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三国志通俗演义》
元末明初，在宋金元讲史话本的基础上，产生了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章回小说。讲史以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为主。开始是以口头讲述为主，由于不可能一次把一部历史故事说完，必须讲若干次，因此产生了分节讲述，每节用题目的形式向听众揭示主要内容。这就逐步形成分章标回的格局。现存元代讲史平话，多是上图下文的讲史读物，已分节目，有助于读者了解故事进程。讲史和小说话本的合流，作家对民间创作的加工提高，就出现了章回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也就是章回小说的诞生过程。这两部作品的出现，奠定了以后长篇章回小说的基础，并为后世长篇章回小说提供了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的两种范例。《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的早期刊本，体例尚不完备，明中叶以后才进一步发展到双句回目，并注意对仗。章回小说每回末尾不是在故事告一段落时收结，而是在紧要关子处打住。每回开头有“话说”，结尾有“且听下回分解”的固定套语。章回小说在明代逐渐向作家文学发展。
第一节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过程和作者
《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历史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作品，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战争并有独特成就的作品。它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影响深远的文学名著。
《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三国时期魏、蜀、吴三个政治集团相互间的斗争为题材。西晋初年陈寿著《魏书》《蜀书》《吴书》等史书，记载这六十年的史实。南北朝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他引用魏晋人著作二百十种。后世小说、戏曲等文学创作取材于三国史事者，基本事实见于《三国志》，而重要情节多由裴注提供。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也辑录了一些传说中的三国人物的奇闻轶事。隋炀帝观看水上杂戏表演，其中也有木偶人表演的三国故事，如曹操谯水击蛟、刘备乘马渡檀溪等节目。唐代刘知幾的《史通·采撰》说三国故事是“得之于行路，传之众口”。李商隐《娇儿诗》描写了儿童在当时听说三国故事的情况，“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说明三国故事在唐代已经盛传。
宋代说话伎艺“讲史”中，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宋代舞台演出中，也出现了以杂戏形式表演三国故事的情况。如宋张耒《明道杂志》记载：“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苏轼《东坡志林》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由此可见，三国故事在宋代的流播和影响广泛，并存在着“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
元代出现了《全相三国志平话》，它是民间讲说三国故事的写定本。全书以司马仲相断狱故事为入话，正话从桃园结义开始，到诸葛亮病殁终。无论情节或人物评价方面，它都为后来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画出了基本轮廓，但故事情节离奇，文字粗略。元杂剧中三国剧目有数十种之多。从这些剧目的名称和现存剧本来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一些重要情节，如“桃园结义”“关羽过五关斩六将”“三顾茅庐”“赤壁之战”“单刀会”“白帝城托孤”等等，都已在杂剧舞台上出现，并且继续表现“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
元末明初，罗贯中排比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补注的历史材料，又吸收民间传说和话本、杂剧的故事，编写成了广泛流传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罗贯中的生平资料很少，明初贾仲明《录鬼簿续篇》记载：“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1364）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根据这段文字记载来推算，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甲辰）时，贾仲明为二十二岁，罗贯中如果是五十岁左右，则罗贯中的生年约在1315年，卒年约为1385年。根据贾仲明的记载，罗贯中还著有三部杂剧，现存《宋太祖龙虎风云会》。但小说作家罗贯中是否杂剧作家罗贯中，尚有疑说。罗贯中的籍贯，除太原说外，也有东原（今山东东平）说、钱塘（今浙江杭州）说等异议。明王圻《稗史汇编》“院本”条说罗贯中是“有志图王者”，结合他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可以推想罗贯中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的人物。他的小说作品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和《三遂平妖传》，而且他还是《水浒传》的编写者之一。
