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前沿探讨篇

201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以美国为首的“以我为先”、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之争从贸易领域可能逐步扩展到金融领域；全球经济因此逐步下滑甚至萎缩，不少国家正在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常规的货币政策推动经济增长在一般条件下可以发生作用，但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变也难发挥作用；全球是否进入了美国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提出的“长期停滞”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再低的利率水平也不能改变投资者的理性预期；同时存在着庞大的房地产和债务泡沫。面对这些问题，特别是对债务泡沫必须去杠杆的问题在本书前沿探讨篇中密切联系中国实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这方面的见解主要体现在《去杠杆的理性认知与实际考察》《对地方政府债务隐性风险的考察》以及《怎样建立和实现地方政府负债的良性循环》这三篇文章中。在第一篇文章中，我提出以GDP作为分母求得的“杠杆率”，能够表示一个国家、地区、企业和居民家庭的负债程度，但难以直接表示各自的偿债能力。一个国家、地区的偿债能力是它们拥有的财富和信用度。负债经营能给所有者带来“杠杆效应”，非金融企业的负债水平，在于权衡成本或收益；非金融企业的偿债能力主要在于资产的流动性。金融企业杠杆率是遵循《巴塞尔协定》设置的，《巴塞尔协定Ⅲ》对杠杆率有新的规定，金融企业去杠杆重要的是资产质量。考察居民家庭的负债状况和偿债能力有四个指标。当前我国居民家庭的负债迅速增长，使相当一部分居民生活在多元化、不稳定、不轻松的环境中，需要从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地区研究居民家庭的负债状况。在“去杠杆”中要着力考察债务总额的形成和构成的各种因素。在第二篇文章中，针对中央有关部门下发的文件，我们提出：现阶段地方政府债务隐性风险不在于PPP，而是地方融资平台。在这一方面，存在的问题：①县、市政府存在偿债能力下降的风险隐患，其收入、支出不匹配，风险的承受保障能力下降；②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方式日趋复杂化、杠杆化，存在市场交叉感染隐患；③多种因素导致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进展缓慢，对地方政府依赖程度较高，存在平台债务责任不清的隐患；④实施严控监管政策后，部分地方政府存在在建项目后续融资不足的问题，可能形成新的隐患。这些风险隐患主要是由于地方债务增长过快，特别是一些领域出现过度举债、杠杆率过高等造成的。在第三篇文章中，我们强调要建立地方政府负债的良性循环，其途径是：①严格区分地方政府的公益性负债与商业性负债；②实现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把债权债务关系落实到自然人；③建立地方政府资产负债管理机制，实现政府资产增值；④从流程上考察和监测地方政府的信用状况和资金运用。

还必须指出的是在前沿探讨篇中，我们紧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战略布署，撰写了《论乡村振兴战略：切入点、压舱石与推进地》论文。该论文是通过广泛调研，考察了东、中、西部农村的“变与不变”，听取了广大农民及基层干部的意见后写出来的。经过调研，我们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切入点”在于树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压舱石”在于产业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地”在于建设小镇。振兴乡村的核心人物是乡村企业家。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企业家精神是生产力的关键要素。同时，也应注重农村居民的成长和素质提高。要铸就乡村振兴的“压舱石”，就要优化生产要素配置，要培育发展新型的农业产业经营主体，要建立线上线下为农业服务的产业体系等。打造小镇，要特色小镇与综合小镇建设并举，充分发挥特色小镇和综合小镇的功能。建议建立科学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鼓励农村人口能够到城镇置业、就业，也激励企业家能够到农村置业、创业；变资源为资产，逐步推行城乡资源、资产共享；城乡融合，着力构建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城乡互动，以城镇为主导，改善农村的环保状况，提高农村、农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在这里有必要了解浙江地区先前的实践和习近平总书记当时的指示）。浙江打造小城镇的举措，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批示“抓特色小镇、小城镇建设大有可为，对经济转型升级、新城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据报道现在全国有小城镇一千多个，这一千多个小城镇是否都各具特色，需要调查评价，不敢妄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都应当是居民生活的主流场。所谓居民生活主流场，也就是人们乐于在这里安居乐业。在这样的小镇不仅各种生活服务设施（商店、银行、邮局、交通、医疗、体育、文化、娱乐等）完备，而且服务周全，交易成本较低。特别是在这样的小镇非常注重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所以通过调研，我们不仅主张要抓特色小镇建设，而且要抓综合小镇建设。所谓综合小镇，扼要地讲：除了宜居、宜业、宜文、宜游外，还应当“宜成，宜养”。所谓“宜成”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有利于人的成长成才。所谓“宜养”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有利于人们的健康、长寿。

