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英国历史小说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 国外研究现状
在西方，早在19世纪中期，也就是英国历史小说诞生不久，就已经出现了相关的评论文章，如1859年刊登在《本特利氏杂志》（Bentley's Miscellany）上的《历史的和说教的：历史小说》（Of Novels， Historical and Didactic： The Historical Novel），1887年刊登在《麦克米兰杂志》（Macmillan's Magazine）上的《历史小说》（The Historical Novel）等。但这些论述主要是介绍性的，或透露作者创作时的细节问题，或描述某几部历史小说的文本特征，如尼尔德（Jonathan Nield）的《最佳历史小说和故事导引》（Guide to the Best Historical Novels and Tales， 1902）等，尚未达到“历史小说批评”的层面。而真正出现有关英国历史小说系统性的批评研究，还是20世纪的事情。
弗莱希曼（Avrom Fleishman）指出，最早有关英国历史小说的批评来自1932年沃波尔（Hugh Walpole）的《自司各特之后的英格兰历史小说》（The Historical Novel in England since Sir Walter Scott）一文。[11]在文章中，作者关注了司各特之后（post-Scott）英国历史小说的发展，并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简单的传奇小说家时代”（Simple Romancers， 1830～1840）、“严肃的维多利亚时代”（Serious Victorians， 1840～1870）、“真正的浪漫精神时代”（Real Romantic Spirit， 1870～1910），以及“现代的现实主义时代”（Modern Realism， 1910～1930）。对此，本书认为，这篇文章是否为最早的历史小说批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呈现了西方历史小说批评所具有的典型的共时性特征。换言之，在早期直至目前的西方历史小说批评中，大部分如上述研究一样，是共时性研究。“分阶段”“分类型”的研究在数量上要远远多于“整体性”“历时性”的研究。[12]鉴于此，本书将目前西方有关英国历史小说的研究划分成三个部分做更进一步的说明。
1.司各特之前历史小说的研究
目前，有两大观点已经广泛为西方历史小说研究领域接受：第一，瓦尔特·司各特爵士开创了欧洲历史小说之先河；第二，真正的欧洲历史小说是19世纪的产物。这两个观点经过几代人提出、论证之后，被很多历史小说研究者采用，成为他们进一步论述的前提。然而，被广泛接受并不意味着它们从未受到过质疑。目前出现的针对19世纪之前的历史小说研究就是很好的证明。比如，斯蒂文森（Anne H. Stevens）在《司各特之前的英国历史小说研究》（British Historical Fiction before Scott，2010）一书中指出，早在18世纪后半叶，英国就兴起了编年史的热潮，催生了历史小说。可惜的是，由于“司各特对于之后历史小说的创作影响甚为广泛”，[13]对其之前历史小说的研究颇为稀少。为了进一步详细说明，斯蒂文森概览了1762～1813年英国出版的85部历史小说，并分析了历史小说文类经过模仿和实验两个阶段的发展过程。
同斯蒂文森一样，麦斯威尔（Richard Mexwell）也提出历史小说比普遍认为其产生的年代要久远得多。在《欧洲历史小说1650～1950》（The Historical Novel in Europe 1650-1950， 2009）一书中，麦斯威尔将17世纪的法国视为欧洲历史小说最初的发源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众多小说，其中文本涉猎范围之广成为此书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14]不过虽说如此，麦斯威尔并没有否认司各特对历史小说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在此书的第一部分“时间的洪流：司各特对历史小说的改造”（Inundations of Time： Scott's Reinvention of the Historical Novel）以及论文《时间的洪流：论司各特的原创性》（Inundations of Time： A Definition of Scott's Originality， 2001）中，麦斯威尔都明确强调了司各特对欧洲历史小说所做的巨大贡献，表示司各特对情节和人物类型的描写对后来的历史小说产生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当然，针对19世纪之前的历史小说研究也并非都是为了证明司各特是欧洲历史小说“第一人”。历史和小说之间的结合、历史书写的真实与虚构以及历史观的发展和演变等问题也是其中比较重要的研究主题。比如，齐默尔曼（Everett Zimmerman）的《小说的边界：历史和18世纪的英国小说》（The Boundaries of Fiction： History and the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Novel， 1996）以笛福（Daniel Defoe）、菲尔丁（Henry Fielding）、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等18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的作品为样本，探讨了英国小说和历史书写之间的关系，其中还援引了洛克（John Locke）、本特利（Richard Bentley）、吉本（Edward Giben）等18世纪重要思想家的理论来讨论18世纪的小说创作对司各特小说的影响。再比如，奥特（Monika Otter）的《12世纪英国历史书写中的虚构和指涉》（Inventions： Fiction and Referentiality in Twelfth-Century English Historical Writing， 1996）探讨了英国中世纪拉丁语历史书写中的虚构。奥特认为，虽然历史小说在12世纪的英国尚未成形，但在罗曼司等虚构的文学形式中，人们已经开始使用虚构和自我指涉等技巧。这些研究在探究历史小说的成因和内部理论问题方面做出了创新性的贡献。