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的最早刊本是明嘉靖壬午（1522）刻本，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全书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继嘉靖本之后，它的刊本大量出现，还有些题名《三国志》或《三国志传》的版本，它们是由旧本演变而来，并与嘉靖本形成并列的分支。这些刊本还做了些插图、考证、评点、文字的增删、卷数和回目的整理等工作。清康熙时毛宗岗对嘉靖本又进行了加工修改，全书艺术水平有所提高。此后毛宗岗的修改本成为通行的本子。
第二节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思想内容
《三国志通俗演义》主要是写魏、蜀、吴三国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以及在斗争中出现的一些人物活动。记事起于汉灵帝建宁二年（169），终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作者通过这些故事，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谴责了统治者的残暴和丑恶，寄托了明君贤相的政治理想，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在动乱时代的灾难和痛苦。作品成功地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并且描写了三国之间众多的军事斗争，其中包括历史上若干著名的战役。
《三国志通俗演义》，虽从题目上看写的是三个统治集团的矛盾斗争，但着墨最多的还是曹魏与蜀汉的矛盾。作者有意将曹操与刘备进行对比：写曹操，着力于揭露他的奸险机诈，残暴害民；写刘备，着力于歌颂他的诚信天下，宽仁爱民。对于这组对立矛盾的双方，《三国志通俗演义》又以刘备集团的兴衰作为作品的主要线索。作品所歌颂的理想人物，主要是刘备集团的君臣。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都是凝聚着作者的心血刻画出来的艺术形象。这些形象，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而其中更以诸葛亮的形象最为突出。《三国志通俗演义》共写了一百一十一年的历史，全书二百四十则，后编成一百二十回。诸葛亮出山前，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诸葛亮死后写得更简略，仅仅用了不到七分之一的篇幅。而诸葛亮活动的二十七年，作者用了一半以上的文字，其中又有一半的章回是专门用来写诸葛亮事迹的。这在全书中，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他相比。诚如郑振铎在《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中所说：“一部《三国志通俗演义》虽说的是叙述三国故事，其实只是一部‘诸葛孔明传记’。”
诸葛亮在历史上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在民间说唱中，他成为一个半神半人的形象。《三国志平话》介绍诸葛亮时说：“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三国志通俗演义》把诸葛亮恢复到人的位置，将他塑造成一个丰满的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和追求。诸葛亮是被作为一个贤相来描写的，他有感于刘备的知遇之恩，对刘备竭尽忠诚。他与刘备君臣相知，互相了解，为了共图王霸事业而奋斗一生。蜀汉的兴衰，三国之间每一次重大的军事、政治斗争，几乎都与诸葛亮有着密切的关系。诸葛亮不仅有政治抱负，还有经天纬地之才，知识渊博，才华出众，精通军事、政治，通晓天文、地理，是一个智慧的化身。诸葛亮隐居隆中，对天下大势却了如指掌，初见刘备就提出了据蜀、联吴、抗魏的长远战略思想；博望坡出奇制胜奠定了他在刘备集团内部的威信；赤壁之战，他孤身到吴，身临危境，舌战群儒，争取了强有力的同盟，贯彻了联吴抗曹的战略，在战役部署各个环节上都胜过曹操和周瑜的见识和才能。刘备死后，作者又集中描写了诸葛亮对蜀汉集团统一大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最后诸葛亮积劳成疾，大业未成，而死于征战之中。“孔明秋风五丈原”一节写诸葛亮之死凄楚悲凉。诸葛亮之死，可以说是一个投身事业、奋斗一生的英雄之死，是理想未能实现的悲剧性结局。诸葛亮临终时所发出的“攸攸苍天，曷此其极”的悲叹，既是诸葛亮一生未能完成统一大业的慨叹，也是罗贯中自己发自心底的呼声。诸葛亮所追求的政治理想，反映了作者心目中向往的政治理想，而作者同情失败的英雄，赞美他的事业，这本身也就表露了作者对现实的批判，抒发了作者满怀的不平。这种仁君贤相的理想在当时并不是超时代的。然而，就是这样的理想，在当时的黑暗现实里，也不可能真正实现，而只能是作者思想的寄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诸葛亮除了作为一个贤相的形象之外，还被作为一个完美的知识分子形象而塑造。在塑造过程中，自然渗透了作者自己的遭遇与思想情感，并与之发生共鸣。
