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区域经济理论

2.2.1 工业区位理论的历史发展

工业区位理论是指区位经济学中关于工业活动区位的基本理论。它包括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两方面内容：在微观经济方面就是关于生产企业厂址选择的理论；在宏观经济方面则是关于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工业布局的理论。德国经济学家威廉、罗雪尔、阿尔贝特、谢费尔、龙赫德等人是工业区位理论的先行者，但近代工业区位理论的主要奠基人则是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里德·韦伯，他的代表作《区位原论》的第一部分《论工业区位》是世界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和完整地阐述工业区位的理论著作。此外，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德国经济学家廖施、美国的埃德加·胡佛、美国的登尼森等人对工业区位理论的形成也做了重大贡献。

从发展过程来看，18世纪一些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就提出了区位论的思想。如爱尔兰的R．坎特龙于1755年发表的著作中和英国的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的著作中，都论述过运费、距离、原料等因素对工业区位的影响。从理论上系统研究工业区位论的经济学家首推德国的W. G. F．罗舍尔，他在1868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区位”就是为了“生产上的利益”，受原料、劳动力、资本的制约；原料地对区位发生的牵引力大小，依赖于原料加工过程中减少量的多少等。用数学方法论证工业区位的是德国的W．劳恩哈德，他在1882年、1885年分别发表了一系列著作，给区位论开拓了一条精密化、计量化的道路。直到目前工业区位论中所用的“运输吨千米最小地点的区位决定公式”“市场总需要量的计算公式”“市场地域大小与运费之间关系的公式”等，都是劳恩哈德设计的。

创建现代工业区位理论基础的是德国经济学家A．韦伯，他于1909年出版《工业区位论》一书，为工业区位理论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提出了严密的科学研究方法，但是韦伯的工业区位论是抽象的，他从孤立因素分析静态区位论。1924年，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弗特尔提出“贸易边界区位理论”。他认为，贸易区的边界是由该区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和单位运输成本之和决定的。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在其1924年出版的《贸易理论》和1933年出版的《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等书中开始宏观讨论整个工业布局问题。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美国学者胡佛·伊萨德进一步提出了工业区位的多种成本因素的综合分析理论。这些理论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以最低成本和最大利润的原则选择厂址，因此，它属于工业区位理论的微观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宏观经济角度研究工业区位的理论逐渐发展，这种理论着重从全国范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资本形成特征和投资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等的地区差异，以及环境经济、生态平衡等方面进行研究。从德国经济学家A．廖施1940年发表的《经济的空间秩序》开始，发展为多因素的对比研究，形成各种学派的动态区位论。著名的代表者有运输费用学派的E. M．胡佛、市场学派的A．廖施和区域科学学派的W．伊萨德、行为学派的A. R．普雷德等人。

从整体来看，现代工业区位论的特点包括：①是区域规划和城市规划的理论基础和科技支撑；②工业区位论的建立，使工业布局的研究从个别企业布局转向研究工业地域综合设计；③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科学理论；④不断以新的科学方法和手段武装自己，如以数量方法解释问题、以电子计算机处理资料、以遥感技术作为新的研究手段等。

2.2.2 平衡发展理论与不平衡增长理论的价值

平衡发展理论，是以哈罗德－多马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基础发展起来的。平衡发展理论认为，由于各经济要素间的相互依赖性和互补性，一味地侧重某一个部门或地区的投资影响了相关部门和地区的发展，由于落后的部门和地区的阻碍作用，所有的部门和地区都不会得到发展。因此所有的经济部门和地区应该齐头并进，共同发展。其中又有两种代表性理论，即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纳克斯的平衡增长理论。

大推进理论的核心是外部经济效果，即通过对相互补充的部门同时进行投资，一方面可以创造出互为需求的市场，解决因市场需求不足而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利润，提高储蓄率，进一步扩大投资，消除供给不足的瓶颈。

平衡增长理论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向进行研究后认为，落后国家存在两种恶性循环，即供给不足的恶性循环（低生产率——低收入——低储蓄——资本供给不足——低生产率）和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低生产率——低收入——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不足——低生产率），而解决这两种恶性循环的核心，是实施平衡发展战略，即同时在各产业、各地区进行投资，既促进各产业、各部门协调发展，改善供给状况，又在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形成相互支持性投资的格局，不断扩大需求。因此，平衡发展理论强调产业间和地区间的关联互补性，主张在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均衡部署生产力，实现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平衡发展理论注重于促进社会公平、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和维护社会稳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有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但是这种理论的局限性较明显。第一，不发达地区通常不具备平衡发展的条件。一般区域特别是欠发达区域，不可能拥有推动所有地区、所有产业同时发展的雄厚资金，且少量资金投放不能解决问题，从而获得较好投资效益。第二，注重地区间公平和产业平衡，忽视了效率。由于各地区间区位、资源、产业基础、技术水平、劳动力等经济发展条件差异性大，投资效率和经济效果各有不同，条件好的地区投资效率高；反之，条件差的地方投资效率低。第三，实践效果不佳。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曾一度采取平衡发展战略，注重沿海与内地平衡发展，平衡布置生产力，这样做虽然缩小了区域间的差距，但是由于投资分散，重点不突出，导致全国经济发展速度都比较迟缓，效果不理想。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与平衡发展理论相对应的是不平衡增长理论。

