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门面的“清流”

“不须远溯乾嘉盛，说著同光已惘然。”^[1]同光之交都下的诗酒风流，为此后数十年间学者、诗人追怀前朝往事提供了素材。后来人抱历史的同情，推之为乾嘉“盛世”之回复。然而，诗酒生涯的经济成本，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亦不容忽视。同治年间，由于军功势力在地方崛起，京官出路日益狭窄，沦为冷秩。^[2]像张之洞、李文田、王懿荣那样，能够凭借一己才华攀缘望族、补授优差者实占少数。与之相对，长年的交游活动却养成了整个京官群体对住宅、姬妾、舆马、仆役、宴饮、歌郎、冶游、郊游、书画古籍、金石拓片等各方面享受的追求，由此带来中央机构腐化与京、外官勾结等问题，被认为是光绪时期京朝政治窳败的内因之一。^[3]

清季游于京师的陈澹然，不仅“极厌考据及六朝人文”，并且平生“最诋翁叔平（同龢），次则张广雅（之洞）”。^[4]其笔下的同光学术，通过伶人的视角展开，自是另一幅景象：

同治初，发、捻渐平，京师无事。诸贵人务歌颂，饰太平，宴乐益盛，海内诸奇伶争入都，至则尽屈【程】长庚，称弟子。诸名士乃独工楷法，习词赋、时文攫高科，倨贵甚。上者乃或研训诂，穷性理，盗古文词相标榜，号曰“清流”。^[5]

陈澹然借用“清流”一词指代同治年间活跃于京师的交游群体，笼括了训诂、性理、古文辞三方面。“清流”之“清”，不仅是“清议”，更指向京中“诸贵人”生活方式的“情闲”“清秘”，属于较为广义的用法。按照陈澹然的叙述，从同治到光绪四十余年间，士林社会经历了“清流”“敢谏”“洋务”三个群体前后相继的过程：同治十年（1871）倭仁辞世，“性理绝，而训诂、词章益胜，厕翰林、坊局、御史台，则务搜经史，上自黄帝以来数千年治法，埋首习章奏，或乃劾权贵小者取直声，号曰‘敢谏’”；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事起，“醇贤亲王锐志建海军，开津榆铁道，诸名士始采报说入疏章，号曰‘洋务’”。在他看来，从“清流”到“洋务”，其底色均为沉溺训诂词章、“喜狎优伶相尔汝”的所谓“名士”，故亦统称为广义上的“清流”。^[6]

不过，对于光宣以至民国年间笔记、野史、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清流”一词，更为普遍的用法，却是指向陈澹然所说的“敢谏”。这种狭义用法最终进入了正史：

论曰：【黄】体芳、宝廷、【张】佩纶与张之洞，时称“翰林四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与同时好言事者，又号“清流党”。^[7]

“清流党”之称，有“结党”“朋党”“党锢”的含义，很可能出自攻击“清流”者。^[8]与此同时，广义的“清流”用法并未消失，如翁同龢、李文田、沈曾植等人，在言事方面无甚可观，甚至成为狭义上“清流”攻击的对象，却也被称为“清流”人物。于是出现“南北清流”^[9]“前后清流”^[10]等说法，将“清流”与南北、京外、帝后矛盾相联系，恐怕也有调和广、狭两种“清流”理解的考虑。

《清史稿》对于“翰林四谏”的归纳不尽准确，但张之洞在光绪初年逐渐疏离于翁同龢、潘祖荫的圈子，最终加入翰林言事一派，却是事实。一方面，可能由于张之洞意识到自身专门知识不足，在以金石学为极则的翁、潘圈子中，难以争取到中心地位，故退而以激烈言事来博取新的声名。^[11]另一方面，更应出于张之洞自身的学术选择。早在与潘祖荫等讨论金石之时，张氏就已流露对“许郑之学”的质疑，^[12]同治十一年（1872）题咏《藤阴书屋勘书图》，更将自家的治学取向表白无遗：

我如邢劭不精详，懒捉秃管施雌黄。窥日观月各自快，未知南北谁短长。^[13]

