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水浒传》
第一节 《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和作者
《水浒传》是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同时出现的一部长篇小说。它是在长期民间流传的基础上,最后由作家加工完成的作品。
《水浒传》是以北宋末年宋江等起义为题材的英雄传奇小说。它的内容,不是凭空虚构,而是有历史依据的。宋江起义发生于北宋徽宗宣和(1119—1125)年间,据《宋史·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记载,宋江义军曾流动在淮南、京东东路、京东西路、河朔、楚海州等地。结局说法不一。据《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可存)墓志铭》记载,宋江起义与方腊起义同时,方腊起义失败后,宋江也被杀害;据《侯蒙传》记载,当时曾似赦免宋江,使讨方腊;还有的材料记载,宋江曾受命参加征方腊。南宋时,宋江故事已成为艺人讲述演唱的重要内容。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条所记的说话目录,已有“朴刀类青面兽”“杆棒类花和尚、武行者”等,这显然都是有关水浒故事的回目。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序》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中载侍郎《侯蒙传》有书一篇……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于是即三十六人,人为一赞,而箴体在焉。”其中五处提到他们活动于太行一带:卢俊义“风尘太行”,燕青“太行春色”,戴宗“敢离太行”,穆横“出没太行”,张横“太行好汉,三十有六。无此火儿,其数不足”。可见,南宋有宋江在太行活动的传说。宋末元初的《大宋宣和遗事》中涉及水浒故事的部分,虽内容非常简单,但给我们展示了《水浒传》的原始面貌,是现传讲说水浒故事的最早话本。其中着力叙写的是杨志卖刀、晁盖等劫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三节,很多重要人物都没有出场,全过程只轻轻几笔带过。然而收抚招降、镇压方腊起义的结局已经出现。
元及明初水浒戏现存目二十多种,实际现存元杂剧作品仅六种,其中多为李逵的故事。所叙梁山情况已接近《水浒传》,如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杂剧中,宋江云:
从元杂剧故事中,我们可以知道,北方当时流传的宋江传说已经与梁山结合,“寨名水浒,泊号梁山”,梁山泊有“纵横河港一千条,四下方圆八百里”。“三十六人”已演化成“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已有“三打祝家庄”“晁盖中箭身亡”等故事。这与《水浒传》的故事规模更为接近。
元代在前人说唱表演的基础上,可能已经出现了说话艺人专门讲说的宋江故事作品。《水浒传》便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正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意者此种故事,当时载在人口者必甚多,虽或已有种种书本,而失之简略,或多舛迕,于是又复有人起而荟萃取舍之,缀为巨帙,使较有条理,可观览,是为后来之大部《水浒传》。”
根据现存《水浒传》最早刊本的署名和有关记载,《水浒传》的编著者是施耐庵和罗贯中。高儒《百川书志》记载该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后学罗贯中编次”。“的本”即真本的意思。这说明宋江故事的传本以施耐庵本声誉最高。现传《水浒传》又是经罗贯中加工创作的。施耐庵早于罗贯中,依罗贯中的时代推测,应是元末人。今江苏兴化市有施彦端墓,传说即施耐庵墓。据《兴化县续志》载明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施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1296),卒于明洪武庚戌岁(1370),并说:“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据当地出土有关文物、《施氏族谱》、神主等,可了解施彦端及其家族情况。但是,施彦端是否就是著《水浒传》的施耐庵,王道生所撰《施耐庵墓志》的真伪,尚无一致看法,有不少人倾向于否定意见。
