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与莎士比亚
关汉卿、汤显祖、莎士比亚在他们各自的国度和不同历史时期，创作出不朽的杰作，推动了时代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不仅成为各自民族和国家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
莎氏写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用青年男女的生命向封建枷锁进行冲击，表达了没有情生不如死的决心；汤氏写出了《牡丹亭还魂记》，用有了情死可复生的故事，表达了对有情世界的呼唤。汤与莎成为东西方文坛上同时出现的、互相辉映的两颗巨星。
关汉卿的戏剧活动，比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创作活动要早350年左右。从作品来看，关汉卿创作杂剧67部，存留至今的剧作有18部及散曲套数12套、小令35首。从剧作来看，关汉卿比莎士比亚多出30部作品。
关汉卿深知贫与富、善与恶的不可调和，用鲜血和生命感动得天道变异来惩罚不公正的世道。关、莎都意识到了贫富的对立，都同情苦难中的民众，但莎氏主张唤醒富者的良知来改善穷人的现状。关氏则主张鼓起受压迫者的信心，靠自己的斗争来赢得胜利，争取做人的权利，保卫人格的尊严。
同样是反对门第观念，赞美妓女与贵族青年的自主婚姻，关汉卿要比法国小仲马的名作《茶花女》早了600年左右。
随着2008年逐渐临近，“人文奥运”口号的提出和电视连续剧《关汉卿传奇》的播映，“东方的莎士比亚”之说又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报刊上。其实这种以“东方”攀附“西方”的提法并不新鲜，早在1986年纪念汤显祖逝世370周年之际，就有人称明代的汤显祖为“东方的莎士比亚”。这个提法并不恰当，但尚可理解，因为莎翁与汤翁虽不生活于同一国度，却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莎氏（1564～1616）比汤氏（1550～1616）小了十四岁，而逝世是同一年。莎氏写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用青年男女的生命向封建枷锁进行冲击，表达了没有情生不如死的决心；汤氏写出了《牡丹亭还魂记》，用有了情死可复生的故事，表达了对有情世界的呼唤。汤与莎成为东西方文坛上同时出现的、互相辉映的两颗巨星。如果说称汤氏为“东方的莎士比亚”可以接受的话，那么，称莎氏为“西方的汤显祖”也未为不可。
但是，以“东方的莎士比亚”评价关汉卿则大谬不然。1958年北京隆重举行了关汉卿戏剧活动700年纪念大会；同年，经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关汉卿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从时间上说，中国元朝关汉卿的戏剧活动，比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创作活动（1590～1612）要早350年左右；从作品来看，关汉卿创作杂剧67部，存留至今的剧作有18部（其中个别作品是否由关作，尚待详考）及散曲套数12套、小令35首。从剧作来看，关汉卿比莎士比亚多出30部作品。
关、莎二人有相同的一面，都主张尊重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个性，都赞美自由爱情。由于时代与国情的不同，二人又有所不同。莎氏在《雅典的泰门》中，让泰门说了一段著名的独白：“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儿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对金钱的作用，做了深刻揭露，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关氏在《鲁斋郎》中让六案都孔目张珪自我反思：“休想肯与人方便，衠一片害人心，勒掯了些养家钱。……冒支国俸，滥取人钱；那里管爷娘冻馁，妻子熬煎？经旬不想到家来，破工夫则在那娼楼串，则图些烟花受用，风月留连。”“只待置下庄房买下田，家私有万千；那里管三亲六眷尽埋冤？逼的人卖了银头面，我戴着金头面；送的人典了旧宅院，我住着新宅院。”揭示了封建官僚制度下，权力的作用和对人性的异化。在《暴风雨》中，莎士比亚借助魔法惩罚和教育恶人，使恶人自己忏悔并得到宽恕；而在《窦娥冤》里，关汉卿深知贫与富、善与恶的不可调和，于是用鲜血和生命感动得天道变异，来惩罚不公正的世道。关、莎都意识到了贫富的对立，都同情苦难中的民众，但莎氏主张唤醒富者的良知来改善穷人的现状：“安享荣华的人们呵，睁开你们的眼睛来，到外面来体味一下穷人所忍受的苦，分一些你们享用不了的福泽给他们，让上天知道你们不是全无心肝的人吧！”（《李尔王》）关氏则主张鼓起受压迫者的信心，靠自己的斗争来赢得胜利，争取做人的权利，保卫人格的尊严。谭记儿靠斗争捍卫了美满姻缘（《望江亭》），赵盼儿靠斗争维护了阶级姊妹的人格尊严（《救风尘》），王氏三兄弟手刃仇人葛彪为父亲报了仇（《蝴蝶梦》），窦娥更是靠自己生死不渝的斗争才清雪了冤枉（《窦娥冤》）……关汉卿在告诉人们：只有斗争才有出路。他是在鼓励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鼓起直面人生的勇气，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光明的前途。《单刀会》题材本身，是孙刘两家围绕刘备借荆州还与不还的问题，在关汉卿笔下却巧妙地处理为邪正之争。关羽以单刀闯入千丈虎狼穴，威慑群敌，奏凯而归，身上所禀赋的是永不屈服的堂堂正气，是不可侵犯的人格尊严：“说与你两件事先生记者：百忙里趁不了老兄心，急切里倒不了俺汉家节！”这就是关汉卿笔下自主、自尊、自强的民族精魂的写照。关汉卿是封建社会的民主斗士，莎士比亚则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的体现者。