张之洞作诗长于用典。此处先用《北史》邢劭笑人校书事自嘲，^[14]继而化用《世说新语·文学》所载支道林语：“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观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15]强调南北、精博之间，各有胜场，未较短长，但其言下之意，显然更取“学寡而易核，易核而智明”的清通之学。^[16]张之洞在同、光之交外放四川学政，拔取杨锐、王秉恩、廖平、宋育仁、吴谦、吴德潚等超卓干练之士，组织编辑《书目答问》及《轩语》，二书均以实用为准的。光绪三年（1877），张之洞入都复命，是年廷议穆宗升祔位次，乃为潘祖荫代撰三议以进。陈宝琛在日后提到，张之洞“自是究心时政，不复措意于考订之学”。^[17]

据说张之洞在光绪初年“颇讲理学，学术又一变”^[18]。集中致潘祖荫最后数函，大概作于此间，有云：“今日必无党祸，何也？有清议然后有党祸，今也不然，毁誉杂糅，出主入奴而已；清流势太甚，然后有党祸，今也不然，偶有补救，互相角力而已。”^[19]反复辨别“无党祸”，正说明潘祖荫确有提到张之洞与清流、清议结“党”的言论。其时与张之洞交游，以理学或清议著称者，有张佩纶、吴可读、吴观礼及闽籍的陈宝琛、王仁堪、仁东兄弟，活动范围大概在南城丞相胡同、北半截胡同一带，与米市胡同藤阴书屋为中心的金石学人圈仅一街之隔。诸人不长于考订，而爱好吟诗、扶乩：“临乩者自称净名道人，盖康乾间诗人吴舍人泰来（原注：企晋）也。每临乩，辄与同人唱和，不为休咎之占，而作韦弦之赠，唱酬甚夥。”^[20]光绪三年张之洞回京，与诸人接触增多。其入清议一“党”，当在此前后。而在光绪四年（1878）以后的张佩纶日记中，亦时而能见到鉴赏金石的雅集。可知当时都中士人圈子并非界限分明，张之洞游走于二者之间，沟通了不同圈子的风气。^①

有清一代，惩明季言论混淆之失，又挟其异族入主的戒心，前中期二百年间言路相当沉闷。时至晚清，在内外变局的压力下，破例之举层出不穷，清议势力兴起，同样突破了“以言为忌”的祖宗家法。而清流中人不断突破祖制，试探言论限度，却又是为了坚守其他各项祖制不受破坏。光绪五年（1879）三月，吴可读以震骇一时的“尸谏”，要求为穆宗预定大统，即是针对慈禧太后在继位问题上的“破例”。“尸谏”之举极具表演性，吴可读事先准备好了棺椁、衣冠，并遗书示子，命其速速出京之先，须在“张香涛（之洞）先生、幼樵（张佩纶）、安圃（张人骏）前均致候”，慨叹“想如前时聚谈时，不可得矣”。张之洞此时已成为吴可读等清议人物的密友，被托以身后之事。^[21]更重要的在于，吴可读用“尸谏”挑战了清代宫廷政治最为敏感的立储话题，也在极大限度上拉伸了晚清朝臣的言论空间，光绪初年显赫一时的“翰林四谏”遂接踵而起。

北宋庆历年间，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四人任谏官，号称“四谏”^[22]。至明成化时又有“翰林四谏”之谓，指因言事而被黜之翰林院编修罗伦、庶吉士章懋、黄仲昭、庄昶四人。^[23]至于晚清的“翰林四谏”，则异说颇多。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何金寿、宝廷、张之洞、邓承修、于荫霖等都曾被纳入。但张之洞、陈宝琛诗句中提到“四谏”，皆自居其外。陈宝琛诗注指出“文襄（张之洞）尚未在讲职”，不入“四谏”。^[24]然则比之宋代“四谏”全为谏官，明代“翰林四谏”仅为编修、庶吉士，晚清“翰林四谏”的门槛更高：要求必须是经过詹事府迁转而晋升“讲职”者。故其时张之洞与张佩纶私下有“言官不言，讲官尽讲”之戏目。^[25]经过光绪五、六年（1879—1880）间针对崇厚擅订俄约之弹劾，张之洞迅速开坊晋升日讲起居注官、侍讲学士，正式加入翰林讲官主导言路的潮流。

