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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农耕文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在亚欧大陆的广阔土地中,大陆的北部形成了一条天然的草原地带,众多的游牧民族生活在此,大陆的南部及一些中部地区出现了一个个农耕区。从当时亚欧大陆各文明区的发展现状看,古中国、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在繁荣昌盛之时,位于它们北方的游牧民族正处于尚未开化的状态,文明远远没有产生。农耕文明相对游牧文明有诸多方面的进步性。在这种进步性的长期影响下,农耕文明率先进入了国家形态。农耕社会的发展进程始终要快于游牧社会。从历史上看,自然条件不能满足农耕的地方才停留在游牧社会,凡是自然条件能够满足农耕的地方,一定会进化到农耕社会。

农耕生产与气候条件息息相关。雨热同期是我国非常优越的气候资源,光照充足、降水丰沛、高温湿润的气候十分适宜农作物生长,是诞生农耕文明的重要条件。从事农耕,是古人实现定居的必然条件,而定居是一切高级文明产生的前提。农耕文明除了带来稳定的收获和财富,造就了相对富裕而安逸的定居生活,还为进一步衍生出高雅的精神文化创造,奠定了基础。

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规模小,分工简单,自给自足,不用于商品交换。农耕本质上要顺应自然,靠天吃饭,它无需培养尔虞我诈的商战技巧,而是企盼风调雨顺,营造人和的环境。尽管以渔樵耕读为代表的农耕文明也有争斗和战乱,但较之于游牧文明,有质的不同。农耕相对于游牧的好处就是,能大副度提高生产力,这样一来,才会有一些吃饱了没事做的人去想吃饱之外的事情。如研发科技,发展文化。

中华文化是有别于游牧文化的一种文化类型,农业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华文化的特征。中华文化兼容众善、合而成体。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都具有排他性,但是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传入中国,却被本土的儒道文化所吸收融汇。“大同”、“和合”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礼义廉耻”、“仁爱忠信”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婚丧嫁娶”、“岁时节日”成了中华民族的民俗活动。

游牧文明掠夺式特征,诞生于狩猎文化,与滥觞于种植的中国文明存在明显的差别。根据已发掘的化石可以看出,在13万年前就有人类在非州大陆上出现。由于气候的改变引起生存环境的变更以及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人口压力的逐渐增加,原始初民逐步迁移到其他大陆,并且由于地理隔绝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种族和亚人种。

非洲大陆最早的原始初民靠狩猎和采集野生动植物为食而求得生存的。他们随着季节的变更而进行或长或短的迁移,以获得更丰厚的食物,这从对非洲一些原始部族的人类学研究中可以得到比较推论。对于草原地区来说,采集的基础原本非常薄弱,部族的主要食物来源依靠捕猎,不得不跟随兽群的迁徙而迁徙,以便获得足够的肉食。在这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畜养动物比起单纯地追猎野生动物来说更有保障,养畜业便慢慢发展起来。马的驯化则为游牧文明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持,对于放牧的畜群能够更加便捷、省力地控制。

狩猎是一种原始而古老的生产方式,也是一种原始而古老的习俗,曾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食物的富足,原始血腥的掠夺式狩猎文化已经开始退出历史舞台,注意生态平衡的保护已经成为当今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主题。

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作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类文明成果,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演变的重要因素和重要基础。历史上,游牧式的文明经常因无法适应环境的变化,以致突然消失。而农耕文明的地域多样性、历史传承性和乡土民间性,不仅赋于中华文化重要的特征,也是中华文化绵延不断、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看今天猿猴摘果而食就可以想见,上古初民栖身于山林时采集野果为食的情景,那是最原始最富自然性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采摘野果为食是初民最原始的生存方式,与猿猴近似,无论对于身体还是对于智能的发展来说,人光靠采食野果是远远不够的,必然会寻找更好更有营养的食物。偶尔采点野菜充饥应是弥补野果的不足,而像后来《诗经》所描述的大量采集多种野菜为食,应该是火食遍行之后才可能的事情,因为生食多种野菜是很容易致病或中毒死亡的。