不平衡增长理论是非均衡增长论的理论之一，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1958年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的，核心内容包括三大内容，即“引致投资最大化”原理、“联系效应”理论和“进口替代工业”原则。不平衡增长理论是主张发展中国家应有选择地在某些重要部门进行投资，通过其外部经济使其他部门逐步得到发展的经济学说。赫希曼从主要稀缺资源应得到充分利用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汉斯·辛格、金德伯格、罗斯托等人都主张这一理论。

赫希曼认为，发展道路是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他部门。首先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进行投资，可以带动总体经济发展。对于社会基础设施或直接生产部门的投资，具有不同的作用。前者为后者创造了外部经济。在决策时，社会成本低、外部经济好的投资项目，应该优先选择；一般地说，政府应主动担负投资额大、建设周期长、对私人资本缺乏吸引力的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不平衡增长理论主张，集中有限的资金，扶持具有较强产业关联度的产业部门。

由于各地区的地理条件不同，资源的丰富程度和组合不同，各地的产业结构和经营管理水平也不同，因此各地经济增长潜力不同，从而引起了投资环境的不同。投资环境好的地方，资金投入产出率高，产业布局就会发展得较为完善，从而该地区就业率就会高，而同时就业机会高，对人才需求量大。反之，投资环境差的地方，其就业率就低，就业机会少，人才往往被吸引到投资环境好，经济增长潜力大的地区，使得经济增长潜力小的地区的发展受到约束。在同样的政策、同样的投入条件下，由于增长潜力的大小不同，地区经济增长也会产生差异，导致区域产生不平衡发展。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理论，它们各有其道理，值得借鉴。然而不平衡发展，产生的后果是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都会得到发展，但不会自动趋于平衡状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发展应该是经历短暂的平衡状态，又出现了不平衡发展，最终实现动态平衡。

2.2.3 区域分工贸易理论的理论贡献

分工贸易理论，最初是针对国际分工与贸易而提出来的，后来被区域经济学家用于研究区域分工与贸易。区域分工贸易理论的主要理论有：斯密的绝对利益理论，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赫克歇尔与奥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以及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等。

绝对利益理论认为，任何区域都有一定的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若按绝对有利的条件进行分工生产，再进行交换，会使各区域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提高区域生产率，增进区域利益。但绝对利益理论的一个明显缺陷就是，没有办法说明无任何绝对优势可言的区域，如何参与分工并从中获利。

比较利益理论解决了绝对利益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认为在所有产品生产方面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和地区，没必要生产所有产品，而应选择生产优势最大的那些产品进行生产；在所有产品生产方面都处于劣势的国家和地区，也不能什么都不生产，可以选择不利程度最小的产品进行生产。这两类国家或地区可从这种分工与贸易中获得比较利益。比较利益理论发展了区域分工理论，但它不能对比较优势原理的形成做出合理的解释，并且与绝对利益理论一样，它是以生产要素不流动作为假定前提的，这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赫克歇尔与奥林在分析比较利益产生的原因时，提出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他们认为，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生产要素禀赋不同，这是国际或区域分工产生的基本原因。如果不考虑需求因素的影响，并假定生产要素流动存在障碍，那么每个区域利用其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就处于有利的地位。生产要素禀赋理论补充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地域分工理论，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该理论舍弃了在技术、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差别，并假定各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是一样的，从而把比较优势当成是绝对和不变的；二是在分析中所包含的生产要素不够充分；三是完全没有考虑需求因素的影响；四是对自由贸易和排除政府对贸易的干预的假定等与现实不符。

2.2.4 梯度转移理论的实践指导意义

梯度转移理论，源于弗农提出的工业生产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工业各部门及各种工业产品，都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即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退四个阶段。此后威尔斯和赫希哲等对该理论进行了验证，并做了充实和发展。区域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引入区域经济学中，便产生了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