应当说，这样的论述和主张是切合现阶段实际的，是有分量的，是可行的。近年来，我一直注重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在《曾康霖文集：基础与前沿》中，已经收入了《以县级区域为基础，以广大农村为前沿阵地，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的调研报告，在续集中有必要再次指出这个报告的意义，以表明一个学者的执着和坚守。调研报告的内容摘要如下：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应当说成绩辉煌，令人瞩目。值得重视的是中国经济的发展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哪些变化。

（1）人们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与此同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2）随着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进城，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空巢老人、留守儿童遍及农村。

（3）经济发展了，收入增加了，但中国人的素质提高滞后，没有赶上时代的步伐。

我们认为中国现阶段，既要狠抓经济发展，更要着力推动社会进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疏于县级区域。这样的状况必须得到高度重视。

为什么说县级区域必须得到高度重视？

（1）大中城市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疏于尊老爱幼，会导致家庭矛盾产生，丧失伦理道德。

（2）会导致新生代的农民工“大城市进不去，农村老家也回不来”。

（3）在广大农村，土地资源被浪费的情况相当严重。据调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相当多的土地被政府卖给开发商，开发商无从开发。②大量的可耕地粗放耕种，被荒废。

（4）现在的农村，农民修的新房不少。现在的状况是：①户均宅基地普遍超标。②宅基地布置凌乱，相当大的一部分未拿到产权证，但农民认为宅基地为我所有。不仅城市房屋过剩，必须去库存，而且农村房屋也过剩，需要去库存。

（5）针对现实生产经营中出现的问题，用“三权分立”“两个适度”，一份“负面清单”立下“新规”。可是现在的情况是“三权难以分离”, “两个适度”和一份“负面清单”难以严格落实，且缺乏监管。这种情况使当代农村土地难以按现代化的目标流转。

（6）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承受力有限。重要的是在医疗、养老、教育方面优质资源有限，而且相对集中。这种状况难以改变，难以合理分配，不利于人们平等享有优质资源。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应着力以县级区域为基础，以广大农村作为前沿基础。这当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有：

（1）中国14亿多人口，绝大部分常年生活在县级区域。

（2）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提升，总要反映到“吃、穿、住、行、乐”中。这五个要素都要依托土地，优化土地配置。要知道，当代人们对生活目标的追求，不一定都是“高、大、上”，而是追求绿色、健康，有利于长寿。

（3）一个国家的经济可区分为下游经济、上游经济、高端经济。下游经济主要是解决人们“吃、穿、住、行、乐”的经济，换句话说，也就是为人们提供最终消费的生活消费品。为满足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需要，其经济就应当集中在县级区域。

（4）必须确定广大农村与县级及以下城镇的关系：不能忽视在这一区域为这么多人生活和人的素质提高创造必需的条件。当代的城镇，是扩大消费的媒介体、信息传播的媒介体、接受教育的媒介体、文化传承的媒介体、维护健康的媒介体。这些媒介体的功能是大中城市不全具有或难以取代的。

（5）社会经济发展的初衷，必须使拥有劳动力而又愿意劳动的人口充分就业。

怎样建立健全以县级区域为基础的中国经济格局，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1）首先要有科学的规划，确定不同的生态区。

（2）着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3）创造条件大力引进资金、人才。

（4）要有具体的目标要求。

（5）在财政金融上给予支持。

总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是：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人的素质。如果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仍然是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则各阶层拥有的财富差距将继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