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工业化理论文献回顾
（一）工业化内涵的文献回顾
工业化是一个舶来品，对工业化的理解必然带有某种中国化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传统农区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仍然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因此对工业化内涵进行全面的梳理，有可能纠正观念之中的某些偏差性的内容，有助于正视工业化应有的经济社会效益，从而把传统农区工业化道路纳入一般性分析框架之中。
工业化是经济学中最富有想象力的名词之一，包罗万象而又富有争议，学术界至今尚无统一的定义。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工业化的定义有以下三大类。
第一，将工业化锁定在工业生产领域自身的变化中，包括生产工具、生产组织形式、分工和组织化程度等。工业化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生产工具改变了生产组织形式，进一步促使分工和组织化程度加深，整个社会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工业生产领域的革命性变化。“只是在机器时代破晓以后，随着纺织的机械化，随着蒸汽机作为一项新的能源，随着从单件生产过渡到系列生产，过渡到大规模生产，人类社会才开始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工业化的这种变化”。因此“工业化就是以机器生产取代手工操作为起源的现代工业的发展过程”（吕贝尔特，1983）。“工业化的特征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是经济中各行业企业的生产组织运用技术、机械、电力来补充和代替人的劳动，它也是现代的、一体化的以城市为基地制造业的建立”（Patrick，1983）。Patrick已经注意到了工业化不仅是工业内部自身的变化，而且伴随着这种变化而来的是服务于工业的城市的大规模发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学者早期对工业化的定义凸显了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烙印，如“工业化就是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过程”（《辞海》编辑委员会，1978）、“工业化就是使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取得优势地位的过程”（许涤新，1980）等都是典型写照。
第二，着重于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迁，重点从实际案例归纳出以机器大工业为基本特征的工业化所带来的经济结构变迁的一般过程。这种结构性变迁首先应该发生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工业化是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的一种过程”（库兹涅茨，1999），“是由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或工业—农业国转化的一种过程”（辜胜阻，1991）。在“农业—工业”结构转化的过程中，“一种明确的工业化过程的一些基本特征是：首先，一般来说，国民收入（或地区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二产业所占比例提高了；其次，在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也有增加的趋势，同时，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也增加了”（约翰·伊特韦尔等，1996），在这一过程中，生产方法、新产品式样在不断变化，城市化水平提高、资本形成、消费等项开支所占比例发生变化（约翰·伊特韦尔等，1996）。《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对工业化的解释是比较权威和全面的，不仅包括工业份额的不断提高，还包括与工业化相伴随而生的生产方式、生活水平和方式、城市化等的相应变化，充分反映了经济增长的结构主义思潮（雍红月、李松林，2002）。因此，“工业化即是以各种不同的要素供给组合去满足类似的各种需求增长格局的一种途径”（钱纳里等，1989）。我国学者对工业化的定义更超出了上述的国民收入和就业比例的变化，把工业化对体制变革的冲击也纳入定义之中，如刘伟（1992）认为“工业化是指在特定的历史去建立，内含着经济结构、经济类型、经济体制根本变化的经济发展过程”。
第三，将工业化定义为社会生产方式的一种变革，它是由不断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引致的生产函数的变化，重点强调创新和技术进步对工业化的支撑和驱动作用。如堪称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所言，工业化是指“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这些基要的创新或生产函数的变化，更进一步地加强了伴随现代工厂制度、市场结构及银行制度之兴起而来的组织上的变化”（张培刚，2002）。
上述三类工业化的定义在本质上并不矛盾，工业自身的发展必然对经济社会结构以及相应的生产方式的变迁形成螺旋式上升的推动力，推动经济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型。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工业发展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经济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向现代化转变的手段，即通过工业自身的发展把原来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和僵化的生产方式逐步“化”解，这也是工业化中“化”字的经济学逻辑所在。可见，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以工业扩张、结构变动、产出增长、城市化及农业现代化为基本特征的特殊历史阶段，其结果是实现从不发达状态进入发达状态（耿明斋，1996）。
（二）工业化进程的度量方法及其应用评述
1.工业化进程的度量方法
可以看出，经典的工业化理论认为，工业化是一国（或地区）随着工业的发展人均收入和经济结构发生连续变化的过程，而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转换是工业化推进的主要标志（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2006）。工业化主要表现为：①国民收入中制造业活动所占比例逐步提高，乃至占主导地位；②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逐步升级，技术含量不断提高；③在制造业部门就业的劳动人口比例也有增加的趋势；④城市这一工业发展的主要载体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率不断提高；⑤在上述指标增长的同时，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不断增加（约翰·伊特韦尔等，1996；库兹涅茨，1999）。根据经典工业化理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一般可以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等方面来进行。其中霍夫曼比例、钱纳里多国模型、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国际标准模式”、配第—克拉克定理、城市化率标准等颇具影响。