梯度转移理论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其产业结构的状况，而产业结构的状况又取决于地区经济部门，特别是其主导产业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如果其主导产业部门由处于创新阶段的专业部门所构成，则说明该区域具有发展潜力，因此将该区域列入高梯度区域。该理论认为，创新活动是决定区域发展梯度层次的决定性因素，而创新活动大都发生在高梯度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生产活动逐渐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而这种梯度转移过程主要是通过多层次的城市系统扩展开来的。与梯度转移理论相类似的是日本学者赤松要提出的雁行模式，随后山泽逸平等日本学者将其引申并应用于解释以东亚为中心的亚洲国家国际分工、产业结构变化以及经济相继起飞的过程。雁行形态论在生产按比较优势在国际间转移这一问题上，与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有相似之处。

梯度转移理论主张首先加快发展发达地区，然后通过产业和要素向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转移，以带动总体经济的发展。产业梯度转移（产业区域转移），是以企业为主导的经济活动，是由于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后，某些产业从某一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行为和过程。产业梯度转移，可分为国家产业梯度转移和区域内的产业梯度转移。对某些地区而言，其包括外区域的产业梯度转移和本地产业梯度转移到其他地区两个动态过程。在我国，“梯度转移”表现为随着先富起来的东部地区的经济结构升级，某些劳动密集的、消耗大量自然资源的、生产传统产品的产业（如制造业）转移到中、西部，甚至是按梯级顺序先转移到中部，再转移到西部。

梯度推进理论把经济效率放在区域发展和生产力布局的首位，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该理论在制定地区发展战略时具有重要意义，应用范围较广。第一，梯度推进理论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效率。梯度推进理论从客观实际出发，以不平衡发展规律为基础，承认区域间不平衡的现实，认为条件好的地方应较快地发展起来，并通过产业和要素从高梯度到低梯度的转移，带动条件差的地方发展。“最近十年以来，由于东部地区土地资源日益贫乏以及劳动力要素优势逐渐消失，而中、西部地区的交通条件得到改善和资本要素优势日益显现，使得东、中部地区间的产业梯度转移现象不断增加。在这一背景下，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产业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和扩大。”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第二，梯度推进理论有较强的适应性。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条件往往呈现出梯度性，按梯度推进依次发展能取得较好效果。第三，在实践中梯度推进理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该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制定了“七五”“八五”计划，实行沿海地区率先开放战略，鼓励部分地区率先富起来，并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由于该战略的成功实施，我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连续高速增长，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在“九五”计划后期，特别是“十五”规划期间，国家重视中西部地区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实际上也是梯度推进理论的延伸应用。

梯度推进理论的局限性主要是难以科学划分梯度，实践中容易扩大地区间的发展差距。该理论忽视了高梯度地区有落后地区，落后地区也有相对发达地区的事实，人为限定按梯度推进，这样做就有可能把不同梯度地区发展的位置凝固化了，把差距进一步扩大了，使发达的地区更发达，落后的地区更落后。

2.2.5 增长极理论与城市圈域经济理论述评

增长极理论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1950年首次提出，该理论被认为是西方区域经济学中经济区域观念的基石，是不平衡发展论的依据之一。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以带动经济发展。

增长极理论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之后，许多区域经济学者将这种理论引入地理空间，用它来解释和预测区域经济的结构和布局。后来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将增长极理论引入区域经济理论中，之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分别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使区域增长极理论的发展成区域开发工作中的流行观点。

在佩鲁看来，如果把发生支配效应的经济空间看作力场，那么位于这个力场中的推进性单元就可以认定为增长极。增长极是围绕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产业，它不仅能迅速增长，而且能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的增长。因此，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强度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这些增长点或增长极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他借喻了磁场内部运动在磁极最强这一规律，称经济发展的这种区域极化为增长极。

法国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布代维尔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之中或之上的运用，增长极在拥有推进型产业的复合体城镇中出现。因此，他定义：增长极在城市配置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中，并在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布代维尔主张，通过“最有效地规划配置增长极并通过其推进工业的机制”，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学家盖尔在研究了各种增长极观点后，指出影响发展的空间再组织过程是扩散——回流过程，如果扩散——回流过程导致的空间影响为绝对发展水平的正增长，即是扩散效应，否则是回流效应。

从增长极理论产生的背景来看，增长极理论的形成主要是针对经济发展步入成长阶段或成熟阶段的区域而言的。佩鲁增长极的形成与发展其前提是市场的有效需求，市场的有效需求的形成必须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发达经济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低，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落后的地区环境条件等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异，而且落后地区或萧条地区一般缺乏商品市场的开发能力及新产品的开发能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新的企业无法发展。

