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2.1.1 古典经济学中的劳动分工与区域协调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时期代表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的政治经济学。它产生于17世纪中叶，理论体系完成于19世纪初。主要成果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并在不同程度上探讨了剩余价值的各种形式，如利润、利息和地租等问题。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代表人物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中经亚当·斯密的发展，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是亚当·斯密，他所著的《国富论》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有着深刻影响力的理论体系。他系统批判了重商主义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唯一来源的片面观点，把政治经济学研究从流通领域拓展到生产领域，同时批判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认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能创造财富。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正是这种思想的转向使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经济增长产生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的相互作用，成为区域产业创新协调的主要基础思想。在古典经济学看来，资本积累进一步推动了生产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而劳动分工反过来通过提高总产出使社会得到更多的资本积累，让资本流向最有效率的生产领域，就会形成这种发展的良性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古典经济学通过进一步研究又发现了劳动分工是受条件约束的，而这种劳动分工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资源、人口、科技、产业布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必然会导致产业发展过程中产业自然布局产生相应的变化，这恰恰是区域经济发展必须要关注的问题。
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由贸易的研究也为区域经济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其中著名的有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该理论指出，一个国家能够从进口其他国家具有竞争优势的商品中获益，只要它在其他商品生产上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所以，按照这一理论，一个国家应该将其生产能力更多地集中在比较优势更大的产业上。这就客观上导致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可能，而且使其成为一种必要。
古典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另一个值得借鉴的理论来自马歇尔。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的面世，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该理论主要关注的是资源配置问题中的价格理论，但马歇尔还是继承了斯密对劳动分工的建设性观察，初次比较系统地描述了产业集群形成的原因。马歇尔在书中分析了“地方性工业”的初始形态，在他看来地方性工业就是具有分工性质的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并把这些特定地区称作“工业区域”。马歇尔在对斯密定理两难困境和报酬递增的处理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并将外部规模经济等同为报酬递增。他指出，产业集群的形成是为了获取外部规模经济提供的巨大利益，这种利益包括提供协同创新的环境、共享辅助性工作的服务和专业化劳动力市场、平衡劳动需求结构和方便顾客等，即产业集群有利于技能、信息、技术和新思想在集群内企业之间的传播与应用，由此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但可惜的是，马歇尔没有指明外部规模经济的来源是什么，同时以静态均衡来分析处理动态的报酬递增是不合适的。而且，在这种分析框架下，企业内分工、创新、技术变化都被抽象掉了。
此后，经济学家杨格对此进行了他的分析和研究，他的经典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代表了当时研究分工问题和报酬递增的最高成就。他特别重视分工、交易费用和市场范围的关系，重新全面发展了斯密关于分工与市场规模的思想。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把握杨格的有关思想，必须充分注意以下几个关键点：
（1）动态均衡——静态均衡
杨格认为，产业的运行是一个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的整体。随着分工的不断深入，专业化程度不断加强，分工链条也会不断加长。不同专业化分工之间相互协调会带来最终产品生产效率的大面积提高以及市场交易的增加，进而促进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而市场范围的扩大又进一步推进专业化分工的发展。这种过程是不断循环往复并逐渐深入的，是内在的动态均衡，而不是静态均衡。
（2）专业化经济——外部规模经济
在杨格看来，规模经济只能是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才能出现，没有专业化分工，仅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或单个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量上的简单扩张并不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报酬递增是真实经济中的动态经济现象，是由全社会范围内的劳动分工所产生的，应当把大规模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统一起来。杨格提出了社会收益递增概念，以区别于马歇尔的规模收益递增概念，并认为规模经济可能伴随在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之中，却不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根源。
（3）迂回生产——直接生产
迂回生产方式作为分工的最大特点，其发展会使原材料与最终产品之间产生越来越多的从事中间产品生产的专业化企业，从而导致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杨格将这种由迂回生产方式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称为“市场规模经济”，以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规模经济”。在这里，分工、迂回生产方式、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在某种意义上是属于同一概念。迂回生产方式的表现形式是人均资本的增加，这不仅是指投入的增加，而且指生产组织方式的演进，劳动分工是形成迂回生产方式的主要原因。反之，企业家也必须在不同的迂回生产方式中做出选择。
虽然杨格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创新性，但杨格的理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高深经济思想形式化，发展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给定经济组织结构下的最优资源配置问题，转向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杨小凯等学者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关于经济聚集的阐述，是自马歇尔以后把空间因素纳入经济学理论框架的一次重大尝试。他们将分工、交易费用、交易效率的概念和一般均衡的分析工具，以及制度分析引入经济聚集的研究中，不仅在方法论上启迪人们，而且使得该问题的研究对于现实经济更具有解释力。
2.1.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野中的区域经济协调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论是探寻生产力分布规律，还是分析取代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未来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以及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哲学角度进行论述，都有对区域经济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和原则，包括生产力（产业）分布或生产地域分工、城乡发展空间布局，区域经济融合和全球化问题、生态平衡问题等，这对我们今天做进一步研究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其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发展这些思想和学说，理论成果硕果累累。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渐进性与飞跃性、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都经历了由不平衡到平衡再到不平衡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设想未来社会资源配置模式时，强调了平衡分布生产力的重要作用。
