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问题与挑战

（一）组织定位波动与对外支持不足共存

社会组织中基金会的生存、发展和管理都与资金密不可分，它处在公益慈善行业上游，就像资源中心一样承担着“筹钱、增值、散财”的功能，所以本质上最能胜任资金支持角色的非基金会莫属。在美国，基金会是慈善资金的提供者，大量专业性的公益服务组织是消化这些资金的终端。在美国160多万个社会组织中有8.62万家基金会，这些基金会大部分是资助型基金会。根据美国基金会中心网统计，美国基金会2013年的公益事业支出达到547亿美元。

从基金会自身定位而言，运作型或资助型并无优劣之分。但是，资助型基金会数量的多少却能反映公益行业整体发育的成熟度。因为基金会不直接执行公益项目，而是资助其他社会组织进行项目实践，这将有利于其充分发挥专业潜能，研究从筹资到用资的高效路径，最大化利用所有资源筹集资金，基金会在公益发展成熟阶段主要是做投资。然而调查来看，中国基金会可能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且能做好捐赠者要求之公益项目的社会组织，也可能是分布过于集中，在北京、深圳、广州、上海等基金会资金投放远远多于社会组织能提供的产品服务，产生了供大于求现象，所以很多基金会选择直接执行项目。另外，由于资金透明度问题，基金会在资金运作过程中不能得到公众的信任，错失部分资金来源，如图2-9所示，大部分基金会都存在FTI指数不到100情况，最低的仅40左右。同时，基金会所做项目可能也与很多基层组织的产品与服务部分重合，表现为服务领域的供大于求。很多一线组织也因为资金缺乏而生存困难。为在维持组织的正常运转基础上搞好社会服务，符合成立资质的组织基本都申请成立了基金会，但实际上本身是做服务的，结果是原本是以资金支持为主要业务的组织成为自给自足型组织，做服务的组织不得不开发新功能，沦为四不像的“基金会”。

图2-9 部分基金会透明度分析

可见，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成为基金会，不准确的组织定位，很可能会阻碍自身发展，也不利于整个公益生态链的形成。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由政府拨款和基金会捐助，存在资源导向性的问题。中国的实际情况：一是准确定位资助型的组织少之又少，仅有代表为南都公益基金会、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爱德基金会。二是部分虽有定位但正处在经验积累阶段，如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尝试向资助型基金会转变；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在2011年7月推出了以“童缘”命名的行业资助合作项目。三是还有部分正在转型但原有项目又一时难以放弃，结果转型受阻。

（二）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呈现片区效应

从图2-2和图2-6都可见，包括资助型在内的基金会在全国的分布都呈现明显的区域聚集特点，包括广东、北京、江苏、浙江、上海在内的五个省市是基金会集中分布区，同时也是资助型基金会较集中的地区。中国中西部、东北部等地的基金会相对较少，资助型基金会更少，这就意味着基层社会组织如果要争取活动资金，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向政府申请；二是向外地申请。不管哪一种，对这些组织要求都相对较高，优胜劣汰成为必然。原本正常竞争导致部分基层组织被淘汰实属正常，然而中国现阶段需要大量的、不分区域的、相对均等化地向社会提供产品，在基层组织数量积累基础上，地方性社会资金的增加无疑可更好地促进公益慈善事业在全国范围的发展。然而，几个热点城市的资源相对集中，必然会吸引大量人财物力，结果是其他地方的资源减少。实际上，即使在热点城市，公益资源仍是稀缺的，公益具有的福利性质导致需求被无限放大，公益需求也很难得到全面满足。

