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内容、策略及意义
一 研究内容及策略
首先，从上文的分析可知，目前历史小说研究中存在的文类概念的模糊和文类整体性研究的缺失等问题要求本书选取的研究理论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能够强调文类内部机制的独立性和特别性，二是承认文类在历时性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连续性和传承性。基于此，俄国形式主义程序诗学的文类理念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该诗学强调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文类的演变，它不仅承认文类嬗变过程中产生的新的文本形式，而且以“程序”为单位对文类内涵的传承做出了清晰的说明，为当下的研究找到了最佳观测视角，是本书进行文类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和研究工具。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笔者将对其进行详细阐发。
其次，在确认理论切入点的基础上，本书选取英国历史小说文类为主要研究对象，[39]力求对其整体性的嬗变过程做出系统性阐释。当然，针对小说文本的分析是本研究的重要部分，但并非全部。毋庸置疑，文类的嬗变是社会思想文化变迁在文本实践中的具体成像。因此，在进行历史小说文本分析的同时，研究更要注重对“潜文本”的阐释，即要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放入西方文学和史学理论思潮中考察，且对文本背后所隐含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传承模式、权利运作方式、文类社会责任等进行揭示和探析，以期梳理出丰满、连续的文类发展路线。
再次，注重社会文本的研究并非意味着对两个世纪以来英国思想文化无所挑拣的涉猎，篇幅和时间的限制使得当前的研究必须针对历史小说相关的文化理论背景。因此，史学理论、文学理论以及社会历史发展等内容是本研究在文本分析之外所要纳入的重要信息。当然，鉴于本书的研究对象英国历史小说是西方历史小说的重要分支，以上所涉及的理论基本来自西方相关领域，在涉及国内理论时会做出特别说明。
从次，需要划定具体的研究对象。英国历史小说历经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数量庞大的文本群，本书无法也不可能囊括所有的历史小说文本，因此需要恰当地确定有代表性的研究文本。另外，文类研究仍是一个较为宽泛的视角，所以确定具体的研究议题至关重要。而这两项研究任务需要运用文类的相关理论来完成。
最后，需要明确的是，历史小说虽然同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终归属于文学类别，因此本书在研究中要特别强调历史小说的文学性属性，防止将对其的研究同历史研究混淆，从而导致研究方向和目标偏离。
二 研究之意义
首先，本研究选取英国历史小说为研究对象，力求厘清模糊的文类认知，恢复被割裂的文类发展路线，最终完成连续性、系统性的历史小说文类研究。针对目前国内外普遍存在的历史小说共时性研究多、历时性研究少的状况，本研究能够起到一定的填补空白的作用。
其次，本研究从文类视角讨论英国历史小说的嬗变，有效地弥补了历史小说理论研究的不足。在俄国形式主义程序诗学的指导下，研究既承认历史小说在发展过程中新发生的文本形式，又注重传统程序的传承和连续，辩证地看待文类内部的发展嬗变，同时也不忽略文本背后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为相关文类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价值。
最后，通过文本实践反观理论，本研究对于文类理论具有一定的创新和补充作用。在研究过程中，实际的文本分析和阐释必定会促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因此，本研究对于俄国形式主义诗学文类理念的反方向阐发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1] A.S.Byatt，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Selected Essays， London： Chatto ＆ Windus Random House， 2000， p.9.
[2] Malcolm Bradbury，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1878-2001，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p.527.
[3] 曼布克奖（Man Booker Prize）是当今英语小说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它是由最初的布克奖（Booker Prize）经2002年更换出版商之后易名而来。作为英国本土奖项，其评选范围只面向英联邦国家、爱尔兰和津巴布韦。因此它的评选已经成为当代英国文学的风向标，预示英国文坛的现状和发展方向。
[4] 刘国清：《曼布克奖与当今英国历史小说热》，《外国文学动态》2010年第6期，第47页。
[5] 自1971年始，曼布克奖颁发给当年最佳英语小说，取代此前颁发给前一年最佳小说的做法，因此1970年没有当年小说获奖。直到2010年，评奖委员会才将1970年“失落的曼布克奖”颁发给J.G.法雷尔（J.G.Farrell）的《麻烦》（Trouble）。
[6] 数据搜索时间为2018年3月。
[7] Ryan S. Trimm， “Belated Englishness： Nostalgia and Post Imperi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Fiction and Film，” Ph.D. Diss. of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2001， p.1.
