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为尔筹归计”
光绪十年（1884）三月十三日“易枢”后，清议势力遭到压抑，不复前此之盛。但当年“翰林清流”极具表演性的章奏唱和，却成为小一辈言事者模仿的对象。内劾宦寺、外劾督抚的“真奏疏”依旧层出不穷，言事风气也由翰林讲官扩大到詹、翰、科、道各方面。其中荦荦大者，如光绪十年四月，翰林院编修梁鼎芬奏劾李鸿章罪恶昭彰；十二年（1886）八月，御史朱一新《预防宦寺流弊疏》劾李莲英巡阅海军；十六年（1890）九月，御史吴兆泰奏请停减颐和园工程等。这些进言者因为措辞激烈或涉及敏感话题而遭到严谴，成为朝野注目的事件。甲申、乙酉间，张之洞读到梁鼎芬弹劾李鸿章等重臣的奏疏，叹为“项羽用兵，所过无不残灭，毕竟是健儿”，流露出两代“清流”前后传承的惺惺之意。[1]
同光间京师学人的交往圈子受政派、学派、籍贯、亲缘、居处等因素制约，不仅层次繁多、分化严重，往往也相互重叠、前后错出。梁鼎芬早年肄业广州菊坡精舍，师从陈澧。初至京师，亦主要与同门于式枚、文廷式、陈树镛等相交往。光绪六年（1880）通籍后，移居南横街吴可读故宅，与周銮诒、王仁堪、陈宝琛相邻，往还无虚日，并结识张之洞在四川所拔顾印愚、吴德潚等人，逐渐进入“清流”交际圈。光绪八年十二月（1883年初），梁鼎芬迁居东城栖凤楼，与盛昱在裱褙胡同的宅第隔巷相邻，“看花意园近，乘暇一经过”[2]，从此成为“意园论古”的座上客：
我生始作上京客，到处都闻乐岁声。壬午移居栖凤客[阁]，意园时时猎书册。忧来纵论天下事，酒罍未罄窗已白。死生如梦事如烟，谁谓兵尘在眼前。[3]
宗室盛昱的藏书在京城号称精富。[4]梁鼎芬与之交往，多以借书为介：“伯希（盛昱）精本最多，不轻借人，于鼎芬最厚，函去书来。”一次，梁鼎芬欲借宋本吕惠卿《庄子解》，盛昱不许，“再求之，限三日，不能毕，又宽两日，手录其序还之，告曰：‘吾日以净布铺几上，洗手乃阅，夜则置之枕边，恐有遗失。’伯希笑曰：‘借书如此，可以托孤寄命矣！’”[5]其时猎书论学之乐如此。梁鼎芬传承陈澧一派汉宋融合之说，“服膺朱子及温公《通鉴》之学”。到京师后，受意园学风濡染，开始讲究金石、版本，且尝列名劾章，时时“纵论天下事”，一变而为“清流”门人。
盛昱在光绪初继翁、潘之后领袖京师学界，横跨金石、西北地理两大领域，且“熟于本朝故事，大至朝章国宪，小至一名一物，皆能详其沿袭改革之本，而因以推见前后治乱之迹”，故亦热衷言事，在“翰林四谏”之外别树一帜。[6]盛昱所居之意园，本为其祖父文悫公敬征旧邸，内置处泰堂、漱芳榭、知止斋、得真观、尚芥舟、艳香馆、退思书屋、快晴簃、晴虹蓼矼、小池假山、旷观亭、天光一碧楼等小品，“亭林之胜，甲于城东”[7]，尤以各色牡丹花著称[8]，不仅是光绪年间京师士大夫论学、交游的中心，且每为士子入都会试留宿之所。郑孝胥回忆光绪初“与文芸阁（廷式）、张季直（謇）同试礼部日，尝借寓意园旬余”[9]。而据内藤湖南统计，前后借寓或往来于意园的知名学者，至少有文廷式、李文田、张謇、柯劭忞、梁鼎芬、樊增祥、黄绍箕、徐坊、王懿荣，以及旗籍之杨锺羲、志锐、铁龄等人。[10]缪荃孙称光绪间“天下魁垒之士，至京师者，莫不以为归”，并非过言。
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梁鼎芬因劾李鸿章事遭严谴，拟罢官归里。九月九日，盛昱聚集杨锐、文廷式、张謇等三十人，在崇效寺静观堂为梁鼎芬饯行，“狂叫喧呶，旗汉杂沓”，甚是热闹。[11]盛昱为作《金缕曲》三阕，以词代序，模仿清初顾贞观送吴兆骞“季子平安否”二阕的体裁，[12]不仅称颂了梁鼎芬弹劾重臣的勇气，更谋及“清流”言事遭黜后的出路问题：
为尔筹归计。最相宜、打头茅屋，纵横经史。经世文章须少作，怕又流传都市。自打叠、藏山心事。科第已成官已去，问百年、才过十分几。天与尔，信优矣。 除书万一柴门至。亦劝尔、幡然就道，驰驱效死。此辈倘教高阁束，小隐亦堪终世。况有个、桓君同志。买取罗浮梅万树，便经营、精舍梅花裏。岭海外，郑公里。[13]