“言官不言，讲官尽讲”，造成光绪初年清议有别于前代的若干特点。首先，清议产生于翰林讲官“清秘无事”的诗酒生涯，继承了同光之际都下学人的生活方式。张之洞、张佩纶等在言事之余，仍以金石、书画、版本、西北地理之学自娱，并将其与议政相结合，向经世的一面发挥，实可看作同治以来京师学术的扩张。与此同时，翁、潘一派主导的学术圈依旧活跃，中如吴大澂、盛昱、王懿荣等人，亦是重要的清议分子。其次，较之光绪中后期“以骂洋务为清流”^[26]的言官末流，翰林讲官品级较高，视野开阔，究心时务，既有与督抚及总署进行交涉的资格，又具备相关学养。如张佩纶与合肥李氏本为世交，在鼓吹清议的同时，便已参画李鸿章在天津的洋务事业，往来书信颇多。^[27]又如陈宝琛在中法战争前“提倡清流”，“于洋务极意研究，曾借译署历年档案”，嘱人抄写。^[28]当时尽有“洋务”“军功”中人对“清流”的不满乃至非笑，但“清流”中人却不无依附、借重洋务的心态，张佩纶甚至在书信中奉承李鸿章为“清流争附”“爱护清流”之人。^[29]光绪十年（1884）由盛昱一疏导致“易枢”事件，围绕主战、主和话题，李鸿章、醇亲王对朝中清议多有不满，而张佩纶此时的辩白更值得玩味：

言论主战者多，转于和局有益，愿朝廷不以异议为嫌。（原注：今日又言之兴献：作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一笑。）^[30]

翰林清流不仅坚守理学原则，更好讲究纵横捭阖之术，中法战争时，便曾希望通过和、战两派默契配合形成有利的外交态势。“清流”“洋务”，在张佩纶看来不过是对外的门面语，而非政派归属或学术取向的实质。故张佩纶的“清流”身份，并不妨碍其参与李鸿章的幕府；张之洞也能以翰林清秘之官，成为总署备咨询的座上客。但另一方面，所谓“门面”又代表着群体发言的立场，必须贯彻到底，不能动摇，不容异类。翰林言事者身处京师士人交游的环境中，其上疏程序亦有如诗酒酬唱，通常由一人出奏，诸人附和，从而给外人造成翰林数人此唱彼和、迹涉朋比的印象。“壬午（1882）以后，言事者尚激切”^[31]，奏章之间的前后唱和将言论不断推向极端，却未必符合各自治学、处世的本来主张。

当时为此种“章奏唱和”最为频繁者，端推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宝廷四人的小圈子。四人皆投靠提倡理学的李鸿藻门下，与翁、潘汉学一派言事者有对峙之势。平日书信往来，多用暗语，嗤点朝臣，无所不至。其中张之洞、宝廷稍为沉稳，张佩纶、陈宝琛则尤主激越。光绪六年张之洞致信张佩纶云：

橘洲（陈宝琛）诗昨日弟与偶斋（宝廷）争之，至暮不能得。偶斋但恳其停留熟思一日再缮，及今晨竟交卷矣。执事（张佩纶）与橘洲同床各梦，昨日之赞成，实为鄙人意料所不及。他日设闻扶病阅卷者凄然不怡（眉批：扶病阅卷者谓皇太后），朝减一饭，公必然悔之。^[32]

此札看似论诗，实则议政。当年十二月，东右门护军殴打太监，触怒太后，将置重典，张之洞、陈宝琛二人遂交章上奏请裁抑宦寺。陈宝琛附片措辞激烈，遭到张之洞反对，却仍在张佩纶鼓励下贸然上奏，一折一片轰动一时，被称为“真奏疏”。^[33]其时诸人不仅在一起讨论奏疏，且有结课读史传，共同编辑《皇朝经世文续编》的打算，张之洞另有一信致张佩纶云：