刘备是一个明君的形象。他以解救国家的危难、报效国家、安定百姓为自己的理想。“祭天地桃园结义”一节中，刘、关、张共同的誓言是“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他的德操言行的核心，就是仁义。在“庞统献策取西川”一节中刘备说过这样一段话：“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吾为此不忍也。”作者还引诗称赞说：“不因小利忘仁义，便是当年尧舜心。”作品还极力表现他的爱民之心，“刘玄德败走江陵”一节中，刘备携民渡江一段，写他与百姓的亲密关系，在万分危急的形势下，仍不忍舍弃百姓，而百姓也誓死相随。他深知“若济大事，必以人为本”。又如徐庶的母亲被曹操骗到许昌，曹操以假信骗徐庶。刘备不愿因挽留徐庶，而使徐母受害。他说：“使人杀其母，吾独用其子，乃不仁也；留之而不使去，以绝子母之道，乃不义也。吾宁死，而不为不仁不义之事也。”作品还突出了刘备的爱惜贤才，礼贤下士。刘备一面不忍行不仁义之事，放徐庶归曹，另一方面又对徐庶恋恋不舍，表现了他爱才的深切之情。“三顾茅庐”更是集中地刻画了刘备礼贤下士的品德，表现了刘备对贤才的爱慕与敬重。诸葛亮出山之后，刘备与他“食则同桌，寝则共榻，终日议论，心地开悦，共议天下之事”。刘备与关羽、张飞为兄弟，与赵云也“甚相敬爱”。这也反映了作者理想中的君臣关系。但是，由于刘备形象缺乏真实的社会基础，这种理想中的好皇帝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刘备只是一个寄托了作者理想的人物，而不是一个成功的文学典型。因此，作品在表现刘备仁义宽厚爱民的时候，就给人以一种虚伪的感觉。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这个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明君贤相的思想与“拥刘反曹”的倾向紧密联系在一起。“拥刘反曹”思想在早期的民间说唱中就已形成，其原因比较复杂。从史学传统来看，西晋时期陈寿的《魏书》，《旧唐书·经籍志》列入正史类，《蜀书》《吴书》入编年类。北宋时，司马光《资治通鉴》沿陈寿的先例，尊魏为正统。南宋偏安以后，朱熹《通鉴纲目》改尊蜀汉为正统。历史上东晋偏安时，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也曾改尊蜀汉为正统。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陈氏生于西晋，司马氏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位，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正统也。诸贤易地而皆然。”这说明尊魏尊刘与史学家所处的历史条件有关。朱熹的尊刘是为偏安王朝争正统、图恢复服务的。元代在修前朝史书的过程中，曾经进行过以辽、金或以宋为正统的辩论。元朝最后将辽、金、宋，均列入正史。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在士人文学和民间文学中，自唐朝以来已逐渐形成“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在金、南宋、元朝，无论南方或北方的作家，如金朝王庭筠《涿州重修汉昭烈帝庙记》、宋朝任渊《重修先主庙记》、元朝程雪楼《南阳书院碑》，以及平话、杂剧等都是如此。他们都肯定刘备、诸葛亮是仁人义行的楷模。从这几方面来看，当时“拥刘反曹”观念仍是封建正统观念，然而它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民族情绪，同时，寄托了封建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里所表现的“拥刘反曹”倾向，是和这种思潮相一致的，作者的政治理想仍是仁政。作者用文学手段，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其政治理想，暴露现实社会的黑暗，特别是通过典型人物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人际关系。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的意义远远地大于这种思想本身。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所宣扬的“义”影响也很大。开篇第一节就是“祭天地桃园结义”，刘备、关羽、张飞为了匡扶汉室社稷，结义为兄弟，共同盟誓，就决定了三人名为君臣、情同骨肉的关系。以后弟兄徐州失散，从“张辽义说关云长”，关公约三事，刺颜良，诛文丑，封金挂印，千里独行，五关斩将，斩蔡阳，到古城聚义，关羽一直信守誓言，突出了他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义气。长坂坡赵云救主时，有人怀疑赵云降曹，刘备毫不怀疑，他说：“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也。”