据说梁鼎芬此番南下，曾镌一小印曰“年二十七岁罢官”[14]。留别京中友人诗亦有“此日觚棱犹在眼，今生犬马竟无期”的慨叹。[15]然则盛昱词上片“问百年，才过十分几”的叩问，的确说中了梁鼎芬内心的焦虑。士大夫言责所在，固然不妨激越，激越横遭打击，又可以通过同好之间的唱和、饯行获得悲壮感。然而，悲壮过后的衣食无着、事功的落空、都下风气的疏隔、诗酒生涯的一去不返，又都是不得不直面的代价。仕途刚开头便煞了尾，此后数十年的生涯如何挨过？通过词句，盛昱为梁鼎芬筹划了两种“归计”：或者等待君王悔悟，除书再至，重回庙堂；或者从事藏山著作，小隐江湖，如鲍宣、桓少君夫妇之安贫守道，如郑玄晚年之讲学故里。殊不知时至近代，纷繁世变之中，早已出现了在“仕”“隐”之外的全新士人出路。
就在盛昱为梁鼎芬饯行的同日，李慈铭、袁昶、沈曾植三人亦在崇效寺宴饮，却因盛昱等已占静观室，只能退到西偏禅室“嘿然劝釂”。[16]甲申、乙酉前后，李慈铭、沈曾植、袁昶、朱一新等浙籍京官交游频繁。沈、李二人同中光绪六年（1880）庚辰科，与意园门客梁鼎芬、黄绍箕、于式枚等为同榜，学术宗主亦相近。自光绪乙亥（1875）、丙子（1876）之际，沈曾植就已致力于蒙古史地之学。[17]庚辰科会试第五策问北徼事，遂以其西北史地造诣轰动都下，旋即与李慈铭、李文田、王先谦、王仁堪、盛昱、黄绍箕等学人订交，而“与爱伯（李慈铭）讲习尤契，人称沈李”。[18]“沈李”圈子聚集了袁昶、朱一新、施补华、黄绍箕等浙籍士人，除了研究京师流行的金石、书画、西北地理之学外，更多探讨诗学，为连篇累牍之唱和。
继梁鼎芬之后犯颜上疏的朱一新，正是“沈李”圈中人。他早年肄业诂经精舍，后在浙江书局校书，却深受浙东史学经世传统的影响，主张“通史致用”，以为“多事之秋，则治经不如治史之尤要”。[19]光绪间入京师与沈曾植、曾桐兄弟、袁昶、施补华等交游，每以理学、经世之意相劝。日后讲学广雅书院，更对同光间京师鉴赏金石的风气提出批评：
为钟鼎文字之学者，自是博雅文人之事，于经学无与。……承平之世，学士大夫闲暇无事，出其余技，寄兴于斯，小道可观，贤于博弈。若时当多故，旋乾转坤，儒者之责，匪异人任也。人不必有是事，要不可不立此志，志趣坚卓，乃能为学，古之学者类然。四部书当读者甚多，日有孳孳，犹虞不给，岂暇究心于琐碎无用之物哉。[20]
朱一新金石学批评的背后，是对“旋乾转坤”之际学风趋向的敏锐把握。朱一新的洋务意见亦不同于一般言官之闭塞，光绪九年（1883）代人撰《海防策》，以为方今之计，须使学士大夫从事西洋机器：“明知其制之不善，而有时踵而行之者，无他，势之所趋，圣人无如何也。若夫根本之图，则固自有在矣。”[21]提出“势之所趋”与“根本之图”的区别，大致可归入“中体西用”一派的主张。
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朱一新上《敬陈海军事宜疏》，八月二十四日复上《预防宦寺流弊疏》，并附呈《请破格求言片》，要求恢复甲申以前鼓励言事的风气。此间沈曾植尝致书朱一新，称赞其上疏“任道勇猛”，并怂恿朱一新能“乘此一线，重进至言”，促使京朝政局由否返泰。[22]岂料此时朝廷的大政方针早已逆转，甲申以前陈宝琛、张之洞奏请裁抑宦官获得朝野好评，朱一新此番参劾李莲英，换回的却是懿旨诘责、降为主事的严厉处分。是年朱一新四十一岁，前此外放湖北乡试学差、回京转监察御史，曾被李文田、王先谦等学臣看好，正处于京官迁转的顺途。十月间袁昶、沈曾植等送朱一新南下，以姚鼐四十二岁辞官归里相拟，期之亦能如姚郎中“优游林泉几五十年”。[23]但稍后袁昶赋诗赠别朱一新，则在“林泉”与“文献”之外，更强调“未忘扫除宙合，榻旁齁睡何人”的经世情怀。[24]