昨夜思之，若欲有所撰述，他体裁皆不宜，拟为《皇朝经世文续编》，止须搜罗五十年来奏疏吏牍，并近日名家文集，选择录之。此体有畔岸，而无偏倚，得尺则尺，渐次推广，可以求日进之功。惟奏牍须求诸枢曹、史馆、内阁、部署，及积年邸报，亦不易耳。求之难而编之易，多雇钞胥足矣。然此体有今无古，若以古今通为一书，思之未得其方，望阁下与伯潜（陈宝琛）见，商度见教为幸。^[34]

当时令“清流”中人感到烦恼的，正是“考古”“读书”与“经世”之间的关系。张佩纶希望能通过“考古”来寻求解决畿辅水利、厘金、东三省等现实问题，张之洞则指出此等皆“考今不考古”之事，只要“稽诸近日奏牍、访之故吏老兵，期于洞悉近日情形”即可，故有编辑《经世文续编》之议。张之洞也同意“经世之学，读官书，尤须读史传”，主张用计日程功之法看正史、《通鉴》《通鉴纪事本末》《通考》《五礼通考》等史书、政书，每天限读一二卷，仿照《黄氏日钞》做笔记。张之洞特别强调“读书”与“考古”的区别：“读书可计日而毕，考一事不能克期而得。”当时紧迫的内外局势，促使他们将治学领域从经学转向史学（乃至掌故经济之学）；治学方法亦从长年积累的“考古”，转向计日程功的“读书”。^[35]

然而，讲官出身的“清流”无论如何强调经世致用，都还是书本工夫。由经入史固然较翁同龢、潘祖荫一派的考订之学向“时务”“洋务”前进了一步，但研究《通考》《五礼通考》《新疆识略》《蒙古游牧记》等，^[36]仍然不出道咸以后学人热衷三《礼》之学、边疆史地的趣味，终究与洋务实际有所隔膜。光绪七年（1881）张之洞莅任山西巡抚，从清流变为督抚，议政立场便大为转移。^[37]而此时张佩纶致信李鸿藻，仍声言：“愿为汲戆居中，不愿坡仙乞外也。……窃谓留心时事者，到处可以历练，不留心者虽两司岂少颟顸者哉？”信末还再次强调：“所最畏者出外。”可见清流中人对外官实务之抵触情绪。^[38]至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或是震慑于前此“清流”竞言洋务的声名，或是枢臣有预谋的倾陷，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等清流人物纷纷被外派会办防务。其言论、学术实践为事功，却因战事不利而沦为举朝非笑的对象。

咸同军兴时期，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以书生行军，成为几代人的精神偶像；降至光绪时代，张佩纶、陈宝琛却以书生带兵沦为一时笑柄。同为“书生”，都讲“经世”，所恃之政术、学术、风俗实有云泥之别。大约在光绪十四年（1888）前后，故人宝廷致函张之洞，回顾“清流”前事，评点群伦，不禁为之欷歔：

回思昔年，同人聚处京华，转眴风流云散，升沉各异。老夫子（张之洞）功业显著，年甫逾艾，建树有日，必成一代名臣，尚矣。漱兰（黄体芳）功业未必有成，亦可为一代直臣。铁生（何金寿）生直臣，死循吏，亦不枉一世。伯潜（陈宝琛）半途生废，而年力尚强，犹有后望，且归隐有资，不出亦可有山林乐。绳菴（张佩纶）有才不能自晦，遂不惜枉尺以求直寻，日后之功名未可期，当前诮谤，已不能免，徒使嫉之者快口，爱之者伤心。^[39]

甲申中法之役后，陈宝琛遭罢黜归里，张佩纶获罪谴戍塞外，加上前此何金寿早逝，宝廷因纳船妓事自劾，翰林清流硕果仅存者，唯有外放疆臣之张之洞与居京退闲之黄体芳二人。宝廷出身宗室，早岁风流，晚年却较有理学气味。他评论张佩纶“枉尺以求直寻”，当是指其热衷洋务、入参李鸿章幕等事。