2.19世纪英国历史小说的研究
针对19世纪历史小说的研究基本上都将司各特视为欧洲历史小说的开创者，并以此为立论基础。这部分研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论著当属卢卡奇的《历史小说》（The Historical Novel， 1937）一书。这部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论著自20世纪60年代被译成英文以来，一直保持着广泛的影响力，可以说开启了西方历史小说批评的新时代。卢卡奇明确指出，英国真正的历史小说始于司各特的《威弗利》（又译《威弗莱》）系列小说。换言之，在拿破仑战败（1815）之前，欧洲并没有真正的历史小说。那些17、18世纪所谓的历史小说（so-called historical novels），只是在“主题和服饰上是‘历史的’，而人物的心理和行为还停留在作者所处的时代”，[15]并不具有某一历史时代的特殊性。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之后，人们意识到历史在社会变革中的巨大力量。因此，历史小说的形成与资产阶级历史意识的兴起密不可分，而司各特正是传达这一意识的典型代表。卢卡奇赞赏了司各特在历史小说创作过程中所保持的客观性：“司各特既不属于狂热的运动派，也不属于悲观愤怒的保守派。他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彻底了解整个英国的发展过程，以便从两个极端之中找寻一条中间道路（a middle way）。”[16]由此，卢卡奇认为，历史小说家可以抛开个人意识形态的偏见来客观公正地反映历史变迁中普通人的生活。
卢卡奇对于司各特文学地位的论证事实上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同时他的论述也饱受争议。其中广受诟病的一点就是他本人的意识形态立场所导致的批评视角的独断化。已经不止一人指出，卢卡奇在称赞司各特客观性的同时，自己却没能避免主观意识形态的过多浸入。[17]也有人指出，卢卡奇对于现实主义手法的强调让他忽视了很多不满足此条件的小说家，比如安斯沃斯（Harrison Ainsworth）、艾略特（George Eliot）等。[18]虽说如此，卢卡奇对于欧洲历史小说的论述，特别是他提出的“历史小说的经典形式”还是颇值得本书在分析传统历史小说时借鉴的。
另外一部重要论著当属弗莱希曼的《英国历史小说：从瓦尔特·司各特到弗吉尼亚·伍尔夫》（The English Historical Novel： Walter Scott to Virginia Woolf， 1971）。同卢卡奇的涉猎范围之广不同，弗莱希曼将视角集中在英国的历史小说创作上，系统论述了司各特、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哈代（Thomas Hardy）、康拉德（Joseph Conrad）和伍尔夫（又译伍尔莱，Virginia Woolf）等人的历史小说创作。作者不仅关注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创作特征，而且承认了伍尔夫等人对历史小说的创造性实验，给历史小说的定义增添了新的内涵，也让历史小说的批评视角变得更加广阔。这或许是该书最大的创新和价值所在。
还有一部分研究属于司各特影响研究的范畴。其中一些关注了司各特对于本国（英国）历史小说创作的影响，探讨了司各特之后英国历史小说的继承、发展与革新。比如桑德斯（Andrew Leonard Sanders）在《维多利亚历史小说：1840～1880》（The Victorian Historical Novel 1840-1880， 1979）中就聚焦了司各特去世后50年之内的历史小说。桑德斯认为，这些小说或多或少受到了司各特的影响，但1852年出版的《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The History of Henry Esmond）是偏离《威弗利》小说形式最为明显的历史小说。萨克雷在书中并不将历史视为“绘制好的河流”（charted stream），[19]而是将其视为“缓慢前行的流水和旋涡”。[20]但萨克雷对司各特的真正挑战则是“选择了一位自传式的叙述者，一位郁郁寡欢、多愁善感，只能从自己的视角观察事物的叙述者”。[21]邓肯（Ian Duncan）的《司各特的影子》（Scott's Shadow： The Novel in Romantic Edinburgh， 2007）则关注了1802～1832年苏格兰小说的发展。邓肯认为，司各特的《威弗利》系列小说展现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正因为这样，司各特将国家、民族的历史生活同小说这一文类结合起来，开创了苏格兰小说的新时代。