这一时期，袁昶的诗文日记中多有与朱一新、沈曾植共同砥砺学问的记载。[25]沈曾植少年时南下问学于陈澧，服膺李兆洛、钱仪吉等汉宋调和论者，故与朱一新学派颇近。[26]其昌言变法，“远在甲申（1884）、乙酉（1885）之前”，常与朱一新“论夷务，形势利害，往复数千言，旗鼓相当，令人忘倦”[27]。袁昶为张之洞早年所拔之士，曾负笈刘熙载主持的上海龙门书院，私淑曾国藩一派务实之学；[28]与人论学，认为“北宋义理之学，又元和以来降及虞道园（集）、归熙甫（有光），至近代方氏（苞）、姚氏（鼐）为古文之学，尤为学术穿线统宗之处”，提出“论经济之学，以曾文正（国藩）为正轨；论经义，以陈兰甫（澧）为正轨；论古文，以姚姬传氏（鼐）为正轨”的原则。[29]袁、沈、朱三人在京师参与“清流”交游的同时，又相对独立，互相为师，自成一圈子。
朱一新罢归后，沈曾植、袁昶仍在总理衙门供职。沈曾植在与盛昱、缪荃孙等人共同探讨西北史地、清朝掌故的同时，[30]更主张开铁路、设银行，并借行走总署之便，与欧洲东方学者相交通。①沈曾植的祖父沈维鐈本是道光间的理学名臣，[31]沈曾植、曾桐兄弟自幼生长京师，浸淫于音韵、版本、金石、边疆史地等时髦学术，却仍不脱嘉兴沈氏的理学门风，重视与清代理学及道咸以降经世传统的对话。沈曾植、袁昶之间往复论学，亦曾提及道咸时代梅曾亮、曾国藩、吴廷栋诸公盛论的“学术—人才—风俗—世运”命题：
子培论古今事变不同，人材亦随学术而异云云，往复数百言。大致谓：一代之人材，苟大有力者能聚之，即足以拨一代之乱。至于晚近士大夫空言相轧，以道形而上为贵，器形而下为贱，德成而上为精，艺成而下为粗，于是右文轻武，是非之论偏胜，而事变纷乘，遂嚣然莫能御之矣。固人材之衰少，亦由学术之任偏而弊也。[32]
沈曾植批评“晚近士大夫”沉溺于空言，涵盖了上自乾嘉、下迄同光的考订学者。但与此前方东树、孙鼎臣等汉学批判论者不同，沈氏的判断基于对时势的观察，并进一步质疑“道贵器贱”“德精艺粗”的观点，寄希望于“大有力者”聚集人才、拨乱反正的实力。他还谈到李光地在清初“维持风会、调护善类之功为多”，到近世则唯有曾国藩“能教育人材，根本深厚，故魄力亦大”。
咸同年间，曾国藩幕府网罗多士，不仅聚集各方面实用人才，亦包括以“古文”“闳览”“朴学”著称的学者。其在安庆、金陵开办或重建的官书局、书院，更成为学者们在乱后商研学术、重建文化的重要场合。[33]在重视文教这一点上，湘、淮军功系统中后起的李鸿章、左宗棠幕府都显得逊色。光绪以后，稍堪与曾国藩幕府人才之盛相比肩，略副沈曾植期望，聚集人才而拨一代之乱者，首推张之洞幕府。
光绪七年（1881）十一月，张之洞就任山西巡抚，公牍章奏需要依赖幕僚，往往有帮手不足之虞。次年致信张佩纶，抱怨：“僚属文武、幕府文案色色俱缺，文案无一能为章奏，比及寻常吏牍，亦都不妥，苦极苦极！”当时张之洞对幕僚的要求，是“局面堂皇、事理明白、文气畅达”，以樊增祥、袁保龄之流长于文笔者为上选，主要是征集文案师爷，与其他督抚、州县官并无二致。[34]由于抚晋时间较短，少有文教方面的成绩，张之洞幕府成为学者交游、论学、编著的场合，至少要到光绪十年（1884）调署两广总督以后。
后人总结张之洞督粤以后的幕府有两大特点：一则在书院中废山长而设分校，二则在幕府中少用延聘而多用札委、奏调，亦即将传统幕府中名义上平等的主、宾敌体，转变成了僚属门生的附属关系。[35]其实这种变化，战乱时期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幕府已开其端，正是晚近督抚势力坐大、督抚幕府机构化的表现。只不过张之洞本人早厕翰林，幕府中又多援引知名学者及昔日门生，“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已。咸同以后幕府多采用札委、奏调方式聚集人才，游幕士人的正途率与功名水准大幅提高，使得具备较高学养的幕主，得以挑选学术趣味相投的学人入幕，从而造就出曾国藩、张之洞、端方等人幕下既具备一定学术水准，又颇能体现幕主自身特点的学人圈子。[36]