罗贯中也是《水浒传》的编著者之一,学术界本无不同意见,胡适、鲁迅、郑振铎、王古鲁都认为《水浒传》的作者为施耐庵和罗贯中,只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七十回《水浒传》,题为施耐庵著,罗贯中的名字才被忽略。目前学术界也有认为《水浒传》为施耐庵一人所作。关于施耐庵、罗贯中的生平也有不同看法。
明嘉靖郭勋刻本,共二十卷一百回,为现存最早的刻本。明万历容与堂刻本《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一般认为最接近《水浒传》的祖本。百回本,在艺术上有了较多的加工,文字较细致。万历年间余象斗的百二十回本,又增加了“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但文字比较简略。天启、崇祯之间,出现了杨定见的百二十回本,除增饰了余本中“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外,其余部分主要根据嘉靖本。明末清初金圣叹又改成七十回本。半个世纪以来,先后出版了多种七十一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和百回本。
第二节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
《水浒传》通过对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描述,艺术地概括了我国近古人民起义发生、发展直到失败的全过程。作品里所描写的宋江起义,不完全符合历史上宋江起义的史实。它是经过无数作者之手创造性地复制出来的文学作品。《水浒传》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同类的历史故事,在民间口头传说与民间说唱的阶段就有无数次的增饰,最后施耐庵、罗贯中又按照自己的认识重新创造,才出现了这部反映人民起义的长篇小说。它揭露了古代官府的罪恶,歌颂了反抗压迫的英雄人物,特别是揭示出人民起义的原因是“官逼民反”,描述了由个人复仇或打抱不平到打土豪、杀贪官的大规模斗争,是中国,也是世界上同类作品中所鲜见的。作品为读者展示了专制政权和宗法制度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
《水浒传》没有也不可能正面揭示农民阶级所经受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但它深刻而广泛地揭露了贪官污吏的腐朽无能与贪暴横行。书中被皇帝宠爱的高太尉是统治集团的一个代表人物,作者通过他的发迹故事以及他对王进、林冲的迫害,揭示了高俅等丑恶的面目。高俅是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并因“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东京城里人民不容许他在家宿食”。后来遇到天下大赦,又回到东京,却因踢得两脚好气球,得到端王的宠信。不久端王被册立为天子,便是宋徽宗。高俅没半年之间,便做到殿帅府太尉。高俅做太尉后第一件事,便是公报私仇责罚王进,逼得王进走投无路,与老母弃官逃走。后来又因为替干儿子抢林冲的妻子,陷害林冲。他在朝中与蔡京、童贯等结成一党,把持朝政,无恶不作。作者把高俅这个人物放在开端,并贯串全书,以表明“乱自上作”的现实。除谗臣外,作品还表现了形形色色的贪官污吏,泼皮恶棍。“徽宗天子慕容贵妃之兄”、青州知府慕容彦达,“倚托妹子的势要,在青州横行,残害良民,欺罔僚友,无所不为”;高俅的弟弟高廉“在高唐州无所不为”;梁世杰凭借岳父蔡京的势力,在大名府尽量搜刮钱财;奸诈的西门庆“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陷官吏”;经略府门下肉铺户郑屠,号称“镇关西”,竟敢虚钱实契,强媒硬保,娶民女为妾;破落泼皮“没毛大虫”牛二,“专在街上撒泼,行凶,撞闹”。此外,还有无数土豪恶霸,各级官府的差拨、役吏,形成了严密的黑暗势力网。作者清楚地看到了这股恶势力,写出了这部愤世的作品。
作品歌颂反抗这种黑暗势力的英雄,清楚地揭示“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虽也有“屈沉在小人之下”的感叹,但由于他处于中层的社会地位,又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所以一直安分守己,不想背叛朝廷。后来高俅父子步步紧逼,设法栽赃陷害,他仍然忍气吞声。但是高俅并不肯罢休,竟然又派人从东京赶到沧州来谋杀他,最后在家破人亡、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在山神庙亲耳听到陆虞候等三人讲出火烧草料场,置己于死地的阴谋后,才杀死三人,在风雪之夜走上投奔梁山的道路。林冲的遭遇充分地体现出“逼”字。