在捕获能力还不强的时代,初民食用斗死、病死而未腐的动物肉。拾取野火直烧野兽的残肉为食进而发展为烹饪技术。初民在捕获鸟兽鱼鳖方面很用心用力,方法不断改进,工具不断发展,效率不断提高。工具、武器是人手臂的加长和延伸,是人类智慧的产物,能够制造、使用并不断改进生产工具,是人与其它动物的根本性区别。先用长干扑击,再织长柄畢捞捕,发展成为织各类网罟羅捕(最初网不是丝网,可能是用野生葛藤类编织的粗畢网,先民织网的技术比丝麻纺织要早得多);先用土、石块抛击,再用弋发弹丸飞击,发展为弯弓飞矢射击。上古早期捕鸟为食曾经是最主要的生产生活内容,比捕鱼获兽更重要更常用,可能那时的禽鸟多而且肥笨易捕,后来罗捕得太多了,致使鸟越来越小,越飞越高,人不得而食,只好把重点转移到捕鱼狩猎上去了。射鹄之鹄是大水鸟,即大天鹅,用大天鹅作为射箭训练的靶心,可见射鸟是初民最常见最重要的生活内容,初期弓箭的主要作用是射禽鸟为食,后来才发展为射猎野兽,最后才用于战争。练习射箭的箭靶“侯”不但成为射礼的象征,后来还成为诸侯之侯的爵位名,善射的后羿被神化,可见射箭技术在上古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弓箭的发明和使用历史悠久,可见其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入而绵长。

禽鸟是初民早期大量捕获为食的对象,它们中的水禽猛鸟又是捕食鱼类或其它弱小动物的能手。由于水禽猛鸟有飞行的便利,捕获弱肉的能力和效率比人高得多,因而受到先民的羡艳和敬重,于是有神鸟、尊鸟出现,反映了古人神化和敬重生活资源的心态。人因鸟自由翱翔于天空而想象它们易通神灵,于是五方都有神鸟,“凤、鸾”被构想成具备一切动物的最大能力和最好品质的神鸟,用来象征帝王和圣贤。人死后棺木以羽毛为饰,体现了初民“羽化登仙”的理想。古人希望象告天鸟一样高飞至天,于是以知天雨鸟来冠天文官,以护田鸟为守山泽之官名,以勇雉来冠武士,仿锦鸡之鲜冠而为冠服,这种敬畏与羡艳的情感,超越了捕鸟为食的实际生活需要。初民捕食鸟肉,仿鸟巢居,羡鸟高飞,听鸟婉唱,关系非同一般,印象至深,其情至浓。禽鸟既是被捕食的重要对象,又是人们羡慕和模仿的捕食高手,初民重鸟爱鸟,禽鸟在上古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初民羡慕水鸟捕鱼而食的本领,对这些捕鱼能手特别关注和敬重,至有“鱼虎、鱼师、鱼鹰、天狗”之类的美称。先民设法捕食肥美的水鸟和矫健的猛禽为食,同时又从它们那里虚心学习捕鱼本领,乃至养活鱼的本事,比如鹈鹕颐下有皮袋盛水以养鱼可能对最初的淡水养鱼有启发。先民在山居采果菜捕食禽鸟而食之后,然后逐渐顺水而下,得鱼盐之利,入河入江靠近大海,从猛禽水鸟学习捕鱼技术,鱼类一度成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鱼鳖是食物链中的低级动物,是营养价值高的上等美味,它们以巨大的繁殖能力来维持种类的生存与传递,真所谓“鱼鳖不可胜食也”。《诗•大雅•旱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即是,扩展指似鱼的各种水栖动物。初民把水生动物都笼统地称为“鱼”。鱼作动词是捕鱼,后加形符作渔,“鱼—渔”古今字。初民先山居,把一切动物称为虫(蟲),老虎也称大虫,后才为求鱼盐而逐水居住,即先食鸟兽而后食鱼鳖,故训鱼曰“水虫”。《史记•周本纪》周武王“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其地多水多鱼,当是以鱼嘉美为国名。禹之父名鳏是以大鱼为人名而有图腾意味,足可见先民重鱼之情。

对于力量不足且工具还不够先进的上古先民来说,捕食大兽和猛兽被视为畏途,关注它们,一是为了捕得食物,二是防范它们的侵害,人兽互斗的故事源远流长,与罗鸟捕鱼的便利与安全不能相比,故大规模狩猎、畜牧生产之前的捕猎野兽,只是捕食禽鸟鱼鳖为食而不足的补充成分。初民山居草处,最难防的是致人死命的毒蛇,因印象强烈而用蛇形的蟲(虫)来统指各种动物,连鱼鳖类字也都从虫构形。后来逐渐分化,鸟类称禽,鱼类称鱼,家畜称畜,猛兽称豸,又野兽通称獸(兽),于是虫词义缩小只指昆虫类了。统称鱼鳖鸟兽为虫时,是早期捕捉觅食阶段,至野兽单称时则发展到成熟的狩猎生产阶段。