[8] 兰道·斯蒂文森（Randall Stevenson）在《帝国的没落》（The Last of England）一书中引用《经济学家》统计的数据，指出1971年84%的国有资产掌握在7%的人手中，充分说明了当时贫富悬殊现象之严峻。
[9] 1924～1925年，时任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在其发表的两篇关于“英国性”的演讲中认为，在海外扩大殖民地是英国民族最突出的典型特征：“在海外领土上寻找家园……建设新的家园，是我们民族的特征，也是我们民族之所以伟大的地方。”（Tseng Ching Fang， “The Imperial Garden： Englishness and Domestic Space in Virginia Woolf， Doris Lessing， and Tayeb Salih，” Dis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2003， pp：1-2.）
[10] 胡全生：《文类、读者与后现代小说》，《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8年第2期，第295～311页。
[11] Avrom Fleishman， The English Historical Novel： Walter Scott to Virginia Woolf，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1， pp： -.
[12] 当然，这并非代表着整体性研究的完全缺失。就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有关英国历史小说的整体性研究有杰·格鲁特（Jerome de Groot）的《历史小说》（The Historical Novel， 2010）一书。该书纵览了自司各特时期到20世纪后现代时期的欧洲历史小说，论述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和连贯性。然而较为遗憾的是，该书的篇幅不长，论述较为简略，在探究历史小说的演变方面也不够翔实，其中英国历史小说部分只是该书所关注的欧洲历史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没有成为独立的研究目标。另外还有一部论著是安东尼·葛拉弗顿（Anthony Grafton）的《历史是什么？早期现代欧洲的历史艺术》（What Was History？ The Art of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2010）。在书中葛拉弗顿探讨了文学和艺术的关系问题。他解释了古代诗人如何通过艺术理论生产诗学艺术，并指出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才出现历史艺术。这标志着历史和文学之间开始分化，直到19世纪这一过程得以完成。虽然这部论著也算得上是历史小说的整体性论著，但由于其文本选择的泛化，同本书的研究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
[13] Anne H. Stevens， British Historical Fiction before Scott，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2.
[14] Jonathan Dent， “Rev. of The Historical Novel in Europe， 1650-1950，” Women's Writing， 2012（3），pp：372-374.
[15] Georg Lukács， The Historical Novel， trans. Hannah ＆ Stanley Mitchell， Lincoln ＆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3， p.19.
[16] Georg Lukács， The Historical Novel， trans. Hannah ＆ Stanley Mitchell， Lincoln ＆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3，p.32.
[17] Patricia A. Barker， “The Art of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Novel，” Ph.D Diss. of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2005， p.2； Avrom Fleishman， The English Historical Novel： Walter Scott to Virginia Woolf，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1， p.50； David Cowart，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Novel，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4， etc..
[18] Andrew Leonard Sanders， The Victorian Historical Novel 1840-188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p.10.
[19] Andrew Leonard Sanders， The Victorian Historical Novel 1840-188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p.20.
[20] Andrew Leonard Sanders， The Victorian Historical Novel 1840-188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p.20.
[21] Andrew Leonard Sanders， The Victorian Historical Novel 1840-188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9， p.20.
[22] Mariadele Boccardi， The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ical Novel： Representation， Nation， Emp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6.
[23] 该术语在国内也被译成“历史书写元小说”“历史元小说”“史纂元小说”“历史编纂元小说”等多种名称。为统一起见，本书统称为“历史编纂元小说”。后文不再标注。
[24] Linda Hutcheon， 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8， p.5.
[25] Linda Hutcheon， 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8，p.4.
[26] Mariadele Boccardi， The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ical Novel： Representation， Nation， Emp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9.
[27] Brain McHale， Postmodernist Fi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 Co. Ltd.， 1987， p.90.
[28] Amy J. Elias， Sublime Desire： History and Post-1960s Fiction，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46.
[29] Margaret Scanlan， Traces of Another Time：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Postwar British Fi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3.
[30] Patricia A. Barker， “The Art of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Novel，” Ph.D Diss. of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2005， p.102.
[31] Patricia A. Barker， “The Art of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Novel，” Ph.D Diss. of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2005， p.144.