称关汉卿为“东方的莎士比亚”，实在是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对关汉卿的了解也不够全面，因而评价也欠公允。
关汉卿一生追求的，就是摆脱各种束缚，任情任性地自由生活和发展。他在套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宣称：“我是个蒸不熟、煮不烂、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这在封建社会无异于振聋发聩的叛逆宣言，生动刻画出一个风流浪子、逆子贰臣形象。在戏剧作品中，他反对战争，《拜月亭》剧对不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生离死别的灾难进行了控诉。他反对强权压迫，在戏剧作品中刻画了许多鲜明的特权人物形象，有“酒肉场中三十载，花星整照二十年”，专门玩弄女性的官员子弟周舍，声称：“我手里有打杀的，无有买休卖休的”（《救风尘》）；有“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的权豪势宦杨衙内，他见白士中的夫人漂亮，便奏知皇上，手持势剑金牌去杀夫夺妻（《望江亭》）；有“有权有势尽着使”，打死人不偿命，“只当房檐上揭片瓦相似”的权豪势要葛彪（《蝴蝶梦》）；有“嫌官小不做，嫌马瘦不骑”，“街市小民闻吾怕”的鲁斋郎，他“官职大的忒稀诧”，见人家有好东西，“怎么他倒有，我倒无？”于是夺为己有，见人家有好看妻子，“他倒有这个浑家，我倒无！”于是强抢强夺，还要做丈夫的亲自把妻子送到他府上（《鲁斋郎》）！这些人倚权仗势，抢人财产、夺人妻女、害人性命，任意胡为，貌似不可一世，但在关汉卿的笔下，都被正义力量依靠智慧和胆识战而胜之，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不仅如此，这些人物都以丑角应工，关汉卿对他们不仅是憎恶，而且是藐视和鄙夷；不仅是批判，而且是揶揄和嘲弄，使他们既是恶人，也是小丑，感情色彩异常鲜明。关汉卿所揭露和批判的，不仅是这些反面人物的个人品质，更有作为这些人物靠山的官府和皇权，笔力之犀利深刻，前无古人。关汉卿歌颂自由的爱情婚姻，写出了一部部动人的婚恋喜剧，如《拜月亭》《调风月》《救风尘》《望江亭》《金线池》《谢天香》《玉镜台》等。剧中女主人公不顾家长威逼，不羡荣华富贵，追求的是自由、恩爱的夫妻生活，“对面，并肩，绿窗前……一个向青灯黄卷赋诗篇，一个剪红绡翠锦学针线”（《金线池》），只要两情相好，即使妇女有所“失节”，也不影响夫妻生活的美满和谐，像《谢天香》里的谢天香和柳永、《救风尘》里的宋引章和安秀实、《鲁斋郎》里张珪、李四两对儿夫妇的重新团圆，都是如此。《望江亭》里谭记儿寡妇再嫁受到了赞美，“烟花妓女”也有资格许配状元郎（《金线池》）。同样是反对门第观念，赞美妓女与贵族青年的自主婚姻，关汉卿却要比法国小仲马的名作《茶花女》早了600年左右。这就是关汉卿大反世俗的勇气和思想先行者的表现。
关汉卿悲天悯人，有着崇高博大的胸怀。他往往通过具体的个案，升华为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层思考，表现出“民胞物与”的精神境界。王瑞兰能通过自身的遭遇，祈祷：“愿天下心厮爱的夫妇永无分离。”（《拜月亭》）赵盼儿不计前嫌，去冒险搭救风尘姊妹宋引章，是因为“第一来可怜见无主娘亲，第二来我惯曾为旅偏怜客，第三来也是我自己贪杯惜醉人”（《救风尘》）。《蝴蝶梦》里的王婆婆认为，不仅是打死自己丈夫的葛彪应当接受法律的审判，“便是他龙孙帝子，打死人要吃官司”，表现出法律平等思想的萌芽。窦娥要用自己的死，换取他人更好地活，“将滥官污吏都杀坏，与天子分忧，万民除害”（《窦娥冤》）。不仅仅是为救自己的婆婆和惩罚杀害自己的楚州太守。这就使作品的思想境界超越题材本身，具有了更广大、深刻的蕴涵。在戏剧史上，并不乏曲折有趣的故事，但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蕴涵有深刻的思想，而有没有表现出思想，是作家与故事编织者的区别所在。
关汉卿的所有剧作都是当行之作，这是因为他不仅是作家，也是“躬践排场，面傅粉墨”的演员，是当时的“梨园领袖，编修师首，杂剧班头”。丰厚的戏剧文学意蕴和当行的戏剧艺术营构，使关汉卿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的一座彪炳千秋的丰碑，成为中国现实主义戏剧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关汉卿、汤显祖、莎士比亚以及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王实甫与但丁，在他们各自的国度和不同历史时期，创作出不朽的杰作，推动了时代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不仅成为各自民族和国家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们同时又是各自独立的，不可替代的。不过，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750年前，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关汉卿都是无与伦比的，没有必要再为他添加一顶西方冠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