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当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当代小说研究中最为迫切也最具现实意义的一个任务就是探索最为合适的阐释文学作品的方法。20世纪60年代之前，俄罗斯文学界传统的研究方法较多的是单一的文学批评研究。而在维诺格拉多夫（В．В．Виноградов）一系列重要著述面世之后，许多论述作者形象范畴的思想为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维诺格拉多夫本人从来就不赞成用单一的语言学或者文艺学方法来研究文学范畴，如作者形象问题。他认为，作者形象的研究范围要比文学作品语言的研究范围宽泛，因此可以同时用文学作品语言和文艺学这两门科学来研究，但这两种方法应该严格地协调起来。他常常重复这一观点：“文艺学家和文学作品语言史学家常常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立场，以不同的方式研究作者形象问题。”^[1]由此，当代文学研究逐渐发生方法论上的转向，即从传统单一的文学批评研究转向综合的语文学研究。这一转向与当代文学语境，特别是与后现代语境密不可分。

不同的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有不同的见解，相应地也就存在不同的研究后现代文学的原则。尽管所有这些分歧都无助于挖掘后现代文学的本质，也无助于本书的研究，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后现代主义“首先是一种世界观，其本质就是认识到所有真理的相对性，智力资源的可穷尽性。其本质涉及怀疑论、全面的多元论，其核心是力图消弭所有的界限和限制，废除所有的禁忌。……它同时还是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文明危机的产物。”^[2]与此同时还应该看到，决定后现代主义哲学美学基础的直接来源是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这两大思潮排斥信奉权威，批评每一个声称客观且普适的“所谓”真理。与这两大流派的核心观念较为接近的后现代世界图景同样排斥诸如完整性、中心论、基础等基本要素。男权主义文学中的中心“可以随便放到任何地方，而且完全存在许多有同等价值的中心。”^[3]男权中心的解构在后现代文学世界观中鲜明地表现为全面讽刺：嘲笑一切，讽刺任何神圣的东西，不顾及什么权威。这种嘲笑把神圣与罪恶、美好与丑陋、莎士比亚与不入流的笑话视为是平等的。在这种语境下，越来越多的解构作品，包括女权主义文学作品出现了。它们解构权威，解构父权话语，解构经典，解构一切可以解构的东西。当代文学叙事中也出现越来越多的互文性，越来越多的后现代“文字游戏”以及对话性。

当然，这种对话仅仅是作为一种叙事策略的对话。作品叙述结构中多种视角的并存，多个叙述声音的融合，“作者形象”的难以捕捉，都无疑增加了读者接受行为的复杂性。叙事作品叙述结构的复杂性首先表现在对“作者形象”范畴的认知上——它不简单的是实有作者的形象，也不是某个作者的“代言人”（如叙述者、讲述人）的形象，更不单单是那个隐含在作品中的作者的形象。作者形象是一个有着多层次、多形态和多涵义的复杂结构。“如果考虑到作者形象能分属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甚至一个流派，并且能够区分出不同的类型来，那么，它更是一个多层次多因素的结构了。”^[4]

维诺格拉多夫指出，“作者形象”是整部作品思想和修辞的核心，是整部作品的焦点。^[5]白春仁教授也认为，“形象世界是艺术创作的对象，是作品的核心。形象这个层次，因此也处于作品结构的核心。……作者层的存在恐怕无可争辩……这个存在可说是无孔不入，唯其丰富反而不很确定，却终归有物可征。”^[6]作者形象问题是文学作品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本书研究的对象。作者形象在作品中的存在尽管不像作品世界中的人物形象一样那么确定、鲜明，却也是有据可依的。因此，正如普通哲学所讲，解决矛盾要抓主要矛盾，抓关键，而“作者形象”问题正是文学作品研究中的主要矛盾和关键。抓住了这一关键，就拿到了打开文学作品世界之门的金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