[32] 曹莉：《历史尚未终结——论当代英国历史小说的走向》，《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第136～144页。
[33] 杨金才：《当代英国小说研究的若干命题》，《当代外国文学》2008年第3期，第65页。
[34] 杨金才：《当代英国小说的核心主题与研究视角》，《外国文学》2009年第6期，第58页。
[35] 我国20世纪初期就开始了司各特作品的译介工作，随后有零星评论作品问世。自1979年之后，对司各特的研究开始进入繁荣阶段，并有文美惠的专著《司各特研究》（1982）问世。据吴镝在《我国对沃尔特·司各特研究的初步述评》（2010）一文中的统计，截至2008年，我国共有63篇相关论文问世，其中博士论文1篇（高灵英的《苏格兰民族形象的塑造：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苏格兰历史小说主题研究》），硕士论文11篇（万信琼的《司各特小说的历史叙事研究》、李晚婷的《司各特历史小说的传统道德观微探》等），其余为期刊论文。
[36] 此处只是大致的研究情况，并不是绝对的划分，不排除有例外的存在，如针对某一部历史小说的研究，针对某一位作家的研究等。
[37]童庆炳等：《历史题材文学创作重大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其中“十大问题”是指：①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联系与区别问题；②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异同及其关联问题；③政治视野和美学视野中历史题材文学创作问题；④历史题材文学中历史、艺术和时代三向度问题；⑤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的重建、隐喻和暗示三层面问题；⑥历史题材文学的艺术理想即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问题；⑦历史题材文学的类型及其审美精神问题；⑧历史题材文学中人民取向问题；⑨历史题材文学中封建帝王的评价问题；⑩当前历史题材创作的发展趋势问题。“八大现象”是指：①历史题材文学的现代性追求现象；②历史题材文学承载中华民族之根的现象；③当代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的“盛世情结”现象；④历史题材文学中的人民性缺失现象；⑤历史题材创作中的“戏说”现象；⑥历史题材文学中历史人物的“翻案”现象；⑦历史题材创作中红色经典的改编现象；⑧历史题材作品的生产与消费现象。
[38] 鉴于书中一些篇章已经成文发表，为避免重复，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不再重复提及，如刘洪涛、丹凌在《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的《19世纪英国历史小说简论》，以及在《楚雄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20世纪英国小说中的历史叙述策略》即为本书第31章和第33章内容。
[39] 在阐释之前，仍有一个问题要说明，即“历史小说是否存在”，或者说“历史小说是否独立存在”。这是我们立论的根基。以常理来看，历史小说在许多文学批评场合都被作为独立的文学类别，但对此的再次确认并非多此一举，因为的确存在对历史小说作为独立文类的否定。比如，卢卡奇将历史小说同欧洲现实主义小说联系起来，视其为现实主义小说的分支。卢卡奇理论中浸透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对现实主义小说的过分张扬自不必多言，但他所阐明的历史小说同现实主义小说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也不无道理。而到了哈里·肖这里，历史小说甚至沦落为现实主义小说的附庸，因为它“依赖于更广阔的（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看来，历史小说并不仅仅受到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它本身也在深刻影响着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它们之间的确有着颇深的渊源。然而，一个事实是，自英国小说诞生的那一刻起，现实主义便如影随形，贯穿了英国小说的整个发展过程。照此说来，几乎所有的小说类型都无法摆脱现实主义手法和理念的影响，那么，我们分类别研究的意义何在？情况当然不是这样。虽然现实主义无论作为风格还是术语，在各个时代的英国文学中都可以觅其影踪，但也应注意到，若将诸如历史小说之类的小说类型都视为现实主义小说的分支或者附属品，那么必定会忽略其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质。而也正是这些独特性，让历史小说有了成为独立文学的前提。这些独特性同现实主义结合会产生“经典历史小说”（卢卡奇语），同罗曼司结合会产生“历史罗曼司”，同后现代主义结合会产生“历史编纂元小说”。正如杰罗姆·德·格鲁特（Jerome de Groot）所说，“历史写作可以发生在许多虚构的场合：罗曼司的、侦探的、惊悚的、反事实的、恐怖的、文学的、哥特的、后现代的、史诗的、科幻的、神秘的、西方的，以及儿童书籍”。因此，即使历史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有密切的关联，也并不妨碍该文类具有独立的辨识特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小说作为独立的文类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