同一时期，宝廷又连致张之洞二函，详陈病中研究宋学、天算的心得。关于天算，宝廷强调必须“推筭出一简实之法，借可杜西人之妄口，解华人之大惑。不然，日久愈惑，将谓虽圣人亦不知天，以西人为圣人，从此流弊不可胜言矣”^[40]。然而，业已升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却在回信中正告宝廷：“天算中法实不如西法，经解宋学实不如汉学。”多年的外官阅历使张之洞突破了京官视野，“清流”经验逐渐淡出到从事“时务”“洋务”背后的义理、原则层面。正如张之洞回信中所说：“若能通西法以得自强之术，博汉学以为名理之资，是西法正为中国所用，汉学正为宋学所用。”^[41]晚清督抚势力坐大，在处理地方实政时，不断面临“经”与“权”的抉择，与枢府、京官的视差亦随之扩大，不难推想张之洞外放疆臣后的立场移动。但在此语境下，进一步考虑沉淀到记忆深处的“清流”经验在此后应对近代新知、重构交际圈子过程中的潜在作用，则是更为深刻的话题。

①张佩纶：《涧于日记》（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影印本）光绪四年（1878）十月十四日：“夜孝达（张之洞）招饮，过伯潜（陈宝琛），至孝达斋已月上矣。同集者汪柳门（鸣銮）、吴清卿（大澂）、顾皞民（缉熙）及余叔侄，曾君表（之撰，曾朴父）后至，观清卿所藏薛氏钟鼎款识拓本。”其中汪、吴、顾三人均为潘祖荫圈子的活跃人物。

[1] 陈宝琛：《瑞臣属题罗两峰上元夜饮图摹本》，《沧趣楼诗集》卷六，刘永翔、许全胜校点：《沧趣楼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3页。

[2] 张佩纶《复宗载之姊丈》：“京秩无不高寒……惟同年世好有外任者，相率为馈岁之举，美其名曰炭敬，上至宰相、御史大夫，莫不恃此敷衍，冷官滋味，岂复可耐？”《涧于集》书牍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566册影印1926年张氏涧于草堂刻本，第410页下栏。

[3] 参阅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52—57页。

[4] 此为其友人陈衍评语，见《石遗室诗话》合订本卷七，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册，第106页。

[5] 陈澹然：《异伶传》，张次溪辑：《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下册，第727页。

[6] 当时也有将“清流”与“名士”分开的用法，如何刚德《春明梦录》：“甲申时之清流，甲午之名士，皆翰苑高才也。”《话梦录　春明梦录　东华琐录》（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7页。何刚德用“清流”指张之洞、张佩纶、盛昱一代，用“名士”指沈曾植、张謇、梁启超一代。

[7] 《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四，第12460页。

[8] 王维江在《谁是“清流”》《从“清流”到“清流党”》等文中分析了清末民初“清流”话语的形成，分别载《史林》2005年第3期、2006年第1期。

[9] 南北清流之说，大抵以“四谏”诸人为“北党”，李鸿藻为领袖；以李慈铭、盛昱等为“南党”，翁同龢为领袖。按：此说实源自甲申（1884）前后军机处汉大臣的南北之争。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二“南党北党”条、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一“张广雅诗纪晚清党争”条等均曾论及。到后来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的“龙树寺觞咏大会”条，遂将“南北党”之争衍为“南北清流”的争夺。参见钱实甫点校：《世载堂杂忆》（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89页。

[10] 前后清流之说，至少有两种：（一）以“南北清流”说中之北党为“前清流”、南党为“后清流”，黄濬即认为：“当时朝中名士，前一辈清流，若张孝达（之洞）、张绳庵（佩纶）等，皆与高阳（李鸿藻）善；而稍后进者，若张季直（謇）、沈子培（曾植），则与常熟（翁同龢）善。”《花随人圣盦摭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5—56页。（二）以同光之间（不论南北）为清流前期，光宣之间为清流后期，如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见《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91—192页。

