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区位理论文献回顾
工业化进程的度量及其发展模式演变从宏观上描述了不同区域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采取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本书的重点是探索工业化空间分异现象背后的规律以及影响因素，即为什么有的地区工业化所要求的相关要素协同效应较强，而其他一些地区则相对较弱？具体到传统农区来说，也就是要回答传统农区工业化为什么最先发端于类似长垣这些没有区位优势的区域这一问题，且其长期动态的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也相对较快。本书提出的内生能力的概念正可以解决主流经济学不能充分解释的“长垣现象”。为了更好地解释这种特异的经济现象，就有必要对“特定的经济活动发生在何处且为什么发生在何处”（彼得·尼茨坎普，2001）的问题进行理论综述，这就涉及区位理论。
（一）区位理论的发展脉络及述评
1.传统区位理论
从发展轨迹来看，区位理论始终追随经济学，经济学的每一次理论革命都推动了区位理论的发展（张文忠、张军涛，1999）。农业区位论是区位论的源头，冯·杜能（1986）在《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农业区位理论的思想，奠定了农业区位理论的基础。杜能依据农业生产活动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分析距市场不同区位的农业生产空间配置原则，即运费因子对农业生产配置的影响。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是最早的最小费用区位理论，该理论把区域地租作为逻辑起点，把运输成本作为农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子，这样不同性质的农业生产活动就会由于对地租和运输成本敏感程度的差异呈现典型的圈层结构，即著名的“杜能环”。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机器大工业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企业间竞争日益激烈，企业最佳区位选择就成为竞争获胜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重工业”和其他工业在区位上的集中以及因铁路运输系统的兴建和国际贸易的增长而引起的工业位移等种种问题成为区位理论的研究重点（涂妍、陈文福，2003），工业区位论取代农业区位论成为理论界关注的重点。劳恩哈特（Launhardt，1882）开创了工业区位论的研究先河，构建了工业三角区位论模型[1]，并认为运输成本最小化是影响企业区位决策的最重要的因子。韦伯（1997）是第一个对工业区位论进行系统分析的人，他最早提出了“区位因素”概念并试图利用这一概念回答企业为什么选择在某一区位而不是另一区位。韦伯将区位因素定义为经济活动发生在某个特定点或若干点上而不是发生在其他点所获得的成本节约，这种成本优势的大小取决于企业所处的位置，并因此可吸引企业的选择。他还区分了两类区位因素——区域性因素和集聚因素[2]，区域性因素影响初始选择，集聚因素影响未来发展。韦伯还将区域性因素简化为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依据最小费用原理，分析运费、劳动费、集聚三项区位因子对工业生产空间配置的影响原理，它们构成了韦伯工业区位理论的核心内容。
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垄断竞争成为常态，商品价值实现困难的增加导致市场开拓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市场作为一个重要的区位影响因素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后继者们不断修正韦伯以市场因素对产品价格的影响近乎为零的假设前提，成本型区位论逐渐向市场型区位论过渡。霍特林（Hotelling，1929）将市场区域纳入了空间竞争的分析框架，他突破了单个企业区位选择的传统分析思路，考虑存在市场竞争时企业如何选择区位，他认为能够占有更大市场地域的区位就是最佳区位。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发展，经济活动加速向城市集聚，城市在整个社会经济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克里斯塔勒（2010）最先把与城市结构体系有关的非生产性的服务业纳入人类经济地理活动的统一组织系统之中，生产方与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网络体系互相联系、互为补充，共同决定企业的成功情况。克里斯塔勒通过对德国南部的城市和乡村集镇及其四周的农村服务区之间的空间结构特征的研究，首创了以城市聚落为中心和通过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则等中心地区原则进行市场区网络分析的理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心地理论”。帕兰德（T.Palander，1935）引入了市场区的概念，他认为企业利润取决于从区位地点到市场区的比例，并且注意到空间竞争与交通体系的改善对市场区范围的影响。勒施（2010）在继承克里斯塔勒与帕兰德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市场需求作为空间变量来研究区位理论，详细研究了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结构对区位选择和产业空间配置的影响，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市场区位理论。勒施认为大多数工业区位选择的最终目标是寻取最大利润地点，并把利润最大化原则同产品的销售范围联系在一起。最佳区位不是费用最小点，也不是收入最大点，而是收入和费用差的最大点，即利润最大点。这样，不仅使区位分析由单纯的生产扩展到了市场，而且开始从以单个厂商为主扩展到了整个产业。胡佛（Hoover，1948）则考虑了更为复杂的运输费用结构来确定企业的最佳空间布局，他认为运输距离、运输方向、运输量以及其他交通运输条件的变化往往会引起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的变化，从而修正了韦伯理论中运费与距离成比例的基本图形。
