或事业的关注。

第二，主办会议、讨论会、大会、工作坊、研讨会、比赛以及许多其他集会。集会既包括顶尖的全球盛事如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杯，以及在联合国重大活动时召开NGO论坛，如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环境与发展会议、1975年在墨西哥城举办的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等，也包括许多只有各自会员和支持者知晓的一年一次或两年一次的国际NGO会议。这些集会充分显示了这些组织及其活动的跨国特征，强化了其跨国视野与会员定位。这些集会也巩固了国际NGO与国内NGO的联系网络，因为许多全球性国际NGO的集会涵盖了世界各地的国家与地方团体。

第三，试图影响国际社会的其他主体。社会运动类国际NGO主要针对的对象，既包括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IGO，也有各国政府（敦促它们改善污染控制、保护同性恋、停止审查媒体等）和特定的跨国公司（指责它们污染地球、剥削欠发达国家等）。国际NGO还针对区域和地方政府部门，旨在绕过国家在特定地区实现特定目标。贸易和行业团体也游说IGO和政府，显而易见，它们的目的完全不同。对于贸易和行业团体，以及技术、科学类和其他政治性不甚明确的国际NGO而言，游说往往是间接的，它们通过与各国国家协会组建更具包容性的世界机构来进行。有时，国际NGO也游说其他国际NGO，如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争取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同意它们的运动项目进入奥运会。

会员趋势

国际NGO及其会员最初集中在欧洲和美洲，但这种现象日趋减少，非西方国家的人们在国际NGO中越来越活跃，且很多新成立的国际NGO并非西方起源。我们无法系统计算国际NGO会员究竟来自多少个国家，但对大多数国际NGO而言，《国际组织年鉴》列出的会员国家，指该组织在这个国家至少有一个会员。这些名录能让我们判断各国居民加入国际NGO的数量——如1960年，肯尼亚、泰国和奥地利居民加入的国际NGO数量，分别是72、125和656个。我们也能研究这些数字随着时间推移的发展情况，截至1988年，三国加入国际NGO的数量分别增加到603、661和1773个。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理解国际NGO的参与度，但不是加入国际NGO的总人数。

1960～1988年，完全意义上的跨国国际NGO（A-D类）的会员覆盖幅度数据从1987个增加到4474个，约增加125%（Boli et al., 1999）。对于所有国家（或独立之前的殖民地）来说，居民加入国际NGO的平均数从1960年的122个上升到1988年的485个，接近300%的增长——比国际NGO数量的增长要快得多。然而会员增长幅度分布不均：非西方国家会员数量的增长要比西方国家更快：非洲（667%）、太平洋（489%）和亚洲（396%）各国要比欧洲和美洲（分别为228%、283%）增长的百分比更高。类似的，会员在贫困地区的增长幅度要比富裕地区更快。如果我们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把所有国家四等分，我们会发现最贫困的两部分，其参与的国际NGO数量增长最快（最贫困的25%的国家，其参与增长率是352%，次贫困国家是376%），同时次富裕国家，其参与增长率是307%，最富裕地区增长率最低（176%）。非西方国家会员数量增长速度更快，一方面体现在新兴国家参与度增长比老牌国家更快，另一方面非西方文明国家（如伊斯兰教、土著或民间宗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参与国际NGO的数量增长要比新教徒、天主教国家更快。因此，尽管欧洲人和美洲人（北美和南美）仍旧比非西方国家居民参与更多国际NGO，但这个差距正在迅速缩小。

总之，几十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不断涌入国际NGO，而非欧洲、非西方、贫困国家的人们，在扩大其参与方面尤为迅速。这些基本范式得到具体领域国际NGO研究的证实，如Meyer、Frank等（1997）关于环境类国际NGO的研究，Schofer（1999）对科学类国际NGO的考察。当国际NGO群体不断壮大，来自更多国家的更多人加入到日益广泛多样的国际NGO，这使得国际NGO本身也更加全球化（或者更充分的区域化）。

语言应用

与会员趋势形成鲜明对照，《国际组织年鉴1999-2000年》关于国际NGO所使用的官方语言统计数据显示，欧洲语言占绝对主导地位。迄今为止，在10023种官方语言中（任何组织通常使用两三种语言），英语最为常用，被4194个国际NGO使用，约占国际NGO总数的42%。第二是法语，其被2298个国际NGO使用。第三是德语（1023个）和西班牙语（914个）。这四种语言占全部官方语言总数的84%。接下来使用较多的六种官方语言，分别是意大利语（212个）、荷兰语（190个）、阿拉伯语（190个）、葡萄牙语（200个）、瑞典语（136个）和俄语（131个），其中只有两种不是欧洲语言，所占比例合计不超过11%。另外三种语言分别是丹麦语（100个）、韩语（12个）和克里奥尔语（1个），至少被一些国际NGO使用，所占比例为5.5%。还有一种人工语言世界语，被5个国际NGO使用。因此，英语仍旧是绝大多数完全意义上的国际NGO使用的官方语言，使用法语的国际NGO数量超过50%，使用德语和西班牙语的国际NGO大约各占20%。来自非西方国家的人们在国际NGO中的参与度迅速扩展是在严重依赖欧洲语言的背景下进行的，欧洲语言依然是国际社会互动交流中重要的语言。

互联网的影响

互联网经常被描述为对全球非政府组织做出了巨大贡献（Naughton, 2001），而不仅仅只是为国际NGO提供了便利。国际NGO在其网页链接许多同类组织，同时也与它们在信息、咨询、建议和分享计划等方面保持频繁联系。互联网使得协调之前不可能的大规模活动成为可能，带来令人吃惊、更广为人知的结果。最引人注目的是禁雷运动（其中谦和的领导者之一Jody Williams赢得199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成功，它针对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全球政治领袖和公众，仅仅六年时间就成功酝酿一项禁止杀伤性地雷生产、使用的国际公约，并于1999年生效。近年值得一提的活动包括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多边投资协定的强烈反对，最终经合组织放弃该协定；动员抗议世界贸易组织在1999年西雅图会议上的政策；以及这些年针对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论坛的会议做出的努力。

很有意思的互联网涟漪称为网环，即各组织一个连一个排成一个甜甜圈，没有中心机构占据甜甜圈的空间。网环鼓励使用者从一个组织到另一个组织，了解整个链条的国际NGO，从而对该网环在特定领域探讨的主要议题与事业有更加全面的理解。多数环包括一个“随机跳跃”设备，让使用者随机选择环的位置，从而将访客均匀分布于构成环的各个组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