[11]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史部“广雅堂论金石札五卷”条：“之洞于金石之学本非专门，故其所论不能尽中肯綮。”附载河北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779页。关于张之洞经学涵养的缺陷，近来更有专文探讨，可参阅樊波成《张之洞经学涵养管窥——以〈读聂氏《三礼图》札记〉为考察中心》，《史林》2011年第1期。

[12] 张之洞：《论金石札二·金文杂说》（致潘祖荫）：“今日号称为许、郑之学者，谓为颂扬许、郑之学则可，何尝有讲求许、郑之学者哉。（原注：讲经学而名曰汉学，已偏矣；讲汉学而名曰许、郑之学，尤隘也。此皆省事自便之道，非实事求是之道也。）”又《读经札记二·汪拔贡〈述学〉》：“将谓孔孟大道、许郑儒宗，但解编纂《说文》、绘画《三礼图》而已乎？（原注：此二事在今日陋俗则为甚难，在汉儒止是入门功夫耳。）不惟谬议圣传，抑亦厚诬汉儒之甚矣。使后世以汉学为诟病者，此辈（汪中）之罪也。”河北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388、10025页。

[13] 张之洞：《潘侍郎藤阴书屋勘书图歌图为秦谊亭作》，《张之洞诗文集》卷二，诗集二，第53—54页。

[14] 见《北史》卷四十三邢劭本传，李延寿等撰：《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93页。

[15]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55—256页。

[16] 袁昶《广雅碎金校语》于此诗题下注云：“此丹经万卷，不如守一之意，……指约而易掺［操］，可为驰骛无涯之智，薄暮不知所止泊者，脑后下针。”附载《广雅碎金》卷末，《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92—93页。

[17]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一，光绪三年条，《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3册影印本，第672页。

[18] 谭献日记光绪四年（1878）十月二十日条引樊增祥来书语，见范旭仑、牟晓朋整理：《复堂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81页。

[19] 张之洞：《致潘伯寅》，河北版《张之洞全集》第12册，书札一，第10118—10119页。原文小注略。

[20] 张允侨：《闽县陈公宝琛年谱》，光绪三年条，附载《沧趣楼诗文集》下册，第701页。

[21] 吴可读：《诀儿书》，《花随人圣盦摭忆》，第132—134页。

[22] 参见欧阳发等撰：《事迹》，《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第五，《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

[23] 《明史》卷一百七十九《章懋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751页。

[24] 参见张之洞：《寿黄漱兰通政六十》《拜宝竹坡墓二首》，《张之洞诗文集》，第128、149页。陈宝琛《吴柳堂御史围炉话别图为仲昭题》：“同时四谏接踵起，欲挽清渭澄浊泾。”句下原注：“时称张（佩纶）、宝（廷）、何（金寿）、黄（体芳），文襄（张之洞）尚未在讲职也。”《沧趣楼诗文集》上册，第167页。

[25] 张佩纶《复宗载之姊丈》：“前者家兄书来，云胡介卿回浙，有‘言官不言，讲官乱讲’之谣。其实此二语本香涛前辈与弟戏词，乃云：‘言官不言，讲官尽讲。’都人遂以‘雨师勿雨，风师多风’属对，妄为传播，并非事实。”《涧于集》书牍卷一，第413页下栏。

[26] 甲午战争后，曾入李鸿章幕的吴汝纶致信陈宝箴：“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另一函又云：“中国不变法，士大夫自守其虚骄之论以为清议，虽才力十倍李相，未必能转弱为强。”可见时人已将“清流”作为“洋务”“变法”的对立面。见吴汝纶《与陈右铭方伯》（光绪二十一年闰六月十一日）、《答陈右铭》（闰六月十二日），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3册，第103、105页。