以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为代表的古典区位论以供给不受市场需求约束的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为基础，利用静态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研究单个企业成本最小化的最优区位决策，两种理论均把企业生产成本最低作为确定企业最优区位的原则。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理论以供给受市场约束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为条件，以扩大和优化区域市场来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开始利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来分析区位问题，出现了主要分析企业区位选择中市场利润实现问题的市场学派。市场学派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把市场利润作为市场主体区位选择的动力，从根本上动摇了成本区位论的思想。总体来看，这个时期的区位理论重点是对单个企业区位选择进行静态的局部均衡分析，而很少对单个企业的相对静态、动态区位选择进行分析。
古典区位论主要关注微观区位的局部均衡问题而忽视了宏观区位选择的一般均衡问题。[3]随着二战之后各种分析方法和理论的逐渐成熟，区位理论更加接近现实，提出了“网络区位”的概念，企业的区位选择更接近现实的企业区位选择情形。该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哈克密（Hakimi S.L.，1964）、拉伯（Labber，1985）、蒂斯（Thisse，Jaques-Francois，1987）等。他们放宽了所有区位都具有相同生产成本、技术进步、收入变动不依赖于区位的假定，引入生产要素随区位不同而产生变化的情况，由此引出异类成本概念，用更一般的方法分析在生产要素具有替代性情况下的企业区位选择问题。在此基础上，还引入异类需求概念，认为在消费者地域空间非均衡分布时，需求和市场价格会发生变化，总收入依赖区位选择，由此放宽了各地产出价格相同的假设条件。在新古典区位论者看来，针对投入价格的地域空间变化，可以通过来源地和目的地之间的协调关系区分产品，认为它们在供给方面具有完全替代性，当外生的产出交货价减去到每一个市场的运输成本、外生生产要素价格和每一个投入区位的运输成本时，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产出区位便是整个网络体系中的企业最优生产区位，从而把古典区位论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分析从局部均衡向一般均衡进行了拓展。同时还认为由于资源禀赋和需求的地域空间分散性，企业开放式生产活动的最优区位也是分散的，由此他们把市场需求完全缺乏弹性的假设放宽，给出涉及生产区位问题的一般理论分析框架，把价格政策纳入区位分析，大大拓宽了传统的古典区位论的研究视野。
2.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源于20世纪80年代对新国际贸易理论和竞争优势经济学的研究（陈柳钦，2009），试图通过建立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弥补了主流经济学忽视空间地理概念而无法解释经济空间现象的不足（耿明斋，2006）。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1977）建立了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模型（即Dixit-Stiglitz模型或D-S模型），解释了消费者多样化消费的偏好与厂商追求生产上的规模经济之间存在两难冲突的原因，解决的办法是实现人口规模和资源总量增加，具体途径就是国家之间进行自由贸易。该理论描述的是两个资源禀赋相同且相互之间没有技术优势的国家，如果存在规模经济，那么两国也可以分工合作和进行贸易。在D-S模型的基础上，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Helpman，Krugman，1985）关于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的著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和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Helpman，1991）关于内生增长的著作《全球经济中的创新和增长》促成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形成并为其发展指明了方向。而克鲁格曼（Krugman，1991）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和藤田（Fujita，1988）在《区域科学和城市经济学》上发表的《空间集聚的垄断竞争模型：细分产品方法》则完成了对D-S模型空间意义的解释，被视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开山之作（陈柳钦，2009）。
克鲁格曼（1991）在《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一文里，在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假设下建立了CP模型（中心—外围模型，the Core-periphery Model），认为两个对称的区域会分别发展成为核心和外围区域，向心力（Centripetal Force）和离心力（Centrifugal Force）[4]这两种力量决定经济行为和经济要素在空间上是收敛还是扩散。该模型的中心思想是，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5]，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所占份额越大，则集中越明显。沃纳伯尔斯和李茂（Venables，Limao，1999）将运输成本纳入H-O（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修正了标准的H-O模型所确定的贸易和生产方式，认为外生的区位（市场的远近以及由此派生出的运输成本）将对贸易和生产方式产生重要影响。集聚经济源于报酬递增以及产业集聚随运输成本非线性变化乃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根本创新所在，突破了以往的“集聚经济导致集聚”的循环论证（陈柳钦，2009）。克鲁格曼的模型同时也证明了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现实中产业区的形成具有路径依赖性，产业空间集聚一旦出现，就倾向于自我延续下去（王缉慈等，2001）。