弓箭是中石器时代后期及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的狩猎工具,弓箭的出现,标志着狩猎生产的高度发达,而猎犬是狩猎生产中助人狩猎的重要工具。猎物多了吃不完,自然会喂养起来,这就进入了畜牧业生产的最初阶段。中国上古时期的畜牧业曾一度是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其繁荣阶段大约起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而止于商代:“在商代的青铜文化出现之前,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家养牲畜已有猪、狗、鸡、黄牛、水牛、马、山羊、绵羊、猫等近十种,人类文明生活中饲养的几种基本家畜,即所谓六畜——马、牛、羊、鸡、犬、豕都已齐备。”鸡是禽类,由野生鸟类驯养而来。

在奴隶社会的夏代,畜牧业逐渐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以猎狗为主要工具的狩猎生产还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商代的畜牧业已发展到高级阶段,与此同时商代的农业也很快发展起来。这时的农业逐渐超过了畜牧业而成为第一重要的生产方式,畜牧业逐渐退出主位而成为农业生产的辅助方式,耕牛的地位大大提高并稳定下来。与此相伴,其时战事频仍,“车”字在甲骨文中多形多态,战马的重要作用与日俱增。马为战争凶器,羊则被视为祥善之物,与牛共为祭祀之主牲,至此,五畜齐备,且各呈其能,各尽其用,各有特征。

犬主狩猎,豕主食用,牛主祭祀与耕作,羊主祭祀与食用,马主驾战与服乘。五畜中,犬发达得最早,狩猎时代早于畜牧农耕时代,猎犬是狩猎时代生产生活的主角,占着五畜之首的地位。豕是五畜中地位最低的,豕性憨拙蠢笨,但体肥肉多,狩猎时代豕是最易获取的猎物。豕繁殖快、易育肥,是肉食家畜的典型代表,圈养的豕就成了猪。牛为大物,耕作时力大而耐劳,性温良而合礼教,为祭祀上品,故太牢以牛为代表,甲骨文中的“骨”只是牛肩胛骨,也说明牛在祭祀中地位突出。“牢、物、牺牲、犁”字都从牛旁,说明畜牧农耕时代牛的地位上升而犬的地位大降,牛取代了狩猎时代犬的五畜之首的地位,高升为“牺牲”乃至“万物”的代表者,使猎犬降格为“狗”。羊性最善,体形适中,毛软肉美,最合中庸之道,故羊为吉祥的象征,“羊”是“祥”的本字,“善、美、義、羞、羡”等美好之字都从羊,羊合礼教需要,为少牢的代表,与牛一样是祭祀的上品,五畜中的“犬、豕、马”字用全身来象形,惟“牛、羊”二字以其砍下献祭的头来象形,说明它俩在祭祀中的地位最重要。马高大健美,勇武剽悍,奔走疾速,能驾车、能骑乘、能耕作、能运输、能观赏和比赛,在战争、农耕、生活、休闲等多方面都有重要作用,五畜中马的用途最广、价值最高,在五畜中发达较晚,涉及面最广而数量最多。

从采集野果野菜发展到农业耕种生产,从捕获狩猎鸟兽发展到家庭饲养的畜牧业生产,从网捕鱼鳖发展到淡水养殖的渔业生产(西周时期养殖淡水鱼),这是我国古代生产生活发展的三条主线。上古时代之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其实代表四个生活阶段。因为先民是群体性的生活模式。伏羲氏开始有渔猎社会,家庭饲养,从事畜牧。神农氏时变成农耕社会,往后就是黄帝轩辕氏,耕田凿井,男耕女织。

远在新石器时代,随着石铲、石犁、石制耘田器的出现,以及野生粟、稷、稻的驯化和选育,农耕生产逐渐发达并成为先民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手段,农业的发展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面貌,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快速发展。石器、木器、骨器和蚌器农具产生较早而不够便利,青铜器造价过高且欠锋利,虽然多处西周遗址出土过铜镬、铜铲、铜镰等农具,但使用并不普遍,直到铁器的广泛应用,才使农业生产得到飞跃性的发展。我国铁的治炼与铸造技术至迟发明于春秋(前770—前477)。燕国故城的河北易县燕下都宫殿遗址周围有3座铸铁作坊,发现很多铁块、铁渣、炉渣、红烧土地,并有镰、铲、镬、犁铧等铁制农具。铁制农具的发展推动了耕畜牵引耕犁的普遍应用,犁耕逐渐取代人手耒耜之耕。虽然牛的驯服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完成,但畜牵耕犁是在东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发展并逐步推广的,春秋诸国故城遗址出土的铁制犁铧即是畜牵耕犁开始应用的象征。铁器耕具锋利而又耐用,把农业生产提升到相当成熟的高级水准。牛耕与铁器耕具广泛应用之后,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形制就基本定型了,此后千百年无多变化。