（1）霍夫曼比例
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对工业化问题进行了许多富有开创性的研究，霍夫曼比例（也称霍夫曼系数）是其于1931年利用了近20个国家的工业结构方面的时间序列资料，重点分析制造业中消费资料工业和资本资料工业的比例关系，它揭示了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工业化进程中制造业结构演变的规律。该比例共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消费品工业占主导地位，霍夫曼比例为（4～6）。
第二阶段：资本品工业的增长快于消费品工业，但总量仍低于消费品工业，霍夫曼比例为（1.5～3.5）。
第三阶段：资本品工业继续快速增长，并已达到和消费品工业相平衡状态，霍夫曼比例为（0.5～1.5）。
第四阶段：资本品规模大于消费品规模，资本品工业占主导地位，这一阶段被认为实现了工业化，霍夫曼比例为1以下。
（2）钱纳里多国模型
20世纪6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与结构演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其中，美国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Chenery）利用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统计资料进行归纳分析，他对各种不同类型国家人均GDP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互关系进行统计分析，建立了影响深远的多国模型。根据人均GDP指标，将不发达经济到成熟工业经济整个变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六个时期。三个阶段为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发达经济阶段。其中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又叫作工业化准备期，工业化阶段分为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发达经济阶段分为发达经济初期和发达经济高级期。每个阶段对应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如表2-1所示。
表2-1 钱纳里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与工业化阶段
（3）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国际标准模式”
钱纳里多国模型描述了一个工业化推进过程的总体蓝图，但是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只是工业化（经济增长）过程的总体表现形式，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一过程中结构变迁的一般规律。正如上面所言，对结构变迁的追求才是工业化内涵的本质所在。钱纳里等（1989）证明经济增长是生产结构变迁的一个方面，这种结构变迁首先表现在三次产业结构逐渐高级化的过程，体现的是追求资源配置并追求经济总体水平双重提高的过程（林毅夫，2003）。
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的演变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逐渐形成了目前为我们所熟知的产业结构演变的“国际标准模式”，一般包括库兹涅茨法则和钱纳里标准模型两部分（见表2-2）。库兹涅茨把57个国家（地区）按人均GNP分为8组，通过统计分析揭示了在工业化过程中各个生产部门的产值在总产值中的份额的变化情况。钱纳里在库兹涅茨的基础上，利用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统计资料，对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设计了一个国家生产总值的市场占有率模型（任保平、洪银兴，2004）。两者都证实了工业化演进过程可通过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变动表现出来。在工业化起点，第一产业比重较高，第二产业比重较低；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相应提高；当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时，工业化进入成熟期。此后第二产业的比重转为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结构的变动主要体现在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转换上。这就为分析和评价不同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组合提供了参照规范，同时也为不同国家或地区根据经济发展目标制定产业结构转换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表2-2 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国际标准模式”
其实，库兹涅茨法则与钱纳里标准模型虽然在数值上有差别，但是两者的这种差别主要归结为两者样本的差别。库兹涅茨法则所用数据的时间跨度较短，截面数据也相对较少，而钱纳里所用的数据跨度时间更长、样本也更多。故进行统计分析时，数据样本越多，时间跨度越长，则应用钱纳里标准模型更为贴近现实。
（4）配第—克拉克定理
在产业结构演变的同时，与之相应的就业结构也呈现一般性规律，早在17世纪威廉·配第就发现了世界各国的国民收入水平差异的原因在于产业结构的不同。威廉·配第认为：比起农业来，工业收入多，而商业收入又比工业多，即工业比农业、服务业比工业的附加值高。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1940）以配第的研究为基础，对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三次产业的劳动投入—产出资料进行了整理和归纳，总结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然后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的演进趋势。科林·克拉克的这种分析进一步印证了配第的观点，后人把科林·克拉克的发现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配第—克拉克定理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见表2-3。
表2-3 配第—克拉克定理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
（5）城市化率标准