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的幕府，大体上由三类人物组成：首先为办理洋务、长于西学的干才，如蔡锡勇、梁敦彦、赵凤昌、辜鸿铭等，多非正途出身，却往往有出洋经历；而如王秉恩、杨锐等张之洞早年拔擢的门生，虽有功名，亦热心于实务。此类人物多为张之洞到任后有意招致，参与幕府密勿，对施政一方影响较大。其次为地方的固有势力，如办理广雅书局时，就吸收了陶福祥、郑知同、章寿康等前广东布政使姚觐元幕下的学者；兴办广雅书院时，又聘请马贞榆、黄绍昌等学海堂或菊坡精舍出身者为分校。此类人物与张之洞在学术上趣味相投，但处于幕府相对边缘的地位。第三类为根据学术、政治声名招纳的名士，构成督幕学人圈子的主体。如梁鼎芬、朱一新、江逢辰、缪荃孙、纪钜维、屠寄等人，他们多因京官经历而与“清流”势力有渊源，托身于书局、书院等文教机构，兼顾学术与实务，功能和影响力介于前两类人物之间。特别是其中梁鼎芬、朱一新二人，先后主持丰湖、端溪、广雅等书院，在鼓舞士气和维持地方文教等方面，作用尤为突出。
梁鼎芬与张之洞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光绪十年（1884）以前。今存梁鼎芬遗集录有甲申、乙酉两年为张之洞代拟奏疏数通，涉及肃清科场积弊、坚持战局、严劾疆帅等主题，带有浓厚的“清流”气息。[37]光绪十一年（1885）罢废归里后，梁鼎芬一度任惠州丰湖书院山长；十三年（1887）三月，被张之洞延聘主讲肇庆端溪书院。次年省城广雅书院落成，仍由梁鼎芬主持。此时，朱一新亦来到端溪书院，在梁鼎芬移主广雅后，接任端溪山长。梁、朱二人皆以言事去职，梁鼎芬所劾且为张之洞在粤督任上极力拉拢的李鸿章。当时幕府中人不无顾虑，张之洞却未改初衷，似乎有意援引“清流”后辈。后来许同莘为张之洞撰年谱，论此事曰：
台谏论事，言宫廷阙失，或弹劾阉官者镌级，后至粤、鄂，必有适馆之所。都人士云：“好主人在，不患无书院坐。”……公意在激励风节，扶持正气，利害非所计也。[38]
张之洞以“清流遗孽”镇守东南，在用事功推行学术的同时，也在无形中鼓励了都下的言事风气，为因言事而遭罢废者预备了后路，从而回应了盛昱《金缕曲》提出的清流“归计”问题。后来在湖广总督任上，张之洞更延聘触怒慈禧的吴兆泰主讲经心书院，确实有不惧触犯时忌的“清流”遗风。
梁鼎芬、朱一新等从庙堂到幕府的情境转移，亦伴随着张之洞自身从“名士”到“名臣”自我定位的转换。张之洞督粤期间广罗学人，致力于在书院中推广经古课程，仿学海堂例创立广雅书院，命广雅书局校印史部书，且有编辑《学海堂续经解》的打算。故时人常将张之洞督粤的政绩，与乾嘉时代扶持汉学的阮元相提并论。光绪初年，张之洞从汉学考订之士折入“清流”言事，继而又从京官外放为疆臣，出入于不同圈子，使其在学风上有折中的特点，在政治上博得“巧宦”之名。在撇却考订名士的“清流”身份之后，利用昔日的“清流”资源，张之洞开始塑造自己“教士化民”“被服儒术”的名臣形象。
①甲午战争期间，沈曾植尝与张之洞、唐景崧等谋划联英保台；战败后，又向翁同龢、奕
等建议借英款修铁路、开学堂、办银行，参见《沈寐叟年谱》光绪二十一年条。
[1] 张之洞语为于式枚致梁鼎芬信转述，见《于晦若手札》，收入吴天任编：《梁节庵先生年谱》（台北：艺文印书馆，1979年），光绪十一年条，第34页。
[2] 梁鼎芬：《腊朔自米市胡同移居栖凤楼》，余绍宋编：《节庵先生遗诗》卷一，《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44种影印民国间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刻本，第19页。
[3] 梁鼎芬：《上元夜饮图沈庵侍郎属题》，《节庵先生遗诗》卷六，第285页。
[4] 震钧述盛昱藏书渊源：绛云楼未火以前，其宋元精本为毛子晋、钱遵王所得，毛、钱二家散出，半归徐乾学、季振宜，后归入怡亲王府。乾隆中四库馆开，怡府书未进呈，辛酉政变后散落人间，“得之最多而最精者”即为盛昱。参见《天咫偶闻》卷三，第70页。
[5] 梁鼎芬：《梁祠图书馆章程·借书约》，杨敬安编：《节庵先生遗稿》（香港排印本，1962年）卷三，第92页。郑逸梅《艺林散叶续编》亦记此事，文字全同，而误借书人为郑杲（东甫），参见《郑逸梅选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卷，第517页。