增长极理论被提出后，被许多国家用来解决不同的区域发展和规划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增长极理论曾被广泛应用于不发达经济和不发达地域经济发展，成为指导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许多国家试图运用这一理论消除落后地区的贫困，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该理论在一些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地区也曾起到一定的效果，其中取得较大成功的国家有巴西和马来西亚。

就巴西而言，它在东南部地区经济发展时期，采取种种激励手段来刺激亚马孙河流域等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如把首都从繁荣的里约热内卢迁往落后的巴西利亚，修建贯穿亚马孙河流域的公路体系，鼓励向落后地区移民，同时，重视落后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开辟新工业区，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来投资，开辟内地自由贸易区等。在政府政策的扶持下，位于亚马孙河中游的“玛瑙斯自由港”成为巴西最大，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特区。它是推动巴西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和辐射中心，有效地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

马来西亚曾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在东南亚金融风暴来临之前，马来西亚不仅经济高速增长，而且国内经济稳定、地区间收入分配机制较公平。马来西亚成功的经验是鼓励出口工业，实现了产业升级，大部分新工业为高科技产业，从而提高了马来西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同时，该国政府针对国情提出了适度的不平衡发展战略，既不损害发达地区的经济利益，又使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能快速增长。马来西亚东部落后，西部较为发达，因此该国采取了与佩鲁的增长极观点较为接近的政策，为创新创造垄断机制，并鼓励在一定时期内将增长集中于特定的产业和特定的地区。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马来西亚开始减少向繁荣地区如雪兰莪地区的人口流动，前提条件是以不损害和减少繁荣地区的根本利益和经济活力为原则。不过政府也不鼓励私人投资流向特别贫困的地区，而是鼓励人才和资金向中等发达地区转移，如转移到比较发达的帕朗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具有较好的基础设施和发展潜力，其经济扩张力大到足以克服发达地区带来的不利的回波效应。政府通过向帕朗地区投资，为建立西北地区的增长极提供优惠政策以产生扩散效应。这样就使那些相对贫穷、停滞的地区逐步发展为富裕的地区，尤其是政府对高科技电子等创新产业的扶持，带动了许多企业的模仿和不断创新，使帕朗和周围地区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电子产品出口基地。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政府鼓励发展全国各地的贫困中小城市。

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政策就是以增长极理论为基础，采取的政策符合自身国情，既充分发挥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又力求克服其不利的回波效应；既考虑到地区优先发展战略，又兼顾了落后地区的发展，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地区发展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问题。

这两个国家成功的经验表明，应当把增长极理论与本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同时，还需要正确的政府行为，政府应采取适当的干预政策，制定开发落后地区的合理政策规划，以促进落后地区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但也有一些国家将增长极理论作为制定地区发展战略的依据，希望借此实现经济增长，但结果并不理想，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等国曾先后遇到这一问题。意大利、西班牙曾参照增长极理论，组成几个大小不等的“工业发展区域”和“工业化核心”，却因为忽视农业和中小企业的作用、推进型企业与当地自有资源脱节、严重依赖外国资源、不能有效吸收当地劳动力等原因，未能促进当地经济增长。这些增长极被喻为“嵌在落后地区的飞地”。

尽管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在区域实践中存在诸多的不可行性，但其思想却可以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首先，在落后地区培育增长极应该打破行政界限的分割。如果只在单一的行政区内考虑增长极的建立，一方面势必形成地方经济发展的割据状态，造成资源浪费、地方之间争夺资源，使资源不能实现最优配置，形成工业项目遍地开花、大而全、小而全的局面；另一方面破坏经济在空间中的联系，也就进一步削弱了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调节作用。用理查的观点来说就是：“重要的是应该看到，即使在工业并不高度发达的区域中，空间结构也以微弱的形式存在。”可以看出，这里把佩鲁的大的经济空间发展缩小到一个具体的小区域的经济空间，把增长极更加具体化到一个点上，这个空间也必须是一个按经济活动联系界定的空间，并且在这个空间中寻找经济增长极。

其次，在欠发达地区培育增长点可以按照城镇等级体系来进行规划。哈里·理查森认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中的增长点无疑会包含有增长性产业，但简单地说，增长点背后的基本思想是，由人文活动、特别是经济活动构成的空间中会存在着某种秩序和规律。在每一区域内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或几个优势节点或控制中心，其增长率及其功能会成为区域扩张率的重要决定量。这些节点的影响程度在整个区域中并不相等。当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取得平衡时，区域增长随优势节点的出现而增加。这种空间中的秩序和规律可以看成现实中存在的城镇等级体系，各种资源要素从核心区向边缘区的扩散是通过城镇体系来完成的。但要注意的是，应该避免过多地选择发展点，形成重复建设；注意新建项目与原有产业之间的联系，要能够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链；注意增长极的建立要能够在国家、区域层次上形成系统性，与广大农村要有较强的联系。