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中游地区就已经生产粟、黍等干旱作物,长江下游地区已经生产水稻了。“禾”字象有根有杆有叶而垂穗的庄稼之形,或指古粟,或指粱类。农耕之初,谷物种类甚少,先民还没有分类的意识,故农作物通称曰“禾”,幼苗、整株、穗实也笼统称“禾”。禾在北方为黍稷粟粱,在南方为稻。“禾”在先民眼中是天授“嘉谷”,其性和美。古人用禾作为儒家温良中和哲学的象征,在中和义上“禾—和”为古今字,足见“禾”在先民思想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

祭祀是中国的一种信仰活动,源于天地和谐共生的信仰理念。天地信仰和祖先信仰产生于人类初期对自然界以及祖先的崇拜,由此产生了各种崇拜祭祀活动。祭祀活动,进贡上香,叩拜行礼,庄重肃穆,一丝不苟。祭祀礼节祭品有一定的规范。备供品向神灵或祖先行礼,表示崇敬并求保佑。拜天地、祭神明,祈求神明和祖先保佑风调雨顺,祈祷降福免灾。古代祭祀时,牛、羊、豕三牲全备为“太牢”,只有羊、豕为“少牢”;天子祭祀用“太牢”,诸侯祭祀用“少牢”。君主祭天神地祈,诸侯大夫祭山川,士庶祭祖先和灶神。

万物有灵形成多神崇拜,中国古代宇宙观最基本的三要素是天、地、人。周朝时,依据《周礼》,古人以六辂祭祀昊天上帝和东、南、西、北、中五方天帝。六辂祭祀:一曰苍辂,以祀昊天上帝;二曰青辂,以祀东方上帝;三曰朱辂,以祀南方上帝及朝日;四曰黄辂,以祭地祗、中央上帝;五曰白辂,以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六曰玄辂,以祀北方上帝及感帝、神州。

昊天上帝作为华夏文明的最高神,自古受到朝廷公祭。在殷商甲骨文中,昊天上帝称帝,或天帝,他是自然和下国的主宰,他的周围还有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作为臣工使者,五方天帝辅佐。在古中国的原初神话和宗教信仰体系中,商周之时“帝”的称呼出现,意味着“最高的主宰”出现,上帝的信仰起源于对“天”(天空、宇宙)的崇拜。早期初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低下,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不是来自于自身,而是来自于自然的恩赐。早期初民的生存发展是与自然条件密不可分的。长此以往,大自然在先民的心目中逐渐被人格化、神化,成为一个有思维、有情感的客观存在,是为昊天上帝,代表天或者等同于天,昊天上帝又称皇天、天帝。

贾公彦疏《周礼•天官》“祀五帝”。五帝又分太微五帝(五行人帝)和先天五帝(天上之帝)。五帝有先天五帝和后天五帝之分。先天五帝为统治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之天神、天上之帝,即东方天帝、西方天帝、南方天帝、北方天帝、中央天帝。后天五帝即天下之帝(华夏上古五位贤君圣主,先民相信他们死后会成天神),即东方青帝太昊(伏羲氏)、西方白帝少昊(金天氏)、南方赤帝神农(魁隗氏)、北方黑帝颛顼(高阳氏)、中央黄帝轩辕(有熊氏)。五行人帝是“五行精气之神”,人间的帝王和朝代就是五帝轮流所感应而生的,因此也称为“感生帝”。如尧是赤帝(神农氏)所感生的,舜是黄帝(轩辕氏)所感生的,禹是白帝(金天氏)所感生的,汤是黑帝(高阳氏)所感生的,周文王是苍帝(太昊氏)所感生的。帝王祭祀皇天的同时也要祭祀与自己一朝相应的人帝。

随着朝代不同,君主祭祀的最高神也不同。例如秦襄公祭祀白帝,秦宣公祭祀青帝,秦灵公祭祀炎黄二帝,秦统一后祭祀以上四帝,西汉在四帝的基础上加入黑帝,称为“五方天帝”,东汉则以太一为至高神,凌驾于五方以上。天本来只有一个,但汉代谶纬之书风行后,便出现了“六天”之说,认为天帝有六位,“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据说,天上的紫微宫是天帝之室,北辰(北极星)名耀魄宝,即为昊天上帝,一名“太一”,是“天神之最尊贵者”。六天帝中的昊天上帝可代表天,而五方人帝不可代表天。《隋书•礼仪》所说:“五时迎气,皆是祭五行之人帝太皞之属,非祭天也。天称皇天,亦称上帝,亦直称帝。五行人帝亦得称上帝,但不得称天。”