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工业化需要集聚状态，只有人类活动集中才会降低工业生产成本，才会形成集聚效应。因此，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工业化是城市化的经济内容，而城市化为工业化创造快速发展的空间依托，是工业化的空间落实。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业结构也由第一产业主导向第二产业主导，再到第三产业主导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第二、第三产业的载体即城市的发展和繁荣。
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和M.塞尔昆在1975年提出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模型”，该模型认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历程是一个由紧密到松弛的发展过程。发展之初城市化是由工业化推动的，在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共同达到13%左右的水平以后，城市化开始加速发展并明显超过工业化。到工业化后期，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逐渐下降，工业化对城市化的贡献作用也由此开始表现出逐渐减弱的趋势。“钱—塞”发展模型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见表2-4。
表2-4 “钱—塞”发展模型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
从“钱—塞”发展模型来看，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在12%的时候，两者的增速大致持平，但在此后，城市化率比工业化率的增长速度要快。由于诸多条件的约束，中国目前两者的走势是完全相反的，城市化率明显滞后于工业化率。
值得注意的是，在工业化阶段划分的标准上，通常认为大国与小国以及小国内部不同性质的国家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在工业结构高速转换时期相应的收入水平不同（见表2-5），这一发现使进行比较更加具有科学性和针对性。
表2-5 不同类型的国家工业结构高速转换时期相应的收入水平
2.度量方法评价及其应用评述
目前学术界直接应用霍夫曼比例的情况较少：一方面是因为其提出的年份较早，公式中所用的消费资料工业和资本资料工业与后来所熟知的三次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差异，且没有相应的统计指标，只能用轻重工业近似替代，这就削弱了该指标的代表意义；另一方面是因为该指标是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自然转变的经验总结，并不能衡量转型国家或次生工业化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的现实情况。以中国为例，霍夫曼系数历史性转折点即该比例向小于1转变，不是发生在工业化进程的高级阶段，而是发生在工业化进程的起步阶段。这是由于这些区域的工业化进程是在消费品工业尚未起步或很低的基础上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从而使霍夫曼系数实现了超前转换，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抑制消费需求和向资本品工业部门倾斜的政府投资行为来维持的。但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化道路最终会被纳入“轻纺工业—轻工业—重工业”的一般工业生产方式的变动轨迹中（杨海军等，2008），所以该指标在实际应用的时候需要进行调整。朱应皋和王遐见（2002）应用了加以修正的计算方法，其计算出的江苏的工业化水平与现实情况差别较大。而杨海军等（2008）在考察了英国、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工业化历程后，提出了修正措施，并以江西、江苏两省为例验证了修正后的数据更符合中国工业化的实际。可见，修正后的霍夫曼系数的效果因地而异，目前学术界并没有一个可以让多方接受的方案。
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钱纳里和塞尔昆的城市化率标准在学术界被应用的较少，截至目前笔者所查的文献中只有袁天凤等（2010）在以四川为例探讨西部工业化问题时简单地用到。在现有文献中用到更多的是钱纳里多国模型、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国际标准模式”、配第—克拉克定理等。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指标建立在标准的三次产业结构基础上，数据的可得性与可比性较强，便于进行国际（区际）对比；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结构指标所揭示的是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模式，反映了各个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的基本趋势。在具体的研究中，郭克莎（2000）从我国工业化进程的特殊性出发，着眼于人均收入水平、三次产业结构与工业内部结构来诠释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其中的工业内部结构主要分为重工业化阶段、高加工度阶段和技术集约化阶段三个阶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的工业化只处于中期阶段的上半期，产业结构偏差和工业结构升级缓慢影响了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增长质量的上升。韩兆洲（2002）构造了内涵相似但表现形式不同的工业化进程指标，其数值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例提高的过程、三次产业劳动力构成优化的过程三者的加权平均数，得出来的结论是东高西低，区域差距较大。而陈佳贵等（2006）则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空间结构五个方面进行综合衡量，其中工业结构并不是霍夫曼意义上的轻重工业结构，而是利用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比重来表示。结论是中国工业化进程总体上形成了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形结构，并有向橄榄形演变的趋势。除了对中国总体工业化进程进行度量以外，亦还有很多学者立足于某一区域来进行区际比较，如罗文（2001）测定了湖南的工业化水平、刘东勋（2004）对河南的工业化水平的评价、王延中（2007）测定了环渤海地区的工业化水平、王卫东（2007）测度了宁波市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等。
（三）对工业化实现路径的认识和研究
工业化的内涵以及度量方法的文献回顾为科学评价传统农区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是工业化进程在空间上肯定不是同步推进的，故对工业化实现路径以及路径背后的支撑因素进行文献梳理对传统农区工业化空间分异的解释就显得特别重要。
1.发展经济学对工业化实现路径认识的演变