肖（Harry E. Shaw）的《历史小说的形式：司各特爵士以及他的继承者》（The Forms of Historical Fiction： Sir Walter Scott and His Successors， 1983）则以法国等其他国家的历史小说为参照物，考察了司各特之后的历史小说书写状况。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标准历史小说”（standard historical novel）的概念，并将历史在小说中的使用划分为三种情况，即“作为牧歌的历史”（history as pastoral）、“作为戏剧来源的历史”（history as a source of drama），以及“作为主题的历史”（history as subject）。该书因提出这一概念而成为目前为数不多的对历史小说定义内涵进行讨论的佳作。其中对于“标准历史小说”所隐含的问题，即如何处理个人特殊性和群体普遍性的关系也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比较重要的还有奥瑞尔（Harold Orel）的《从司各特到萨巴蒂尼：针对文类态度的改变1814～1920》（The Historical Novel from Scott to Sabatini：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a Literary Genre 1814-1920， 1995）。在书中，奥瑞尔考察了司各特之后欧洲历史小说的变迁，分析了19世纪80年代历史小说复兴的原因，为历史小说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
还有一些研究探讨了以司各特为代表的历史小说对其他国家历史小说创作的影响，比如，莫斯利（William W. Moseley）的《智利历史小说的起源》（Origins of the Historical Novel in Chile， 1958）描述了司各特历史小说在智利的接受情况，沃尔什（Catherine Henry Walsh）的《历史小说中的崇高：司各特和吉尔·伊·卡拉斯科》（The Sublime in the Historical Novel： Scott and Gily Carrasco， 1990）分析了司各特对于西班牙历史小说创作的影响，施密特（Peter Schmidt）的《瓦尔特·司各特、殖民地理论以及新南方文学》（Walter Scott， Postcolonial Theory， and New South Literature， 2003）论证了司各特对于美国南方文化的重要性等。
3.20世纪英国历史小说的研究
如前所述，历史小说在当代英国复兴已是不争的事实。20世纪以来社会和文化思潮的冲击赋予了历史小说文类创新和实验的成分。首先是针对20世纪早期现代主义思潮下历史小说的研究。相对于二战后历史小说的大量涌现，20世纪初并没有太多历史小说问世。究其原因，这个时期的作家在历史怀疑论和艺术自足性的影响下将历史视为梦魇，较少涉及历史文本。因此，针对这一阶段的历史小说研究比较匮乏。根巴赫（James Longenbach）选择了“曲线救国”的研究策略——从现代主义诗人入手分析历史书写。他在《现代主义历史诗学：庞德、艾略特及过去的意识》（The Modernist Poetics of History： Pound， Eliot， and the Sense of the Past， 1987）一书中以庞德（Ezra Pound）、艾略特（T.S. Eliot）和詹姆斯（Henry James）三位现代主义诗人的作品为样本，探讨了现代主义语境下历史撰述的特点。根巴赫的研究价值在于他十分重视20世纪早期哲学家的思想对于诗人书写历史的影响，而其中精妙的诗歌赏析也丰富了文学对于历史意义的解析。同根巴赫一样，威廉（Louise Blakeney William）也在《历史中的现代主义和意识形态：文学、政治和过去》（Modernism and the Ideology of History ：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the Past ， 2002）中关注了叶芝（Willian Butler Yeats）、庞德、艾略特等现代主义诗人以及福特（Ford Madox Ford）、劳伦斯（D.H. Lawrence）等现代主义小说家。其中，威廉以一个现代主义者的视角密切关注了历史的所指——历史意义的生成、历史中的因果关系、历史的发展线路等主题，并指出这些现代主义者虽然在19世纪历史观的影响下开始创作，但他们已经对历史进步观提出了质疑，历史中蕴含的政治因素也昭然若揭。
欧莫利（Seamus O'Malley）的博士论文《我们如何书写历史？——约瑟夫·康拉德、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和丽贝卡·韦斯特的现代主义历史撰述》（“How Shall We Write History？”The Modernist Historiography of Joseph Conrad， Ford Madox Ford and Rebecca West， 2011）则是为数不多的关注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的研究之一。他在文中专门探讨了康拉德、福特、韦斯特三位英国现代主义小说家的历史创作，力图弥补受詹姆逊（又译詹明信）“现代性危机”影响导致的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研究的空缺。欧莫利详细论证了三位小说家在现代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以及对历史的兴趣，确认了三人在历史小说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有力反驳了现代主义时期英国历史小说缺失的判断。