在先民的观念中,土是万物之母,田地是安身立命之根本。中国社会很早以来就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社会,华夏文明的本质就是内陆封闭型的农耕文明。自远古以来,土地一直是中国人生产生活的根,“土地根”的意识浸透了中国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伴随着,便是对土地、谷物诸神的崇尚。原始农业生产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都是尽人力而赖天意的,上天风雨不调所导致的歉收和饥荒太频繁了,给人们的威慑感太深刻了,“望天收”的农业生产强化了先民对上天的敬畏,认定禾谷庄稼是上天的赐与,要想有收成而不饿肚子,要想民有食而国安宁,就先要祭祀上天、土地和谷神。直到清代,皇帝最重要的祭祀是祭天祈谷,然后才是宗庙祖先。故宫有天坛,天坛主建筑是祈求谷物收成的祈年殿,再有地坛祭祀土地神,有先农坛祭祀农耕先祖。

华夏农业文化长期封闭,各地人对自己土地的依赖十分突出,汲井而饮,爨薪而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使得农业生产在古代中国发育得很早,对先民的生活影响很大很全面,农业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一直都十分重要。由于地域的封闭,相对古希腊那样的海洋文化而言,古代的华夏文化是典型的内陆农业文化。华夏文明发祥于黄河与长江流域的内陆,是地道的黄河文明,即大河文明。

古代中国东南两面临海,漫长的海岸线和辽阔的海洋孕育了悠久的海洋文化。考古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沿海地区就已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从河姆渡人最原始状态的海洋捕捞与长距离的航海活动,到声名远扬的“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时庞大的船队都充分说明了中国古代的航海业和航海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造船业的发达,罗盘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航海知识的增加,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必要条件。郑和的船队,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夜间观看星斗、水罗盘定向,保持航向。航海天文定位与导航罗盘相结合,提高了测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古人称“牵星术”。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使用海道针经(24/48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牵星术(天文导航)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郑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术,是以海洋科学知识和航海图为依据,运用了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探仪等航海仪器,接照海图、针路簿记载来保证船舶的航行路线。罗盘的误差,不超过2.5度。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书中指出:米尔斯(Mills)和布莱格登(Blagdon)对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在途经的国家,郑和船队用中国的特产换来了象牙、染料与宝石等商品,并为皇帝带回了长颈鹿、鸵鸟、金钱豹、狮子等珍奇动物。郑和使团在与不同国家进行文化、经济交流的同时,没有占领别国一寸土地,没有建立一个要塞,没有掠夺一份财富。郑和用言行向所有外国人证明:中国人最讲信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于1998年所评出的千禧世界航海家名人里,郑和是东方唯一入选的人物,而他入选的主要原因便是由于他从未公开表达对殖民主义的期望。利玛窦曾经这样评价:中国的皇上和人民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因为他们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

历代皇帝对出国使臣颁令:“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兴兵。”不管在哪个朝代,道德都排在第一位。《易经》告诉我们:攻击别人是不对的,以守为攻,防卸敌人是可以的。你不打我,我绝对不打你,你若打我,我一定还手。我们从小教育小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不能先动手去打别人,打别人是不对的,若是别人先动手打你,你一定要还手,但不可以打伤别人。”止戈为武,这也是我们送他去学跆拳道的初衷。

明成祖对海外诸国采取怀柔政策,厚往薄来。陈祖义占领一海岛,纠集一支海盗队伍,专门抢劫客商钱财。郑和计诱生擒陈祖义。郑和使团携诸国使者、押陈祖义还朝。明成祖下令斩杀陈祖义,宽恕了谢罪的西王,赏赐了旧港之战的有功将士。郑和使团执行成效卓越。明成祖因此信任和支持郑和。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历史性地开辟了亚非海上航路,宣扬了中华文化的和平精神,具体地实现儒家仁政:不靠掠夺他国来增加财富;不发动侵略战争转移民意;与远近各国相安无事,共享太平之福。

中华文化五千年绵延不断,是因为《易经》的中道思维影响中华民族,以迄于今。“中”这个字,原本是一个图腾,也就是太极图像。中道其实便是太极之道,后来由尧帝传给舜帝,从此圣圣相传,成为中国的道统。孔子集大成,以中道思维删《诗》、《书》,赞《周易》,订《礼》、《乐》,作《春秋》,把中道思维,贯通于六经。中国是一朝君主一朝臣。皇帝一改,改朝换代。中国历朝历代有一个不会变的经叫做道统。只要道统不变,中华文化就不断层。中华民族就永远存在。

孔子的思想言行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大约就是一个“仁”字。什么是“仁”?“仁”从字形上就是一个“人”和一个“二”,意思就是两个人相处。仁就是心中有别人。仁就是两人关系和谐,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基本的“两人关系”的和谐。仁就是人与人互动的最基本的东西——道德。两人相处,你对人家不好,就是不仁;你对人家不诚恳,就是不仁;你对人家没有信用,就是不仁;做人家儿子,你对父母不孝敬,就是不仁。一个不仁的人,智慧越高,知识越多,害人越多,因此“智”要与“仁”结合起来。