作品也描写了一些下层人民的英雄,并描绘了他们埋藏在胸中的愤怒火焰。如写“吴学究说三阮撞筹”,当说到梁山泊已为王伦等起义者占据时:
这段对话,写出官府对百姓的迫害和三阮强烈的反抗情绪,下层人民的怒火到了一点即燃的地步。由此也可以看到作者对现实生活和人民思想情绪的敏感程度。
鲁智深是渭州小种经略府的提辖官,他走上反抗的道路,并不是由于自己直接受到欺侮,而是由于他见义勇为抱打不平,为恶势力所不容,最终逼上梁山。在渭州因为郑屠强骗金翠莲,他便帮助金氏父女逃走,三拳打死“镇关西”郑屠,无奈在五台山文殊院出家。在五台山耐不得寂寞,久静思动,两次酒后打上山来,甚至把半山亭、山门下金刚都打坏了。被智真长老荐到东京大相国寺,又因救护林冲,被高俅恨杀,吩咐寺里不许挂搭,并差人捉拿。鲁智深逃走在江湖上,东又不着,西又不着,最后在二龙山起义。他豪爽、勇猛、朴实、单纯,“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与恶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此外,武松、杨志等被逼上梁山的道路也很有特点。
《水浒传》生动地描写了各种规模的反抗斗争,特别是由个人复仇到大规模反抗斗争的发展过程。“智取生辰纲”反映了小规模的联合反抗,参加这次斗争的有渔民、店家、下层文人、道士、富户。他们共同的誓词是:“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诈得钱物,却把去东京与蔡太师庆生辰。此一等正是不义之财。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地诛灭。神明鉴察。”事后,当何观察与捕盗巡检带领官兵到石碣村去缉捕时,晁盖等人利用石碣村的地利,大败官兵,活捉何观察。济州府随后又派团练使黄安带领一千余人追剿,又被吴用设计打败。阮小五唱出的口号是“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吴用用智,公孙胜作法,反抗的规模越来越大。又如猎户解珍、解宝捕获老虎,却被里正毛太公赖掉,反诬他们白昼抢劫,最后迫使顾大嫂联合登云山的邹渊、邹闰共同营救,孙新、孙立劫牢,最后一起投奔梁山泊入伙。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社会一些起义斗争的发展过程。三打祝家庄反映起义队伍与地方庄园地主武装的斗争,也描写了大规模战斗中战略战术的运用。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中的伏兵,才打了胜仗。“排座次”是起义事业发展的高峰,作者描绘了一种“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提出“不问贵贱”“无问亲疏”“识性同居”“随才器使”,是“等贵贱”和“各尽所能”思想的艺术再现。
作者写作的目的是希望统治阶级面对现实,接受经验教训,如李贽《忠义水浒全传序》所说:“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因此,作者有意地安排了招安的结局。历史上,关于宋江起义的结局,有各种不同的记载,但是说话人的最早依据《大宋宣和遗事》已是招安结局,再联系《水浒传》最后成书时的历史背景,元末明初各路起义队伍,除徐寿辉、陈友谅始终没有降元,自己称帝外,方国珍、张士诚都不止一次接受过招安。但是,历史上的招安,都是双方势力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不能消灭对方时,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然而《水浒传》里所写的招安,却是起义队伍自愿的。这就更多地表现了作者的主观色彩。作为“梁山泊”首领的宋江也更多地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水浒传》的招安结局和宋江形象的复杂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关于宋江,在流传过程中原有不同的传说,如元陈泰说“宋之为人勇悍狂侠”(《所安遗集补遗·江南曲序》),他是根据篙师的传闻记录的。但在元杂剧中已经接近《水浒传》的说法:宋江是个“仁义长厚”的人。《水浒传》深刻地刻画了宋江矛盾而又复杂的性格,因而成为作品中众多人物形象里最突出的一个。作者通过这一人物形象,表现了人民的反抗和这种反抗最终归于失败的历史必然性。当然作者在那时还不可能认识这一悲剧冲突的历史原因,也不可能自觉地揭示它的悲剧性。但是,由于作者陷于同样的矛盾困惑之中,由于作者同情人民,并具有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这就不能不使作者笔下所塑造的主人公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的悲剧性。