[6] 缪荃孙：《意园文略序》，《意园文略》卷首，第239页下栏。
[7] 杨锺羲：《雪桥诗话》卷十二，第587—588页。
[8] 参见《雪桥诗话续集》卷八，第530页。
[9] 郑孝胥：《郁华阁遗集跋》，附载《郁华阁遗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67册影印光绪三十四年（1908）武昌写刻本，第236页下栏。
[10] 内藤湖南撰、吉川幸次郎译：《意园怀旧录》，《吉川幸次郎全集》（东京：筑摩书房，1968年）第16卷，第623—632页。
[11] 此为李慈铭作为冷眼旁观者的记述，见《荀学斋日记》庚集下，《越缦堂日记》第15册，第10881—10882页。
[12] 郭则沄《清词玉屑》卷六：“伯熙祭酒盛昱……《郁华阁诗集》后附词数十阕，当时传诵者，为送梁节庵（鼎芬）、志伯愚（锐）诸作。节庵去官，以劾李合肥十[六]可杀，坐镌五级。祭酒送以《金缕曲》三阕云云。三词慷慨苍凉，世以方梁汾（顾贞观）之寄汉槎（吴兆骞）。”转引自尤振中等编：《清词纪事会评》（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943页。
[13] 盛昱：《金缕曲·为梁节庵罢官归里》第二阕，《郁华阁遗集》卷四，第235页上栏。
[14]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台北：学生书局，1964年影印本）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四日条，第124页上栏。
[15] 梁鼎芬：《出都留别往还》，《节庵先生遗诗》卷一，第33页。
[16] 见前引李慈铭本日日记。
[17] 参见沈曾植：《序元圣武亲征录校本》，钱仲联辑录：《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序》（中），《文献》1990年第4期，第198—199页。
[18] 沈曾植：《逸社第七集会于庸庵制军寓分咏京师胜迹得陶然亭》，《海日楼诗注》卷七，钱仲联校注：《沈曾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929—930页。另可参阅王蘧常：《沈寐叟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光绪六年条，第15页。
[19] 朱怀新：《佩弦斋杂存跋》，附载《佩弦斋杂存》卷末，《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72种影印光绪二十二年（1896）《拙盦丛稿》刻本，第1783页。
[20]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吕鸿儒、张长法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卷四，第174—175页。
[21] 朱一新：《海防策（代）》，《佩弦斋杂存》卷上，《拙盦丛稿》，第1598页。
[22] 沈曾植：《与朱一新书》，转引自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3页。
[23] 袁昶日记光绪十二年（1886）十月十九日，转引自《沈曾植年谱长编》，第74页。
[24] 袁昶：《鼎父临别以坐卧具见遗复作六言绝句四首》其三，《安般簃集》诗续丙，《安般簃诗续钞》，第58页。
[25] 袁昶日记光绪十年（1884）正月二十五日：“近在京国知旧中，惟鼎甫（朱一新）、子培（沈曾植）可以匡纠予之隐慝，所宜平心敛气，日加咨访，未审能卒免于刑僇否乎。”转引自《沈曾植年谱长编》，第52页。又参见袁昶：《渐西村人初集》诗十三《赠子培》《感秋一章呈子培秋曹鼎父侍御》等诗，《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87、196页。