虽然以上几部论著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研究的不足，但对于丰富的战后历史小说研究来说，还是显得捉襟见肘。战后逐渐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为历史小说的创作注入了崭新的思维活力，使其无论在创作理念还是在文本形式上都展现了新的面貌，成为后现代评论家话语理论实践的重要基地。在这些评论中，笔者观察到一个现象，即在1988年哈琴（Linda Huthcheon）的《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出版之前，针对后现代语境下的（英国）历史小说研究几乎没有什么太大进展。即便有一些相关专著出版，其研究方式依然摆脱不了前人的影响，创新方面略欠缺。比如，尼尔·麦克尤恩（Neil McEwan）将弗莱希曼研究的结论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在其博士论文《英国小说家的历史小说研究1953～1983》（Perspective in Historical Fiction by British Writers 1953-1983， 1984）以及在此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今日英国历史小说研究》（Perspective in British Historical Fiction Today， 1987）一书中关注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英国历史小说创作。虽然作者在书中意识到20世纪以来历史小说在历史真实性问题认识上的改变，也对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小说之死”和“过去之死”做出了反驳，但由于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论述过程稍显薄弱。而柯沃特（David Cowart）的《历史和当代小说》（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Novel， 1989）以及斯坎伦（Margaret Scanlan）的《时间的痕迹：战后英国小说中的历史和政治》（Traces of Another Time：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Postwar British Fiction， 1990）几乎和哈琴的著作同一时间出版，似乎并没有受到哈琴的影响。柯沃特和斯坎伦都意识到了后现代语境下宏大历史遭受的质疑和当下历史小说创作中新的文本形式，前者将“展现未来的小说”划入历史小说的范畴，而后者则提出了“当代怀疑历史小说”（the contemporary fiction novel）的概念。即便如此，有评论者还是认为二者“忽略了历史小说的典型特征”，也“没有检验该文类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22]
真正实现系统论述当代历史小说同后现代语境关系的还是哈琴的著作《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该书一经出版，便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极大地丰富了当代历史小说的研究面貌。特别是哈琴提出的“历史编纂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概念，[23]使之后的相关研究几乎就没有撇开对这一术语的讨论。所谓“历史编纂元小说”是指那些“著名的、广为人知的小说。它们具有强烈的自我指涉性，又自相矛盾地宣称同历史事件和人物有关”。[24]哈琴的最终目的是要揭示后现代主义的本质是“矛盾性、坚定不移的历史性以及不可避免的政治性”。[25]虽然哈琴这一术语同历史小说之间关系的认同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讨论，但这无疑是对詹姆逊认为的后现代主义无历史性以及卢卡奇等人认为的“历史小说在当代已经消亡”的有力驳斥。
同时，哈琴的理论也引起了不少的质疑和补充。比如，韦瑟琳（Elisabeth Wesseling）在《作为预言家的历史书写：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小说的改造》（Writing History as a Prophet： Postmodernist Innovations of the Historical Novel， 1991）一书中认为，哈琴的“历史编纂元小说”虽然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的政治意图，但没能提供解决问题的途径。巴克尔（Patricia A. Barker）的博士论文《当代历史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Novel，2005）详细对比了以卢卡奇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学和以哈琴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诗学分别对于经典历史小说和历史编纂元小说的论述。在此基础上，巴克尔反驳了卢卡奇认为的“历史小说家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影响表述历史”，以及哈琴认为的“历史编纂元小说是20世纪60年代独有的”的论断，因为早在16世纪末，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Henry V， 1599）以及伍尔夫的《幕间》（Between the Acts， 1941）、《奥兰多》（Orlando， 1928）等小说就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历史编纂元小说的特征。不仅如此，巴克尔还阐述了历史编纂元小说的两种情节组织方式：题铭式（epigraphic）和插话式（episodic）。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扩展了哈琴的后现代诗学理论。博卡尔迪（Mariadele Boccardi）在《当代英国历史小说：再现·民族·帝国》（The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ical Novel： Representation， Nation， Empire， 2009）中也指出，哈琴所谓的自我指涉在最早的历史小说中就已出现，这让她“错失了更好探究后现代小说书写过去的良好时机”，也忽视了对“特殊文学和文化背景下英国历史小说回归的研究”。[26]