宋江作为起义军的领袖是不够典型的,但他仍是在社会现实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的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宋江原是官府中的一个刀笔小吏,这种人物,在社会上若要存身,必须周旋于各种政治态度的人物之间。因此,他有条件结识许多江湖好汉,在他的思想里有“仗义疏财”、不满现实黑暗的方面,同时又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所以他一面搭救晁盖等人,一面却又认为他们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大闹清风寨后,他领兵投奔梁山,一封父亲病故的假书信,就使他抛下千军万马,飞也似地回去奔丧,并服服帖帖地接受了官府的断配。在刺配江州道上,又从忠孝观念出发,拒绝了晁盖的援救。但当他一旦被卷进斗争的激流,由于他对受迫害者的同情,在斗争中他也就能不惜冒生命危险给朋友以热情的支持和帮助,甚至参加并领导了起义的活动。作品细致地描写了宋江经过艰苦曲折的道路,最后被逼上梁山的过程。在上山之后,又充分肯定了他的政治才能、组织才能和作为领袖人物的品德。但是,由于宋江的基本立场并没有转变,上山后他还是“权借水泊暂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忠义观念始终主宰着他的行动,从而一步步走上了悲剧的道路。
作者肯定招安的道路,并以之为经纬纂集了所有的水浒的故事,这表露了他的局限,也给作品特别是后半部带来一些败笔。然而,也有一些章回,颇耐人寻味。“神聚蓼儿洼”就是值得我们注目的一段文字。正如郑振铎所说:“最后一回,‘神聚(一作显)蓼儿洼’更极凄凉悲壮之至,令人不忍卒读。有了这一回,全书便显得伟大了。全书本是一部英雄传奇,有了这一回,却无意中成就为一部大悲剧了。”(《水浒传的演化》)
这一回可分为三大段。第一段主要交代了戴宗、阮小七、柴进、李应、关胜、呼延灼、朱仝等正将和其他偏将的最后结果。他们大都“自识时务”,为了“免受玷辱”,或学道出家,或还乡为民。其中,戴宗在泰安岳州庙里陪堂出家,一夕无恙,大笑而终;阮小七被奸佞怀挟旧恨,借故诬陷他穿过方腊的龙衣,被追夺了官诰,依旧回石碣村打鱼为生;柴进曾在方腊处为驸马,看到阮小七的下场,便推称风疾病患,再回沧海郡为民。一场轰轰烈烈的事业,转眼化为烟云。对于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作者不时流露出惋惜、哀愁的感情。但是,这类“学取鸱夷范蠡船”的行迹,是许多戏曲、小说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写得最深刻的是第二大段,也是本回的核心部分,即“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写卢俊义、宋江、李逵被害,吴用、花荣自缢,以及最后葬于楚州南门外蓼儿洼的经过。其中,最主要的关目是宋江、李逵之死。这第二段,又可以分为三个小段。首先是卢俊义之死,这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奸臣谋害宋江计划的一部分。他们认为:“先对付了卢俊义,便是绝了宋江一只臂膊。”于是先安排卢州军汉,告卢俊义造反,然后再赚卢俊义到京师,在皇帝赐他的御食内下了水银。卢俊义在回卢州的路上,因水银坠下腰胯并骨髓里去,站立不牢,亦且酒后失脚,落于淮河深处而死。第二小段写四奸臣又借口安抚宋江,派使臣送御酒给宋江,酒内又下了慢药,宋江知道奸计之后,不仅自己不争,还怕李逵再去哨聚山林,便把李逵请到楚州,给李逵也吃了药酒,一生无所畏惧的李逵终于死在自己所崇拜的哥哥的手下。最后一段是宋江、李逵死后托梦给吴用、花荣,他们便到宋江墓前自缢。作者认为他们是“死生契合”,写诗赞道:“一腔义血原同有,岂忍田横独丧亡!”表露了作者的悲愤。
最后一段,虽然加上了“徽宗帝梦游梁山泊”的情节,但仍掩盖不了梁山英雄惨遭屠杀的事实。作品认识到招安是一条没有出路的路,走了半天又回复到作品开始时的境地,作者在最后的挽诗中说:“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作者最终没有违背生活真实。