列宁和斯大林在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的理论内容，主要体现在以生产力平衡布局促进全国经济普遍高涨论、生产力布局原则论两大方面。进入20世纪后半叶，学者集中对劳动地域分工、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做了深刻阐述，苏联学者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贡献最大的当推H. H．巴郎斯基、萨乌什金、H. H．科洛索夫斯基三位经济地理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原则与苏联经济区和区域规划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历史原因，这两大理论对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后，该理论传入中国，对我国理论研究和实践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毛泽东认为，“中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
。邓小平认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这艘“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展成绩令人惊叹。然而，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差异很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充分认识到本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科学地制定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填补了不同地区间的发展鸿沟，为最终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对未来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稳定大势的深入思考和系统谋划，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和推动了许多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构想和战略举措。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四国时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同年10月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受到国内外的高度重视。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后，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七点要求，强调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思维定式。
2014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建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一项国家战略，要牢牢把握国际通行规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
2014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继续支持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抓紧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发展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既是引领中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的历史时代的正确思想指南，也是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创新产业体系的根本指导思想。“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区域发展战略思想，就必须打破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界线的分割式治理体系。“要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完善并创新区域政策，缩小政策单元，重视跨区域、次区域规划，提高区域政策精准性。”各地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区域发展战略思想，本身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生动实践。只有以改革逻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地方之间的关系，才能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探索出区域发展的样板和新路。
2.1.3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跨区域产业创新体系一体化建设的指导意义
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都告诉我们，必须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空间格局，全面贯彻新的发展理念。许多发达国家通过系统设计全面优化国土开发布局，形成了良好的空间结构，促进了国内各区域协调健康发展，实现了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逐步实施了协调沿海与内地关系、重点项目选址、三线建设等发展布局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先后实施了设置经济特区、沿海开放、沿边开放、建立高新区与经济技术开发区、东中西协调发展、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等空间布局战略。应该说这些战略都是基于当时国内外发展形势做出的部署，较好地发挥了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局限性日益凸显，因此，如何适应发展新形势，制定国家发展空间布局新战略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紧跟世界发展的新形势，基于大国复兴的新使命，系统谋划了新时期我国发展空间布局的新战略，确立了陆域与海域统筹开发的大国土观，创新性地提出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创新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理论的发展和创新首先来源于“问题意识”，即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渡过了计划经济时代，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政府在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区域政策，在促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剧和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的发展，我国在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在应对生产力（产业）布局、全球化、生态保护、知识经济等问题时，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区域发展和国际舞台新形势与新体制的充分认识。虽然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在区域研究中包括对区域创新驱动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成绩，但总体上与国际区域研究进展比较脱节，不足以对现实区域发展提供有力的解释、建议和指导，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理论的应有之义。因此，随着时代的变迁，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也必然要发生相应的调整。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区域间联系更加紧密，发展模式更加多元的大背景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学习研究，以期为了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与时俱进和繁荣发展，以及为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一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