礼乐是“仁”的外化。孔子要行仁政,就是礼乐之治。孔子讲的礼有两个维度的内核,一个是以亲疏作为判定依据的“孝”;一个是以尊卑作为判定依据的“忠”。儒家文化对论资排辈的强调,源于农业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孟子•滕文公上》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孟子对五伦的简要的阐述。《礼记•礼运》中对孟子的五伦说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解为“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五伦”是儒家所倡导的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仁”即是“人”,当你把这五种“两人关系”处理好了,社会和谐了,你就是真正的“人”。“仁”是儒家最高的道德境界、为政境界和理想境界。

上古《易经》被儒家尊为儒学六经之首。伏羲在河南淮阳创造八卦,周文王将伏羲的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孔子拜读易经六十四卦后,写下了十篇心得笔记,史称《十翼》,《十翼》是对《易经》的诠释。孔子在年过50时开始捧得《易经》在手,通过虔诚细心的研读,结合文王撰写的卦、爻辞文,以其超高的才智对《易经》的核心内容六十四卦内藏的哲理精义加以深悟领会和深入发掘,又借助于其时已形成的朴素辩证法、思维理念撰写了赞《易经》又解《易经》的“十翼”之著。

所谓“十翼”,是后人对其十部大作的称颂之谓。《易经》如同腾飞在高空彩云里的大鹏,虽同云光灿灿,却耀眼而难睹其姿。孔子的十部大作,即《系辞传》上下两卷,《彖传》上下两卷、《象传》上下两卷、《说卦传》一篇、《文言传》一篇、《杂卦传》一篇、《序卦传》一篇,好比为《易经》增添了十只健壮的翅翼,使大鹏雄威展翅,拔云高飞,晴空翱翔,令美姿展现于世人之目,清楚可见。

《系辞传》从“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等主旨出发,从事相关认识论以及理性思维方法与易义联系的论述,对六十四卦的产生、原理、意义进行了系统性的评说。尤为可贵的是,其从《易经》的原有辞文中所阐发的许多关于事物矛盾的运动、变化、发展规律的理念,极具哲理,令人深思,显示了世间事物的真实性,是一般人难以看出和想到的。它们构成了代表《易经》哲理最重要的纲领,从思维和存在、主观与客观联系的角度,给当时人以及后来人以全方位的启迪,为世人代代连续攀登认识论的高峰提供了坚实的阶梯。

《彖传》传——彖,只是用在《易经》中论述卦义的文字。在北宋欧阳修的《新营小斋凿地炉辄成》中也用过,说:“周公彖凶吉。”可知“彖”指的是判断。孔子写《彖传》,以卦德、卦象、卦位为依据,对《易经》六十四卦的卦辞、爻辞作出了具有高透度的诠释与发挥;对全部的卦辞、卦义、爻辞、爻义作出了诠释说明。

《象传》分大象和小象两类,大象是对全卦的解说,其中对卦象、爻位的象征意义内涵作出了专项注释,集思广益地落实于人事上,告诫人们如何把握做人之本,成事之道。

《文言传》专对乾、坤两卦作了高深层意义的解释,以天有生生不息的功能与易变的法则,成为统率万物万象的根本和生命起源的哲理,告诫人们应如何遵循天人合一的大自然规律,创和谐,求美顺,获兴旺。

《说卦传》具体说明八卦内涵的玄机,成为象数占筮的理论基础。其价值在于通过采取天数三、地数二,以奇、偶数象征阴阳的方式,建立起了古代以观察天地阴阳变化规律为基础、以“蓍占”为配合的预测学原理及模式,启示居统治地位者应如何承顺优良的道德、运用合宜的法规治理天下,同时告诫普通人应如何思考万物生、成、失、灭的自然规律,以喻自身循守优良的心性及行为道德,以优化人生。

《序卦传》用简洁的语言,集中介绍了《易经》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从头至尾串联一起,由首卦“乾”为万物之始说起,一直解说到末卦“未济”,阐述天地间万物不可穷尽的运动现象。

《杂卦传》主要是对“综卦”及“错卦”的大意及其内在联系作出简略的说明。

《易经》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独特发现,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心理。耕田凿井,聚族而居,使中华民族必须崇尚实际。古人通力合作,不可能产生希腊式的个人主义,也不可能像印度民族那样,憧憬来世和前生的状态。个人主义,到头来必然众叛亲离、孤家寡人。群居生活,使我们明白做人必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遵循天道而行。大家通力合作,齐心协力,才能够争取生存。农耕生活的平实性和协和性促使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并且重视和合。历史发展反复证明,中华民族无论怎样一波三折,甚至分分合合,维护团结、追求一统的历史主流始终没有改变。大同世界,容许各地有不同的小异。大同小异,成为平天下的最佳写照。一统天下并不是统一天下。一统天下是平天下的结果,大同小异,统一到差不多,皆大欢喜。