赵云保护阿斗归来，刘备抚慰赵云时，赵云则说：“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这种感恩义、报知己的行动都是属于义的行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所写的义，是与忠、孝、节联系在一起的，它自然属于旧道德的范畴。但是，由于义是指人们处事得其宜，符合道德准则，所以不同社会地位和处境的人自然会做出不同的判断。如农民起义，也往往以义气为号召，下层人民在受压迫下救困扶危、互相帮助、见义勇为，也可看作义气的表现。这些行为本身是应该肯定的，但“义”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则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三国志通俗演义》本身，也表现了这种道德观的自身矛盾和危害。如关羽在许田射猎时，要斩曹操，是激于忠义之气，而在华容道义释曹操，又是酬报知己，就是一例。这种“义”的影响，在中国社会是随处可见的，应当看到它的消极作用。
作品中还散布历史循环论和迷信思想，全书开头就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认为三国鼎立、西晋统一是天命所定。庞统死前有童谣预言，上方谷司马懿父子不死是出于天意，也带有宿命色彩。至于孔明借东风、摆八阵图、五丈原禳星，关羽玉泉山显圣，以及于吉、左慈作法等故事，更充满了宗教迷信思想。
第三节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艺术成就
《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卷首题为“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可见作者重视史书的记载，这是一部“按鉴重编”的演义小说：考察作品所写的全部故事的基本轮廓和发展线索，以及主要人物的主要活动，与史实相去不远；但是作为文学作品的历史小说，却与历史大有区别。它不是“三国”历史的再现与重复，而是根据作者生活体验和时代意识，进行艺术概括的文学作品。清代章学诚在《丙辰劄记》中说：“唯《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章学诚是误将《三国演义》看作历史书，所以才作出这样的评论。但是“七实三虚”的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三国的历史只是作品的一个骨架，而它的血肉部分，主要是虚构的。然而这些虚构部分在作品里却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它生动、丰富地体现了作品的主题，也最能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罗贯中在史书记载与“说话”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艺术加工。他根据创作的需要，丰富情节，刻画人物，使《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为一部具有感人艺术魅力的文学作品。如“安喜张飞鞭督邮”一节，根据《三国志》记载，刘备任安喜尉时“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弃官亡命”。《三国志平话》则改成张飞扶刘备坐在交椅上，将督邮绑在厅前系马桩上，“打了一百大棒，身死，分尸六段，将头吊在北门，将脚吊在四隅角上”。《三国志通俗演义》则写张飞将督邮缚在县前马枊上，用柳条鞭打到二百，打折柳枝十数条，当时刘备并不在场，事发之后，刘备闻讯赶来，释放了督邮。这样的处理，既突出了张飞疾恶如仇、不畏强暴的个性特点，又不似《三国志平话》写得血腥气那样浓，特别突出了刘备仁慈的品德。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并不拘泥于细节的真实，而是从主题与塑造人物的需要出发，进行了艺术加工。“三顾茅庐”在《三国志》中记载很简略，《三国志平话》简单讲述了三谒卧龙的经过，文字简率，思想浅陋。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这一部分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精彩文字。作者为一个重要人物的出场做了精心的安排。在“三顾茅庐”正文以前，先写司马徽对伏龙凤雏的评论，制造悬念，又写“徐庶走荐诸葛亮”，接着写司马徽再次举荐。这样的反复铺垫，诸葛亮虽未出场，却已在读者心中占有了地位。除此之外，作者还刻意描写了诸葛亮的朋友、岳丈、弟弟等人物形象，作为烘托，细致的景物描写以及气氛渲染，成功地表现了诸葛亮的德操和品格。刘备三次访贤，一而再，再而三地误认，每次误认的情景又有无穷的变化。故事曲折生动，跌宕起伏，不仅引起读者浓厚的兴趣，而且随着刘备时而喜悦，时而失望，也更突出地表现了刘备思慕贤才，渴望见到诸葛亮的急切心情。作品不仅成功地塑造了刘备与诸葛亮的形象，富有强烈的艺术魅力，同时也淋漓尽致地抒发了罗贯中对明君贤相的理想人物的深厚感情。赤壁之战写得尤为精彩。《三国志》记载非常简略，《三国志通俗演义》却用十节篇幅，把故事渲染得波澜壮阔、淋漓尽致，特别是成功地刻画了诸葛亮、周瑜、鲁肃、孙权、黄盖、曹操、蒋干等一系列艺术形象。战争过程尚有史实依据，而人物及细节的描述则全凭虚构。所以《三国志通俗演义》有着高度的文学成就。我们不能用历史教科书的标准要求《三国志通俗演义》，我们今天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历史评价与罗贯中是有很多不同之处的。但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仍是一部成功的艺术作品。