[26] 王蘧常编《沈寐叟年谱》光绪三年（1877）条：“是年赴粤，……是行得交陈兰甫澧，讲学甚契。”（第14页）又沈曾植《定庐集序》：“所由粗识为学门径，近代诸儒经师人师之渊源派别，文字利病得失，多得之武进李申耆及吾乡钱衎石先生文集中。两先生，吾私淑师也。”见钱仲联辑录：《沈曾植海日楼文钞佚序（中）》，《文献》1990年第4期。
[27] 《袁昶日记》光绪九年（1883）九月二十一日，转引自《沈曾植年谱长编》，第50页。
[28] 袁昶《安般簃集叙》：“湘乡曾公《感遇》诗云：‘丈夫求志动谓莘，何用鱼虫自损神。贾马杜韩无一用，岂况我辈轻薄人。’曩先师兴化刘中允尝举以见语，谓其言闳实，可以救药世士竞衒春华，不务秋实之病，为脑后下一巨针。”见《安般簃诗续钞》卷首。
[29] 吴庆坻《蕉廊脞录》卷八引袁昶与吴敬斋论学语，见张文其、刘德麟点校：《蕉廊脞录》（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37—238页。
[30] 光绪十九年（1893）前后，沈曾植、缪荃孙、盛昱三人被京中人士目为“谈故三友”。参见缪荃孙：《意园文略序》，《意园文略》卷首，第240页上栏。
[31] 参见王蘧常《沈寐叟年谱》卷首所载曾国藩为沈维鐈撰《行状》及前引《沈子敦先生遗书序》。
[32] 袁昶日记光绪十一年（1885）五月二十一日，引自《沈曾植年谱长编》，第62页。
[33] 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庸庵文编》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562册影印光绪间《庸庵全书》刻本，第101—103页。
[34] 张之洞：《致张幼樵》（光绪八年四月），《张文襄书札》，近代史所档：甲182—371。
[35] 参看刘成禺记程颂万语，《世载堂杂忆》“张之洞罢除宾师”条，第47—50页。按：刘成禺所转述的“废聘请馆宾”“废山长制度”二项都不尽准确。
[36] 尚小明通过对清代游幕士人功名情况的量化分析，指出：“嘉庆以后出生的游幕士人，拥有进士功名的明显增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些获得进士功名并已入仕的人，在晚清社会动荡时期，特别是在咸丰、同治时期，纷纷被地方大员奏调佐幕。”此外，进士候补时间被拉长、仕途受挫遭到罢免、致仕后游幕等，也被认为是游幕士人功名水准上升的重要因素。参见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量化分析》，《清代士人游幕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3—16页。
[37] 参看《节庵先生遗稿》卷二所录《为科场滋弊请申明旧例量为变通折》《请罢卷折小楷改用誊录以收真材而挽回积习折》《法船扰边请加调刘锦棠带亲兵赴山海关驻守以卫京畿折》《芘属固圉宜规持久之策》《请坚持战局以遏敌谋》等折。吴天任推测这些拟稿是“香涛在粤函托先生代笔者”，但张之洞当时未必能全部采用。见《梁节庵先生年谱》光绪十一年条，第42页。
[38] 《张文襄公年谱》卷二，光绪十三年条，《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3册，第713—714页。按：此说实来自王仁堪向张之洞密陈之都下“戏语”，《赵凤昌藏札》载王仁堪致张之洞信云：“楚中聋御史（吴兆泰）劾双福、丁士彬、高蔚光借径优伶，阿附权贵，逾日双福遂简凤颖道。朝阳鸣凤，惟治下偶一闻之，都人语曰：‘好主人在，不患无书院坐，故敢尔尔。’戏语亦实录也。”《赵凤昌藏札》（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7册，第401—4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