《水浒传》内的英雄都是“忠义”之士,而“忠义”之士却不为世所容,这正是作者感到不平、发愤著书的原因。因此,正确地看待“忠义”观念,是评价《水浒传》的关键。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忠义”作为一种道德观念是属于宗法社会的思想体系。当然,我们评价人物的某些行为不能仅从概念出发,更重要的是还要从社会实践及效果出发。再者统治者虽然到处宣扬“忠义”,将自己的思想付诸普遍的形式,但他们自己却又往往是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反抗者起来以“忠义”的尺度揭露统治者的残暴和虚伪,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至于他们在斗争中,忠于自己的领袖和事业,用“义”为号召,团结行动,这种“忠义”行为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它原有的意义,更应当给予肯定、赞颂。“白龙庙英雄小聚义”以及“梁山泊英雄大聚义”等都是反抗统治者的正义斗争。又如宋江“担着血海也似干系”私放晁盖;武松替兄报仇,怒杀西门庆;鲁智深见义勇为护送林冲到沧州……这些义烈的行动,都是感人至深的。然而道德观念不可能超越时代、阶级而独立存在。“忠义”观念无时不在地束缚着他们的头脑,影响着他们的行动。林冲一再隐忍求全,宋江再三不肯反上梁山,就是明证。特别是在梁山义军面临选择出路问题时,表现得更为突出。宋江在“菊花会”上,作了《满江红》一词,由乐和来唱,当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时,黑旋风便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颠做粉碎。这时的李逵表现得是何等可爱,然而当宋江要杀他时,他却说:“你怕我敢挣扎。哥哥杀我也不怨,剐我也不恨,除了他,天也不怕。”无原则的义气,对宋江的盲目服从,使他跟着宋江走上了招安的道路。在最后一回中,宋江正是由于“忠义”的束缚,不但饮了毒酒后自己不争,还亲手毒死了李逵。李逵也正是由于“义”的束缚,在饮了宋江给他的毒酒之后,还说:“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忠义”观念对人们头脑的毒害作用,表现得不是十分明显吗?
宋江这个人物,由于存在着这些局限,因此给读者的印象并不可爱,甚至有时还引起人们的憎恶。然而这并不等于说这个人物形象全无成功之处。作品深刻地刻画了宋江矛盾而又复杂的性格,因而成为《水浒传》众多人物形象中最突出的一个。
《水浒传》广泛地展示中国古代的生活图景,无论是对官府、庄园、寺院、道观以及市镇的商业经济,还是风土人情,都有具体真实的反映。
第三节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水浒传》直接继承和发展了说话人话本的艺术传统,它的语言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经过艺术加工的书面语言。这种口述的形式,对《水浒传》的语言、表现手法、结构形式都有着明显的影响,使之形成中国小说的艺术特色。
《水浒传》描写了一百零八位梁山泊好汉的英雄事迹,还有其他的人物,其中有一二十个人物,都有绝不相同的鲜明个性。《水浒传》的人物形象塑造,表现了典型的民族特点,特别注重“传神”。《水浒传》把人物置于具体的现实环境中,扣紧人物的身份、经历来刻画他们的性格,人物性格是通过一系列故事情节展开的。以动写静,形中有神。如鲁智深和史进等在酒楼吃酒,听到绰酒座儿唱的金氏父女啼哭,就焦躁发脾气,把碟儿盏儿都丢在楼板上,听到“镇关西”郑屠的恶霸行径,立刻义愤填膺,挺身而出,打抱不平。这些虽然也表现了他作为军官的横暴和等级观念,而更主要的则是展示了他粗豪勇敢、舍己救人的英雄性格。他送银两给金氏父女,又亲自送他们出城,表现了他“救人救彻”的侠义肝胆;三拳打死“镇关西”后,又假意指着郑屠尸说他诈死,显出了他粗豪中带有精细。“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深刻地描摹出林冲走向反抗的转化过程,细致刻画了林冲的心理活动。林冲来草料场时心里是存有疑虑的:“却不害我,倒与我好差使,正不知何意?”当他来到草料场后,还准备去城中唤个泥水匠来修理草厅,经过古庙时又乞求神明庇佑,草料场起火后立刻准备救火,说明林冲只要有一线生路,他还准备接受命运的安排。但是高俅父子却寸步不容,面对严酷的现实,深埋在林冲心中的火种迸发了。他把刀搁在陆谦脸上,说:“杀人可恕,情理难容。”