（三）挖掘资金活力方式方法还待升华

调查发现，大部分资金支持型社会组织都具备较强的资金实力，它们采取各种方式募集资金。有些基金会在如何为捐赠者服务上做准备，订单式服务为捐赠者找准服务项目。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采取“互联网+”在公益领域的新尝试，以联合劝募方式来支持民间公益发展，它以社会问题为导向，集结众多公益组织/项目，自下而上、线上线下开展劝募活动，同时通过高度问责的方式将募集资金分配给公益组织，这种创新方式打通了民间公益组织与慈善资金之间的壁垒，属于挖掘资金活力所做出的有益尝试，见图2-10。从2009年成立至今，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收入已增长到6000余万元，七年来累计筹款收入超过1.9亿元，累计筹款笔数超过283万笔，累计公益支出近1亿元，直接支持1093个公益项目，资助涵盖儿童、教育、环境、助残、社区发展、公益行业支持、医疗健康、扶贫济困、助老等13个领域（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2016）。当很多基金会面临筹资难、项目管理难、捐赠人不理解不支持、草根组织专业性不高、执行项目效果难以保证等困境时，这些创新性的资金筹集方式给予缺乏资金的组织新的启发。社会力量正慢慢兴起，如何创新性融资以及融资后如何有效利用是多数基金会需要探索的。

图2-10 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的联劝模式

现阶段中国的状况是，仅有少量基金会形成了资助特色，让捐赠者清晰明了组织服务领域，良好的社会公信力、资金透明指数及相对稳定的服务模式，让组织得到更多社会支持，所募集资金也定向性用于某些持续性项目。比如，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作为民营企业基金会，资助方向非常明确，即环保宣传、水资源保护、能力建设、森林保护、公益组织发展、环境调研。通过多年的努力，它已经开发了芷咖啡、水污染地图APP、环境公益诉讼民间行动网络及支持体系建设等明星项目。2014年，净资产0.50亿元，FTI 100.00分，共批准公益资助超过3700万元，资助21个公益项目，其中环境保护类占1/3，约1200万元，包括SEE基金会、TNC大自然保护协会、绿行侠环境影像资助和身边水专项，通过以上专项已经有若干子项目开始资助，其中绿行侠目前共资助7个项目，“身边水”项目共有12个子项目获得资助。此外，阿里巴巴还在加勒比海、南美洲、尼泊尔、非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资助了大量发展型项目。业务模型详见图2-11。

图2-11 阿里巴巴基金会业务模型

然而，对大部分组织而言，包括部分资助型基金会在内大多都只进不出，对所资助项目或组织特别苛刻，结果大量社会募集资金闲置，资源大量浪费。部分基金会可能募集到大量指向性资金，捐赠方没有预估到这笔经费可能超支，所指向领域并不需要如此多经费，结果这笔资金被搁置。此外，很多基金会在持续性筹集善款方面受阻。这些问题都困扰着基金会合理有效使用善款。

（四）部分支持性社会组织的资助愿景缺乏长远规划

目前，支持性社会组织采取的资助方式与困境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直接对基层社会组织提供非定向的资金支持，面临的问题是这些基层社会组织可能缺乏合理使用资金的能力。

二是基金会带动基金会发展，资助型基金会培养资助型基金会，如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对正荣基金会的资助，面临的问题是规模较小。

三是以创新性项目为依托对基层社会组织提供资金资助，类似于公益创投，基层社会组织根据自己特长向基金会提出资金申请，这是资助型基金会和正在转型的基金会采取的主要方式，面临的问题是项目延续性与持续性等。

四是依托论坛、会议、学习沙龙等为基层社会组织提供交流平台，相互学习经验、共享资源，只是效果还待考量。

五是以参与式合作方式提供资助，基金会与其他社会组织合作共同为社会提供服务产品，这些社会组织可能是资助型基金会，也可能是相对成熟的社会组织。

六是投资公益慈善领域研究，包括资助科研院所开展公益领域内各项研究、支持创办线上线下刊物、协助建立相关的研究院等。

七是以颁发奖项形式鼓励基层社会组织与慈善公益人才。

八是孵化组织并提供全面支持，这些被孵化组织将承担基金会重点资助领域的各项服务工作。

九是定点扶持开发特色社区项目。

十是聘请各类专家为社会组织开展包括能力建设在内的各项服务。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基金会资金支持形式灵活多样，大多数以创新为主，但在长远规划方面仍表现不足，以至于公益资金不能被高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