（二）对产业区位选择的认识和研究
1.产业区位的初始选择
分工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重要遗产，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开篇就详尽地阐述了分工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都证明了这样一个命题：分工程度决定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进而决定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而分工的程度又与资源的配置方式密不可分，计划经济时期由政府推动的专业化分工策略破坏了企业从市场交易中获利的动力机制，社会性的专业化分工体系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在某段时间还有所倒退。伴随着资源配置方式由纵向调拨转为横向的市场竞争，分工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又返回到对市场机会获利的衡量上。分工基础的这种质变，改变了参与市场分工的成本收益函数，具体表现为消除了参与市场分工的非市场成本。这部分成本的消除，意味着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短缺经济背景下，只要参与市场分工，提供短缺商品和服务就能获利（周文、李晓红，2009）。
转型时期分工和专业化对产业的市场化形成的影响只是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并没有考虑到区域之间的异质性，某些区域“地方性产业”的形成并没有遵循韦伯意义上的“区域性因素”，如浙江的温州、河南的长垣等地，换句话说就是为什么像温州、长垣这些农业基础薄弱、没有交通区位优势、资源禀赋缺乏且没有外部要素大量流入的区域却成长起来了庞大的产业集群。克鲁格曼（Krugman，1991）将最初的产业形成归结于一种历史的偶然，初始的优势因路径依赖而被放大，从而产生“锁定”（Lock-in）效应，集聚的产业和集聚的区位都具有“历史依赖性”（陈柳钦，2009）。耿明斋和李燕燕（2009）以河南长垣为案例对这种偶然的历史性因素做了比较系统的考察，认为正是恶劣的区位环境才使历史上长垣人对生存方式不断进行创新，逐渐孕育了长垣人务实、逐利、进取的价值观念，培养了长垣人创新和冒险的精神特质，这种历史形成的价值观和精神特质在中国市场趋向的制度性变迁中得到了最有效率的经济诠释。耿明斋和李燕燕（2009）非常重视企业家的作用，认为一个地区只要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家群体，某种产业就有可能在此区域形成和发展。金祥荣和朱希伟（2002）在详细考察温州鹿城制鞋、宁波服装、永康五金机械三地专业化产业区起源的历史后[6]，认为产业特定性要素在空间上的不断聚集是这些地区发展的主要原因。所以，在某些产业链条上拥有悠久历史的区域在体制转轨时期释放出来的市场机会也会成为本地的比较优势，从而原始的家庭手工业过渡到具有现代意义的制造业生产单元。王珺（2005）以珠三角西岸产业集群为研究范本提出了衍生型产业集群[7]的概念，认为一个地区的产业集群可能依托专业市场而发展起来，主导企业先以进行贸易活动为主，然后逐步转向以进行生产活动为主。这一模式依赖大城市足够的辐射力和区位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类似地区产业发生的情况。
2.产业集聚与产业区位选择
与克鲁格曼论及历史对国际分工模式所起的作用相似[8]，特定的产业在特定的空间诞生受到某种历史的偶然性因素所左右，这种因素创造了有利于产业生成的市场需求机会。接下来，假定最初产业布局状态给定，产业在某一地区的演变或者说在某一区域内的适应性如何则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主要集中在专业化的产业区的演化上。在现有的文献中，集群生成和演化被认为是贴近市场区位、基于历史事件所带来的需求机会、本地可使用的资源、主导企业以及外部经济效应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王珺，2005）。而一个地区可选择的产业并不是单一的，在这个地区内可能出现不同的产业集聚（Martin，1999）。至于一个地区究竟出现哪一种产业集聚，主要取决于上述所说的历史的偶然事件向必然事件转化的能力。克鲁格曼（Krugman，1991）在其“中心—外围”模型中考察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报酬递增对制造业区位集聚的作用机理，认为产业集聚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经济中制造业份额三个关键因素。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即使初始条件相同的两个地区，在历史偶然事件作用的条件下，也有可能分别演变成中心和外围地区。给定历史偶然事件，在存在收益递增的情况下，同类企业就会相应跟进，随着积累过程与外部性经济效应的发生，一个地区就会沿着自我强化的机制逐步被锁定在这种产业范围内（Arthur，1990；Humphrey，Schmitz，1996；Porter，1998）。金祥荣和朱希伟（2002）以浙江为案例探讨了中小企业在特定地理空间大规模集聚形成专业化产业区的机制，用特定性要素和重叠性要素之间的竞争解释专业化产业区的演化情况。他们认为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产业特定性要素的低流动性特征导致这些要素一旦在一定区域内生成便很难向四周扩散，经过漫长的内生演化与累积过程形成产业特定性要素的空间集聚状态，形成“地理锁定”现象。而正是这些产业特定性要素在特定地理区域内的集聚引发了专业化产业区的兴起与演化。所以，一个企业在区位选择上的决策主要取决于这个区位内的资源禀赋、要素储备以及交通成本等（韦伯，1997；勒施，2010；Scott，1998）。