当然，围绕后现代语境下针对历史和小说相结合的探讨并非只出现了“历史编纂元小说”这一概念，很多后现代理论家都尝试提出过类似的术语，只不过同哈琴的影响力比起来稍显薄弱。比如，麦克海尔（Brain McHale）的“后现代修正主义历史小说”（postmodernist revisionist historical novel）、[27]伊莱亚斯（Amy J. Elias）的元历史罗曼司（metahistorical romance）、[28]斯坎伦（Margaret Scanlan）的“当代怀疑历史小说”（the contemporary skeptical historical novel），[29]以及巴克尔的“编纂元小说罗曼司”（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al romance）[30]和“传记元小说”（biographic metafiction）[31]等，都反映了各评论家对后现代小说中历史书写的不同理解，也为本书的研究带来很多启示。
二 国内研究现状
在中国，当代英国历史小说的复兴引起了一些长期关注英国文学的学者的关注和讨论。比如，2005年，曹莉在《历史尚未终结——论当代英国历史小说的走向》一文中针对这一现象指出了英国当代历史小说的两个走向，即历史元小说和后殖民历史重写，并分析了其中深刻的历史背景与成因。[32]
杨金才教授2008年和2009年接连在两篇论文《当代英国小说研究的若干命题》和《当代英国小说的核心主题与研究视角》中指出，当代英国小说家“对过去所采取的态度也因市场影响而发生了变化，出现一种‘向后’（retro）的文学消费要求”，[33]以及“对历史话题的关注并不亚于二战后的20世纪60年代”，[34]以此来呼吁国内学界对该现象的重视。2010年，由《当代外国文学》编辑部主办的“当代外国文学的历史书写与叙事格调”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将国外（英国）历史文学的创作现状大规模引入国内学者的视域。然而，即便如此，国内针对英国历史小说的批评现状看上去也并不十分明朗。除去针对司各特及其作品的相关研究，[35]研究者很难发现其他有关英国历史小说研究的专著。甚至在一些权威的英国文学史的编著中，也很难寻觅到关于英国历史小说发展的只言片语。对此，笔者认为，之所以较难总结国内英国历史小说的研究现状，是因为其总体呈现混合研究的态势。所谓混合研究，指的是研究者将英国历史小说研究同其他小说文类的研究混合在一起，或进行相互间的比较，或混为一谈进行整体性论述，从而未能对英国历史小说进行独立的、系统性的研究。具体而言，有以下三种情况。[36]
1.同中国历史小说研究的混合
目前，中国历史小说研究在国内的成果之丰硕、文本之广泛、程度之深刻，都是西方历史小说研究远不能及的。在众多中国历史小说研究中，有一类就是混合了西方（英国）历史小说的研究，特别是司各特小说的研究。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时常将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小说进行平行比较和影响阐释，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历史小说研究理论，另一方面对西方历史小说创作进行了探讨。比如，易新农早期在《中西历史小说比较初探》（1989）中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司各特的系列小说为例，比较了不同文化传统下历史小说的兴起、发展和内涵，就是这种混合研究的范例。再比如，孙建忠在《司各特与中国近现代文学》（2008）中探讨了《艾凡赫》等作品对中国文学观念和创作的影响。还有张亚的《挂小说的钉子——以司各特为例看中西历史小说》（2010）通过对司各特小说的解读，探讨了中西历史小说在流变中呈现的不同面貌。
相对于以上零散的研究，21世纪初由童庆炳先生等人合著的《历史题材文学创作重大问题研究》（2011）一书则是探讨中国以及西方历史文学创作的比较全面的著作之一。该书是2004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和改编重大问题研究”的最终研究成果。编委会以近年来国内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呈现繁荣局面为契机，讨论了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理论中出现的“十大问题”和“八大现象”。[37]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关注了历史文学创作的理论问题、中国当代历史题材文学的创作与改编以及中外历史题材文学的传统与经验。下篇的最后三章特别关注了英国历史小说的三个方面，[38]分别是“十九世纪历史小说的特征”、 “司各特的叙事模式”以及“二十世纪小说的历史叙述策略”。不过，该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文本上均以中国的历史文学创作为主，针对国外创作的研究在篇幅和内容上只能算作对前者进行补充和丰富，但最后三章的讨论还是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有关英国历史小说特别是英国传统历史小说整体创作面貌的相关参考。
2.同西方历史小说研究的混合