[27] 张佩纶《涧于集》诗集卷二有诗题曰：“少荃夫子（李鸿章）六十生日，敬不举觞，礼也。佩纶与公累世通家，雅托密契。……”（第87页下栏）

[28] 见何刚德：《春明梦录》，《话梦录　春明梦录　东华琐录》，第85页。

[29] 参阅张佩纶：《致李肃毅师相》，《涧于集》书牍卷一，第424页下栏。

[30] 张佩纶：《致李肃毅师相》（甲申），《涧于集》书牍卷三，第482页上栏。“兴献”指醇亲王，因其为光绪帝本生父，用明世宗“大礼议”事影射。

[31] 杨锺羲：《雪桥诗话》卷十二，第594页。

[32] 张之洞：《致张幼樵》，载钞本《张文襄书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案（以下简称“近代史所档”）：甲182—371。该信钞本天头有编集者眉批：“此似谓陈弢庵参内监事。”按：此册抄录张之洞致张佩纶书信，时段在光绪初年至十六年（1890）间，尤多收录光绪五六年前后张之洞与张佩纶、陈宝琛关系密切时期的信件。

[33] 此事本末，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言之甚详。参见该谱卷一，光绪六年条，《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3册，第678—679页。

[34] 张之洞：《致张幼樵论学三札》其二，《张文襄书札》。按：此三函亦录入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而略有删节，见该书第303—304页。

[35] 见张之洞《致张幼樵论学三札》其一。稍早张佩纶在书札中声言：“以目下时会而论，作经生不如究史学，究史学不如讲求掌故、练习时务。”见《致宗载之姊丈》，《涧于集》书牍卷一，第412页上栏。

[36] 张之洞：《致张幼樵》（又）：“《新畺识略》暨条约各种，并《蒙古游牧记》，望借一检为幸。”载前引《张文襄书札》。

[37] 比如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时，张之洞虽亦主战，但其理由已迥异于朝中清议。光绪十年二月十二日《致张幼樵》云：“中外兵事，鄙意与尊意及京朝诸言事者，迥然不同。诸公意谓法不足畏，我易胜法，故纷纷主战。鄙人则明知法强华弱，初战不能不败，特非战不能练海防，非败不能练战。”见河北版《张之洞全集》第12册，书札一，第10152页。原文小注略。

[38] 张佩纶：《致李兰孙师相》（光绪八年），《涧于集》书牍卷二，第460页下栏。

[39] 宝廷：《致张之洞二通》其一，信末署“三月三十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原件。

[40] 宝廷：《致张之洞二通》其二。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宝廷致张之洞函，共二通，分别论“清流”浮沉（信末署“三月三十日”，见书前彩插一）及西学天算（信末署“季夏七日”，见书前彩插二），并及汉学宋学、晚出古文《尚书》考证、积病用药等事。其中，三月三十日函称张之洞“年甫逾艾”，张道光十七年（1837）生，“逾艾”当在光绪十二年以后，又光绪十三年夏历三月无“三十日”，则该函当作于光绪十四年或以下。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赵凤昌藏札》，亦有宝廷致张之洞论天学一函，信末署“中元夜半”，提到拟将驳西人天学之书“再修饰另钞，拟名之《儿辨》，取《列子》辨日之意”。（见《赵凤昌藏札》第7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358—362页）据宝廷之子寿富所撰年谱，宝廷研究西人天学在光绪十四年，是年集“攻西人推步之说者，取《列子》之意，曰《儿辨》”，则赵凤昌所藏一函，当系于光绪十四年。该函开头有云“春间曾寄一椷，当早登记室”，很可能指北大藏“三月三十日”一函，然则该年春至中元之间，宝廷未寄信张之洞，北大藏署“季夏七日”一函，当作于他年。光绪十五年宝廷考证晚出古文《尚书》之《古文尚书解纷》成，十六年《儿辨》成，应不出此二年。参见寿富：《先考侍郎公年谱》，附见宝廷著，聂世美校点：《偶斋诗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下册，第1013—1015页。

[41] 张之洞：《致宝竹坡》，河北版《张之洞全集》第12册，书札八，第10343—10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