这几个字,写出林冲胸中的积愤,也显示了林冲所作所为的正义性。文章又通过风雪的描写,点染出环境气氛,有力地衬托了这一幕悲壮剧的开展。林冲取路投草料场时,“正是严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林冲杀死陆谦等,离开草料场时,“那雪越下得猛”。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构成一种境界,既写环境,又映衬性格变化。作者塑造人物形象时,总是有着强烈的倾向性,感情色彩浓烈,对于所描写的每个人物都流露着鲜明的爱憎。主要人物出场时,作者往往加以评论,如对宋江“忠义黑三郎”“及时雨”的绰号由来的说明,就是热烈的赞扬;而对高俅、西门庆的出身和行为,则痛加谴责。对英雄人物所表现的正义、豪侠,无一不带有一定程度的理想化的夸饰。所以作品虽然很注意使人物、事件符合生活真实,却又带有浓重的传奇色彩。它和《三国志通俗演义》以及其他同时期小说一样,善于运用夸张、渲染、对比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松打虎等夸张手法,对突出英雄人物都有着强烈的艺术效果。《水浒传》很多地方运用对比的手法以显示人物性格的差异。如鲁智深要赠予金氏父女些盘缠,自己去身边摸出五两来银子,又向史进、李忠二人借银子。史进很痛快地取出十两,而李忠在催促之下,才摸出二两来银子,既写出李忠的吝啬,又衬出史进的爽利,更衬托出鲁智深的豪爽真诚。又如林冲棒打洪教头一段,写洪教头没有真本事,却满怀忌嫉之心、骄愤之情,而林冲虽是有本事的人,却谦恭有礼、稳健老练。二人形成强烈对比,林冲为人自然高出一筹。除了具体事件和人物的对比外,作者从整体的结构布局上,都有意突出主要的英雄人物,使读者对“忠义之士”不为现实所容而走上梁山,最终走到失败的结局的悲壮,抱有强烈的同情。
《水浒传》以说话人直接讲述的语言,把整个作品组织起来,显示出中国小说的独特语言风格,它虽是书面文学,但以面对面的讲说为基础,无论叙事、写人,或人物对话,往往寥寥几笔,就神情毕肖。语言明快、洗练、形象。如武松怀疑哥哥死得不明,寻何九叔说话一段:
作者在这里尽力像真实生活的本来面目一样,按着生活中事件发生的具体过程来讲述,如讲武松到何九叔家,甚至讲到武松揭起帘子,以及二人寒暄的言语。继而写二人一同走出巷口到酒店里坐下,打酒、喝酒,到武松掣出尖刀,向何九叔提出问题。人物介绍、人物刻画,也是在叙述中进行。把事件进展写得层次分明,井然有序。书中写武松把尖刀插在桌子上时,何九叔“面色青黄,不敢吐气”,量酒的“惊得呆了”,武松“一双手按住胳膝,两只眼睁得圆彪彪地”,把每个人的神态,写得活灵活现。书中用笔不多,把何九叔老于世故,深知武松的心理,又胆小怕事的性格,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
《水浒传》一些地方能由说话看出人来,有些人物语言个性化,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如宋江、李逵在江州初次会面的一段对话。李逵第一句话,就问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让他拜宋江时,他道:“若真个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闲人,我却拜甚鸟!节级哥哥,不要赚我拜了,你却笑我!”当知道是宋江后,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爷!你何不早说些个,也叫铁牛欢喜!”扑翻身躯便拜。只这三句话,就活脱出李逵粗率而又天真可爱的性格。一些次要人物的语言也写得很出色,如沧州开店的李小二两口的善良、热心而又怕事,差拨的两面三刀,都通过他们的语言表现了出来。
《水浒传》是一部从民间说唱演化而成的早期长篇章回小说,在流传和作者加工创作的过程中,不断增饰发展,情节结构由简到繁。最后,它以本书主要英雄人物被逼上梁山的道路为主线,叙述了人民起义发生发展过程;围绕着“招安”问题描写了人民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失败的过程。全书是有机的统一体。但书中人物与情节的安排,主要是单线发展,每组情节又有相对的独立性。一个中心人物的主要情节发展完毕,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就基本完成了。一个主要人物出场,便开始一篇独立的人物传奇;一篇人物传记,就是一个人物性格的成长史。有的可以成为独立的中篇小说,但它与全书又有着紧密的联系。当然也有一些片断与全书连接不紧,人物形象也有不甚一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