最后，要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加强区域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具有投资大、效益慢的特点，实现全部私人投资不太可能。而且，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形成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创造良好的区域投资环境。如果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于工业的发展，配套设施跟不上，工业的发展就没有支撑背景，从而阻碍工业的发展。因此，政府应该提高管理能力，发展区域经济要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开始。

增长极包括自然增长极和人工增长极，发达的地区拥有的是自然增长极，欠发达地区和国家就需要政策制定者的公共投资，对基础设施进行足够的投资，创造增长点。如果选择正确，其扩张率在将来会自我形成，呈现自然增长点的特征；规划得好的增长点是一种潜在的自然增长点，而规划得不好的增长点将会依赖于大量的公共投资而生存。因此，区域增长极的设置要切实考虑区域经济的要求，制定符合区情的区域发展政策和区域发展目标，如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意大利的区域差距最为显著。以台伯河（Terere）为分界线，将意大利分为南北两个地区。南北地区较大的经济发展差距造成南方地区人口大量流向北方地区。为了缩小南北经济差距，遏制劳动力外流，意大利政府长期对南方地区经济发展给予巨大支持，建立交通干线、港口、水电等基础设施，鼓励并直接在南方地区投资，发展工业。经过战后数十年努力，南方经济有很大发展，但与北方地区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正如赫希曼所说的只依赖于公共投资政策来试图弥补区际经济水平差距，一种方法是给落后地区提供像较发达区域一样好的基础设施。但是，这并不是产生增长的最有效方法，因为缺乏足够的企业关系，虽然也需要一些基础设施投资，但最根本的任务是资助落后地区那些已有的、有积极促进作用的经济活动。“一个区域内的增长极可能不止一个，随着数目的增加，增长极之间出现相互联结的交通线，成为发展轴。发展轴具有增长极的所有特点，而且作用范围更大，经济辐射作用更强”。与增长极理论对应的是城市圈域经济。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城市群已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分工的基本地域单元，而核心城市作为城市群的中心，在城市群的发展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国内外对核心城市的大量研究表明，核心城市对于城市群经济的发展主要具备3大作用，即聚集作用、辐射作用和示范作用。

国外关于城市圈经济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初，20世纪中后期日趋成熟和完善，成为区域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和研究方向。我国对城市圈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于洪俊、宁越敏结合我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提出了巨大城市带的概念。1998年，高汝熹、罗明义对城市圈的发展过程进行重新定义。1999年，崔功豪又提出了城市圈的空间格局概念，即使城市的功能相互协调，形成一种圈层结构，以此来不断地拓展城市的发展规模。

就目前来讲，城市圈经济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城市圈经济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发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核心。②城市圈经济有利于统筹城市经济圈的合理化布局，进而不断扩大中心城市辐射范围。③城市经济圈由多个城市组成，可以实现城市间信息的交流共享。④城市圈经济发展以核心城市作为中心，向周边城市进行辐射。

2.2.6 区域经济理论对跨区域产业创新体系一体化建设的重要价值

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发挥各地资源、制度优势，共建区域创新体系，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课题。实际上，不管是我们分析的哪一种理论，对我们建设跨区域产业创新体系都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我们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客观分析每一种理论的得失，并科学地加以运用，才能真正解决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样一种实践和理论背景下审视我国的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我们发现过分强调行政边界的做法已经开始对区域创新体系的发展形成制约。我国曾经比较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考核均以行政区域为单位。政策实行、项目执行、政绩考核也都是在各行政区域内部执行，很少有跨区域的概念。长期的行政边界管理，强化了以行政地区为单位的区域内涵。但我们应该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过分强调行政边界已经开始对区域创新体系的发展形成制约。在目前的行政体制下，区域创新体系往往加强了行政区域意识，人为地隔断了创新联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创新主体与要素的流动，从而降低了区域创新体系乃至国家创新体系的创新效率与能力。例如，过于强调本地区的创新特色，排挤从其他地区来的各种创新；过于强调行政边界会形成轨道锁定，看不到其他地区产生的创新对本地创新的重要意义；过于强调行政区域会降低本地区的创新效率，出现诸如保护地方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以行政边界为单位，在经济交易和知识产权纠纷上保护本地区企业而不保护其他地区企业的利益，为吸引外资或者引进地区外的企业竞相出台经济上不合理的土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造成市场的不公平竞争等问题。因此，我国新时期区域经济发展亟须建立跨区域创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