古代学者郑玄《易论》所说:“易含三易: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简易指的是“顺变”(常变),即事物顺时、顺势的常规变化。简易即是简单的变化,简单的道理,逻辑概念十分简单。事物若向前发展,是一步步地提高,一步步地增强。事物若向后退,向后缩,也是一步步下降,一步步减弱。好比以“一”为基数,依次递增而变为二、三、四、五……百、千、万……等,直至到达更多、更大的数。简易告诉人们:处事求成,如同由“一”为基数的加减法,得沉住气,慢慢来。无论什么事情,有常就有变,有变就有常。常与变是平常事,变也得逐步地变。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动物的幼、老、病、死;植物的生、茂、枯、槁;时令的春、夏、秋、冬……这一切变化都是人的意志无法违逆的。你不想变,它也在一步步地变。你想变,它也在一步步地变。也就是说,不论多么复杂的变化都是从“简易”开始。纷繁万象用简单的阴阳来概括。明白这一道理,对人生处世判断因果、计谋进退有利。

“变”就是“易”,“易”就是“变”。“变易”既包括质的变化,又包括性的变化,也包括量的变化。无论变化的程度如何,所反映的都是事物自然时态展现的必然过程。事事万象不同,随时在变。

本体是从来不变的,只有现象在变。原则是不可以变的,但方法可以变。基本法则不能变,这是《易经》里“不易”的部分。由己及人,推己及人,由亲及疏,效天法地,共同借镜,由自然现象推及人事演变,共同顺应自然规律,体会做人做事的道理。人人自强不息,人人以品德修养为重,必能有效化解当前的困境,共同走出光明的未来。

弄懂了不变的,才能把握变化的,并且能把纷繁万象的变化简单化,把看似简单的周密化,这就是“持经达变”。

“经”是不易的常则,“变”指不断的唯变所适,便是变易的现象。“经”是完整的思想体系,“变”是圆通的应对事物。持经达变是应用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圆通地应对事物。

人类的知识,不断进步。知识随着时间、空间而变化,属于变易。知识不能遗传,必须由浅入深,从头学起。智慧能够遗传,龙生龙,凤生凤,历久常新。智慧恒久不变,只看有没有获得有效的启发,属于不易的部分。“经”是人类的智慧,代代遗传不易。“变”是人类的知识,时时都有新的发展。我们能够不断地继旧开新,关键在于有不易的生活法则,用以调整变易的生活方式。

知识配合智慧的掌控,以期运用得宜。智慧适时开启,才能明辨知识的真伪和效用。人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智慧和知识的交易变化。一切操之在我。人除了控制伦理道德外,一切都不可控制,所以求仁得仁。

“仁”是《论语》的思想核心。仁,首先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真实的状态,这种真的极致必然是善的,这种真和善的全体状态就是“仁”。孔子确立仁的范畴,进而将“礼”阐述为适应仁、表达仁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待人接物的规范,进而明确“中庸”的系统方法论原则。孔子告诉我们,人除尊重自然之外,还要重视人伦道德。儒家思想的核心:一是顺应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世间万事万物都是自然的阴阳变化,一切事物,不是阴消阳长,就是阳消阴长;一是自我修炼,要仁爱,要好学,要反省,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活到老,学到老,修到老。

在古希腊,人们对善的认识同我们的先哲对“善”的定义和解释基本上是一致的。善不仅有好、可欲、有益的意思,还有幸福的含义。孔子提出“里仁为美”,墨子认为“务善则美”,孟子认为“充实善行”是美德之人,只有善的,诚实的,心灵才是美的。古人先哲将心灵美称做“内秀”“性善”“仁”“诚”等。苏格拉底认为:对于任何人有益的东西来说就是善。他甚至将善的知识称为“一种关于人的利益的学问”,而“一切可以达到幸福而没有痛苦的行为都是好的行为,就是善和有益”。苏格拉底的善,希腊文中本来就有好、优越、合理、有益、有用等含义。苏格拉底认为:美就是善。他认为美德就是善,善是至高无上的宗教。“真”是符合规律,“善”是符合目的,“美”是二者的统一。

孔子重视教育,重视对人的培养,并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教学原则,使自己的主张得到有效的传播。《论语》反映了孔子的教育原则。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孔子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记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答司马牛“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牛则答以细目。孔子回答子路和冉有的同一个问题,内容完全不同。答子路的是:“又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的是:“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包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责任心。