克鲁格曼（Krugman，1991）把产业集聚过程中的外部性分为货币外部性与技术外部性[9]两种，并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货币外部性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在其“中心—外围”模型中重点突出的是货币外部性对产业集聚的影响。而后续的学者试图在技术外部性方面寻求突破。波斯玛（Boschma，1994）认为建立在新知识和新过程生产基础上的新企业相对来说具有区位选择的自由，选择哪里取决于偶然因素的作用，随后的发展便表现路径依赖的特征。格斯贝茨和施姆兹勒（Gersbach，Schmutzler，1999）通过两阶段双寡头模型探讨了存在产业内部和外部溢出效应条件下的生产与产品创新的地理分布，认为递减的联系的成本支持产业集聚，同时也认为存在产品创新的多重均衡。Marjolein和Henny（2003）认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程度的加深，技术能力积累对经济增长和提高企业竞争力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而Caniels和Verspagen（2001）则建立概念框架分析地理集聚影响技术能力累积的激励情况，突破了传统的产业集群的地理限制，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把产业集群置于全球化的虚拟学习环境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把克鲁格曼所说的货币外部性与技术外部性有机联系起来，弥补了克鲁格曼忽视技术外部性的不足。
可见，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家都强调经济活动集聚带来的外部经济对产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后续研究者就对这种规模经济的来源做了详细的研究。贝尔托拉（Bertola，1993）在内生增长模型框架下研究了存在报酬递增情况下的资本和劳动力的转移机制，模型支持区域经济一体化，认为在更广的区域范围内通过要素流动促使产业在地理上集聚。沃纳伯尔斯（Venables，1996）把产业集聚形成的动力机制定位于区域制造业上下游之间的联系上。与此类似，亨德森（Henderson，1997）认为企业之间关于投入市场和产出市场信息的交流、对公共产品成本的共同承担以及由众多企业进行分摊创造出的规模经济效益更有利于企业发展。
此外，罗曼诺等（Romano et al.，2000）利用一个全新的方法诠释产业集聚，他们用组织接近的概念来代替传统的地理接近的概念，认为组织接近是虚拟群动力的来源，而组织接近则通过供应链和客户关系管理来实现。他们突破了传统产业集群的地理限制，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把产业集群置于全球化的虚拟学习环境中，扩展了产业集群活动的空间。藤田和克鲁格曼（Fujita，Krugman，2004）还考察了异质性的劳动力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厂商在技术空间中能异化它们的技术，提高劳动资源配置的市场浓度，通过竞争外部性促使集聚经济产生。
作为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产业集聚的程度将影响区域经济的增长情况。马丁和奥塔维诺（Martin，Ottaviano，2001）建立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的自我强化模型，证明了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由于降低了创新成本，从而刺激经济增长。一旦循环开始，地方技术外溢便是必要条件。克拉夫特和沃纳伯尔斯（Crafts，Venables，2001）探讨了产业的区域集聚对区域经济绩效与经济增长具有的重要作用。Fan和Scott（2003）研究了东亚和中国的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发现，二者之间具有很强的双向促进关系，而新加坡、中国香港、上海和北京等城市都是利用产业集群策略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加速地区经济发展的例证。利奥等（Leo et al.，2001）以欧洲9城市为例进行的实证分析认为，产业集群对城市或更小的区域的经济发展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产业集群促进经济增长已经成为欧洲大多数城市实现长期增长的主要政策措施之一。Caniels和Verspagen（2001）在探讨了基于规模报酬递增的世界经济范围内产业集群的规模和数量，研究了国家产业集群政策与世界经济均衡发展的关系、产业集群与世界经济福利最大化的关系后，认为在均衡发展的条件下，产业集群数量太多而规模太小。产业在区域间的分布和集聚形态将直接影响各自的经济增长情况，产业区域间的集聚必然会产生“人格化”的区域之间的竞争。马丁（Martin，1999）注意到了集聚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认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良好的环境和示范效应，结果是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集聚优势的增加而增加。
刘恒江和陈继祥（2005）综述了国内外产业区的动力机制研究成果，总结出两方面的产业区动力机制，即内源动力机制和激发动力机制，在产业区的生命周期中表现为生成动力和发展动力。在形成阶段，内源动力机制起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历史和模仿机制；在成长和发展阶段，激发动力机制起主导作用，主要来源于外部环境与政府有意识地对产业区进行的规划、调控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