欠发达区域想实现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一方面要克服刚性的二元结构约束，这就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进行宏观调控；另一方面又要遵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政府要在“看不见的手”的框架下发挥作用。可见，欠发达区域的现代化就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而发展经济学对欠发达区域的工业化实现路径的理论演变也是围绕这两个因素展开的。从20世纪40年代诞生起，发展经济学的主流理论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20世纪40～60年代的结构主义、60～70年代的新古典主义以及80年代以来的新制度主义，其相应的政策取向经历了“政府至上”、“市场至上”和“制度至上”的演变。
在20世纪40～60年代发展经济学形成的最初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是刘易斯模型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等。受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短期的成功和市场经济国家短期内经济萧条双重因素的影响，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们主要强调资本积累、工业化与计划化三个方面，形成了早期发展经济学的“唯资本积累、唯工业化和唯计划化”的特征。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的就是他们工业化战略的实现，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有效使用资本可以促进城市现代经济部门的扩张，这是发展中国家由落后状态向发达状态变化的途径，并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机制设计为传统农业部门的缩小与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过程，且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计划与行政控制替代市场机制来推动工业化（任保平、洪银兴，2004），以避免Nurkse（1953）“贫困的恶性循环”。可见，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反对新古典主义静态的配置资源、边际调节和市场修补，不支持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自由贸易政策。与此相对应，他们特别强调欠发达经济体的结构刚性，并认为欠发达经济体想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彻底打破结构的刚性约束就必然需要依赖政府计划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价格扭曲机制来快速实现资本积累。但也就是由于对价格体系的扭曲，价格的变动短期内不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长期内也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这又由于不恰当的政府干预造成资源配置的“逆向选择”成为经济活动中的惯例，结果导致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相互交叉而存在，造成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收入分配恶化、贫困问题更加严重、农业萎缩和粮食短缺程度日益加重、市场机制遭到习惯性破坏等问题。“政府至上”的工业化政策实践与经济计划化的预期目标相差甚远，结构性问题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加严重，资源配置的无效导致这一时期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任保平、洪银兴，2004）。
与忽视市场机制不同的是，“亚洲四小龙”的空前成功迫使经济学家对传统工业化道路进行反思。以舒尔茨（2006）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开始对早期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提出尖锐的批评，重新重视农业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除了舒尔茨（2006）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之外，Jorgenson（1961，1967）的农业剩余模型与Todaro（1969）强调预期收入的劳动力流动模型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人们的行为方式与原则并无本质区别，都服从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因此价格机制在发展中国家不仅能够像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那样调节资源的配置，又由于发展中国家产品的供求弹性比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更高，价格的少许变动必然更能引致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照此逻辑，新古典主义政策的取向就是完全的市场化，排斥政府的作用。另外，随着计算机技术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完善，发展经济学家通过历史统计与比较分析，把工业化纳入经济增长过程中来，研究了影响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任保平、洪银兴，2004）。以钱纳里等（1989）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根据发展战略特别是贸易战略和政策的区别，将工业化的类型大致划分为外向型、中间型和内向型三种，这就把一国的工业化进程通过贸易战略与要素禀赋、结构因素与技术性质等制约条件联系起来，进而与一国动态的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贸易方式联系起来。而以林毅夫等（1994）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立足中国国情，主要强调比较优势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将经济发展归结为后发优势。
不管是“政府至上”的结构主义还是“市场至上”的新古典主义，都把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应用于发展经济学把二者有效地统一起来了，为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划分提供了一套分析框架，即政府提供一套能够保证微观价格机制灵活发挥作用的产权制度，防止搭便车与逆向选择问题产生。Polanyi（1957）在分析工业革命时主张制度变迁是经济发展的原因。受这一传统影响，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斯·托马斯（2017）将西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在人口对稀缺资源禀赋的压力增加时，那些支配产权规则的制度发生了变迁（拉坦，2014）。与林毅夫等（1994）、林毅夫（2003）坚持的技术替代制度的后发优势的工业化道路不同，杨小凯等（2003）认为如果只模仿技术不模仿制度，就没有动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优势反成了“劣势”。