毋庸置疑，英国历史小说是西方历史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国出现了一些将英国历史小说同其他国家历史小说（特别是美国）混合起来，以西方历史小说为整体进行讨论的研究论述。比如，高继海在《历史小说的三种表现形态：论传统、现代、后现代历史小说》（2006）一文中将西方历史小说看成一个整体，从小说发展的三个时期全面讨论了历史小说的文类特征。彭青龙的《历史小说的嬗变与文学性特征》（2010）指出西方历史小说区别于其他文学形态的四个方面，即历史性、时代性、虚构性和寓言性，其中历史性是历史小说的根本性特征。作者通过对西方历史小说整体嬗变的概括，对历史小说批评者提出了文学思想和文学艺术融合统一的要求。赵文书的《再论后现代历史小说的社会意义——以华美历史小说为例》（2012）以华美历史小说为研究样本，着重探讨了后现代历史小说社会意义的产生这一重大问题，强调了历史小说的文学性以及其对大众历史知识传播的重要作用。这对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还有王建平的《美国后现代小说与历史话语》（2012）考察了当代文学与史学理论背景下美国后现代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指出后现代作家对重构历史和知识的普遍关切。
3.同后现代小说研究的混合
随着西方后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等后现代理论被源源不断地引入，国内学者针对德里达、福柯、詹姆逊、鲍德里亚、哈琴、怀特等人所提出的后现代文史理论展开了广泛的探讨。早在世纪之交，国内一批关注西方文论的学者就已经发表一系列的论文和出版一系列的著作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的现状进行引介，掀起了国内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关注的热潮。其中，有关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对于历史主义的重新阐释吸引了很多学者的注意，如盛宁的《文本的虚构性与历史的重构——从〈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删节谈起》（1991）、《历史·文本·意识形态——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刍议》（1993）、《新历史主义》（1995）、《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真实》（1997），王宁的《后现代主义之后》（1998）、《叙述、文化定位和身份认同——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2002）、《德里达与结构批评的启示：重新思考》（2005），陈晓明的《历史颓败的寓言——先锋小说的后历史主义倾向》（1991）、《最后的仪式——先锋派的历史及其评估》（1991）、《过渡性状态：后当代叙事倾向》（1994）、《历史的误置：关于中国后现代文化及其理论研究的再思考》（1997），赵一凡的《后现代主义探幽——兼论西方文学应变与发展理论》（1989）、《利奥塔与后现代主义论争》（1990）、《福柯的知识考古学》（1990）等。这些论作引起了国内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关注，也对当时中国先锋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许正因如此，国内后来学者对于当代西方历史文学理论的阐述同后现代主义理论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林庆新的《从后现代历史小说的指涉问题看有关欧美文论》（2004）通过分析历史小说是否已经衰亡这一问题，探讨了后现代语境下史纂元小说与替换史的书写，从而对后现代历史小说的创作情况做了很好的总结。洪罡的《三张面孔：当代英国元小说中的历史》（2011）针对历史在当代英国元小说中的犹豫、对立和个人化的三张面孔，分析了“历史”在元小说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此外，还有很多针对哈琴后现代诗学的研究，既有理论方面的探讨，如杨春的《历史编纂元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新方向？》（2006）、陈后亮的《历史书写元小说：再现事实的政治学、历史观念的文体学》（2010），也有文本分析的实例，如李丹的《从历史编纂元小说的角度看〈法国中尉的女人〉》（2010）、翟亚妮的《虚构与真实——从历史元小说角度解读〈福楼拜的鹦鹉〉》（2010）等。
三 问题的提出
文献综述表明，战后英国历史文学创作的普遍化、历史小说文类概念的模糊不清，以及相关研究理论的系统性断裂导致西方（英国）历史小说共时性研究多、历时性研究少，以及国内相关研究处于“混沌状态”，甚至尚未展开。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创作实践还是在理论分析中，英国历史小说文类的整体性始终都没能获得广泛的认同，因而直接引发了学界对历史小说文类历时性发展审视的断层。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历史小说”这一最基本文类概念的考量出现了错位。传统历史小说、现代主义历史小说以及后现代主义历史小说研究者们常常只关注本领域的文本特征，割裂了本应连贯、系统的阐述过程。
这种割裂行为的一个后果便是当代研究对于历史小说文类传统的忽视，继而导致文类生命力的减弱。以文类名称为核心关键词的检索结果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鉴于此，本书将英国历史小说的历时性发展嬗变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中明确历史小说的文类特征，注重其发展的整体性、连贯性和演变性，一方面弥补国内外在英国历史小说整体性研究上的缺失，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文类研究的理论和样式，以期对其他文类的研究起到借鉴和反思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