《三国志通俗演义》结构严密，作者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矛盾斗争为主线，井然有序地展开故事情节，构成一个艺术整体。它和《封神演义》比较，没有后者头绪纷繁、琐碎支离的情况；它和《水浒传》比较，没有后者各部分联系不紧密、可以单独成立的回目。这在古典小说中是少有的。
《三国志通俗演义》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如孔明、曹操、关羽、张飞、刘备、周瑜、鲁肃等等都给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作者塑造人物形象，善于抓住人物性格的基本特征，用夸大、对比的手法使人物形象突出地显现出来。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推诸葛亮、关云长、曹操为“三绝”。曹操的确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所刻画的众多艺术形象中最成功的人物之一。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一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艺术典型。作者着意刻画了曹操身上的“奸”与“雄”的两个侧面，并且使“奸”与“雄”在曹操身上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在这两个侧面里，又突出了曹操身上“奸”的方面，对曹操的奸诈虚伪、凶残狠毒的性格，进行了反复的刻画描写，使曹操在群众中成为一个受憎恶的典型，成为坏人与恶德的标志。
曹操本姓夏侯氏，因中常侍曹腾收操父曹嵩为养子，故改姓曹。曹操自幼“好飞鹰走犬，喜歌舞吹弹。少机警，有权数，游荡无度”。少年时即具有诡诈机变的特点。他行刺董卓失败后，与陈宫逃至成皋，他父亲的结拜弟兄吕伯奢好意接待，曹操因误听杀猪者的话语，竟杀了吕伯奢全家，明白真相后，仍杀死吕伯奢，还说：“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一行动哲学暴露了曹操灵魂的卑污。曹操南征袁术，军粮短缺，曹操命王垕用小斛散发军粮，而听到众军卒埋怨不满时，又以“盗窃官粮”罪把王垕杀死，借王垕头以释众怨。又如当曹操大军行至淯水时，他忽然在马上放声大哭，众人惊问原因，曹操说：“吾思去年将吾典韦在此折了，不由不哭耳！”亲自祭享典韦，哭拜，昏厥于地，使大小军校无不下泪。这些地方都表现了曹操驾驭军将的权谋。为防范行刺，故意装做梦中杀人，杀死替他盖被的卫士，后又厚葬死者，以示仁义之心。其他如借黄祖之手杀死祢衡，假扰乱军心罪名杀死杨修，都写出了曹操的多疑、诡诈和残忍。罗贯中用夸张、对比的手法突出地刻画曹操的奸诈，但并没有简单化，他注意到人物是一个有着多方面内在联系以及各种能力的统一体。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有思想、有性格的复杂而生动的艺术典型。他奸诈多疑，极端利己，虚伪狠毒，残暴成性，但同时又是一个“能安天下”的“命世之才”，具有远见卓识和恢宏的气度，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如董卓弄权时，他首先发难讨伐董卓，受到各路诸侯的响应。各路诸侯忙于互相吞并，他却别具胸怀，“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他豪爽多智，“青梅煮酒论英雄”一节，对与其同时人物的分析都很精辟。他善于用人，不计贵贱，唯才是用。所以，“文有谋臣，武有猛将”，能够战胜敌手，统一中原。官渡一战，他在和袁绍军力相差十倍的条件下，听取许攸的建议，劫烧乌巢军粮，终于取得胜利。曹操深通兵法，善于用兵。作品在写曹操平定中原过程中，尽管同样持贬斥和批判的态度，但还是充分肯定了他在政治、军事上的才能。曹操是作品着力揭露与鞭挞的对象，但是作者在塑造曹操形象时并不是毫无根据地随意捏造，他以重视史实的严肃态度，根据有关的历史记载，依据他自己的思想认识，并从艺术创作的需要出发，选择材料，进行艺术加工，精心地创造了一个成功的文学典型。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三国志·武帝纪》），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但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家喻户晓的曹操，却不是历史上的那个英雄，而是一个“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毛宗岗《读三国志法》）。这一人物的诞生，是和罗贯中成功的艺术创作密不可分的。
关羽是封建社会“忠义”的化身，这个被神化了的封建英雄，曾为封建统治者所利用。但作者也刻画了他刚愎自用的缺点。作者写张飞疾恶如仇、粗豪爽直的性格，也写他从善如流的一面。所以，这部作品中虽然有类型化的问题，但我们也应看到，罗贯中在民间说唱的基础上加工创作的过程中对类型化的突破，人物性格已趋复杂化和个性化。
《三国志通俗演义》吸收了传记文学和说唱文学的成就，用比较平易浅近的文言进行创作，具有简洁、明快而又通俗的特点。例如“曹操见许攸”一段文字：
语气口吻切合人物身份，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人物心理。特别是写曹操的奸诈，真是入木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