但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市场以及在二者共同作用下的制度发挥作用的空间互相交叉而存在。因此不管是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还是新制度主义，都部分地描述并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也在自己的理论框架下对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回答，但是这种回答是不彻底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以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为研究样本，沿用的是新古典主义的边际分析与均衡分析。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经济条件、发展阶段、存在的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差别很大，尤其是还受到传统观念与旧有制度的双重制约，市场化改革举步维艰，新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制度变迁缺乏微观机制，导致制度变迁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动态的要素配置效率。因此，建立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验基础上的发展经济学并不能正确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的有效解决，在理论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
2.对中国工业化实现路径的研究
改革开放后的40年也是中国工业化快速推进的40年，学者们总结了中国工业化的运行轨迹，并探讨了不同地域的工业化模式差异、背后的影响因素以及可持续性等方面。赵伟和黄先海（1997）早期的研究认为中国存在两种显著的工业化模式，即珠江三角洲的以外来直接投资广泛利用为基础的“外资导向的工业化模式”和长江三角洲以民营经济为基础的“乡镇企业导向的工业化模式”。通过对两种模式的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两个指标的分析认为，两种工业化模式的外部结构趋势正在趋同，且就示范效应的角度来说，两种模式的推广和示范面临刚性的外部约束，因此笔者并不看好这两种模式在全国推广的前景。这一点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得到了有力的印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工业化模式既有的区域化特征得到强化并涌现了新的模式，要素的空间分布在某些特定区域受到非市场力量的左右。赵伟（2009）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中国工业化的实现路径从两种拓展到三种并将其进一步归纳：珠三角地区靠外资“投资下乡”，长三角地区靠民资“投资进城”，环渤海地区则取“公有资本大城市化”的路径。这些基于比较优势的工业化路径并没有说明一个半封闭的传统农区如何才能找到自身的比较优势并把它发挥出来，也就是没有说明像河南这样的传统农区如何寻找比较优势从而突破自身发展障碍实现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进一步地，由于要素的配置手段已从纵向的行政划拨逐渐过渡到横向的市场竞争，工业化与二元经济体制的不适应所产生的矛盾逐步显现，这种矛盾逐步扩大到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关系的研究中。赵伟（2009）认为中国三种不同的工业化区域范式引出三种不同的城市化路径模式。珠三角地区工业化促成了声势浩大的“造城浪潮”，催生了一大批新建城镇，而长三角地区工业化则促成了原有大中小城镇齐头并进的扩张，但就城镇空间布局而言，二者极其相似，即工业化与城市化促成了大中小城镇并行不悖的扩张，形成了由大中小城镇构成的一个比较完善的“城市生态系统”。与上述两者不同，环渤海地区很显然存在某种层层吸纳资源与“层层边缘化”的机制，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扩张便越快，而那些行政级别处于底层的城镇则多半处在衰败的边缘，这种边缘化呈现阶梯式特征。上述观点蕴含了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内涵和外延这一观点，即城市化实现的路径的不同主要是由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形成及其空间集聚与移动线索的不同而导致的（赵伟，2009）。产业布局和规模与其载体城镇规模密切相关，对城镇规模的争论最早由费孝通的“小城镇论”引出。费孝通（1986）基于对苏南、温州等地20世纪80年代早期乡镇工业化的实地考察，提出“小城镇—大问题”论点，认为小城镇化与就地工业化是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一种选择。而以安虎森和陈明（2005）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小城镇优先发展，他们根据对小城镇与大城市的要素配置效率的比较以及国际经验的对比，认为推进我国的城市化，需要彻底放弃小城镇优先发展战略，并大力发展我国的大都市区，推动城市间的分工与合作以及整合城市间的关系。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二元的工业化只是在既有制度框架下的最优选择，因此与大量乡镇工业相伴随的必然是众多的小城镇，但从制度变迁角度来看，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将越来越遵循效率原则。
对于像我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来说，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政府和市场在工业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对区域发展绩效产生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是什么。威廉·哈勒根和张军（1999）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博弈理论框架模型，其分析结果支持转型经济体制改革速度内生的假设，并且表明具有较好的初始条件与改革派政府的国家的经济改革的速度相对更快一些，改革速度的上升对经济增长率的正面作用相当大。张建君（2006）在分析大量经验数据的基础上探讨了经济发展中政府和市场（企业家）对经济平等和社会分层的影响。他发现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苏南）导致了更大的不平等，产生了收入和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而企业家推动的模式（温州）则出人意料地产生了相对平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