儒释道三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释道三家跟西方的宗教相比较,儒释道三家是达不到宗教严格的标准的,因此中国没有宗教。西方最高的信仰是宗教,中国最高的信仰是道德。儒释道三家阐述的都是《易经》的道理。儒家站在求生的立场来阐述《易经》;道家站在保生的立场来阐述《易经》;佛家站在乐生的立场来阐述《易经》。儒释道三家立场不同,但是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之间没有排他性。人一旦有了排他性,就没有包容性,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会走极端,就会偏道离开了宗道。人的尊严是自己作主,否则是没有尊严。人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起全部的责任,才是顶天立地的人格,才是真正的人。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孔子,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几乎成为汉武帝以后每个皇帝的御用法宝,尤其经过儒者的理论发展,对于稳固封建统治的社会结构,儒学起到了其他任何学说无可取代的作用。从等序严明的社会结构,到相应的社会观念和意识形态,儒学构成一个自制度到思想的严密体系。从对现状的批判,到提出目标清晰的政治理想,从人类本质的思考,到人生行为规范的制定,从政治措施到文明教化,从求学态度到认识方式,再加上从思想主干孳生出的各个分支,孔子完整的理论体系,以及孔子思想的完备结构,使得儒学在后来的两千年历史中,成为屹立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心的大厦。

孔子的儒家和佛家道家和平共处,统治者既不要求人信佛或信道,也不勉强佛徒或道徒信仰孔子,所以两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由此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影响,也可以看出孔子的智慧。从公元前一世纪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繁荣富强的文明国家。

“孔子的智慧”并非单指孔子总结提出的事物万象“一分为二”这伟大的命题;同时,孔子最先对义理深奥、辞义费思、文语难明难解的《易经》说卦经文,作出了透辟的解说,为《易经》的流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十翼》(《易传》)问世,堪称孔子一生所作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单凭《系辞》一传即可展示出其独一无二的灵性,为《易经》总结出流传千古,独树一帜的哲学思维模式;不仅教会人们对人伦、人事以及处世策略和各种成功行为的理解与把握,而且精辟、透彻地归纳总结出宇宙万物万象一理——阴阳“一分为二”的伟大命题。自从有了“十翼”之《传》,古代学者们把《周易》看懂了。这不仅使《周易》没像《连山易》、《归藏易》那样不翼而飞,并且数千年来一直被学界誉称为“群经之首”,视若珍宝。

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点是对人的认识,他从血缘亲情出发,认定人天然懂得爱,并认定人能够以其知性,进而把爱延伸到相处的社会群体之中。这就是他大力倡导的仁爱。人正是在实施仁爱的过程中获得尊敬,并最大程度地实现自我价值。孔子是把人格的尊严与社会群体的和谐相处作为一体加以认识的。

孔子还把社会理想的追求与社会成员的自律结合起来,对于各个社会层面的个体都提出了严格的行为要求。他强调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自觉地担当起社会责任,主张以小我服从社会大局,为安国安民而尽心尽力。他极力提倡通过学习来加强自我修养,使每个社会成员懂得处世规范,从内在素养到外在形表都透现出文明的光泽。孔子的这些主张,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保障,其意义已经超越了时代的限制。而他倡导的对父母需孝、对长者应尊的关系准则是符合人类共性的普遍道德规范,事实上也得到了现代社会的广泛认同。

孔子强烈的忧患意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昂的用世热情,执着的理想追求,组合成积极向上的人生精神,留给后人的是生命的无限活力,是人生的厚重意义,是效力于社会的价值追求。孔子坚持追求理想人格,把价值意义建立在崇高的美德之上,同时又把价值的追求作为精神的享受,使人生的意义在快乐的过程中得到体现。孔子热爱民族文化,满腔热忱地讴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并竭尽心力,为保存民族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当今社会,正处于国内国外各种思潮碰撞的重要时期。我们既要通过祭祀启发道心(良心),又要自觉抵制西方错误思潮的侵袭误导。我们需要以更理性的态度,重新解读孔子思想,重新解读我们的传统思想文化,抵排糟粕,张皇精华,坚持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自豪地置身于世界之林。

中国科学有自己的独特方向和方式,与西方颇有不同。自然要与人文相结合,最佳途径,莫过于依据《易经》精神,把自然哲学和人文伦理结合起来,使科技发展能够合乎自然的规律。科学十分重要,人文也不可轻忽。科学追求“真实”,人文要求“妥当”,各有所长,却为人们共同需要,两者之间要彼此包容,互相敬重,道器合一,有与无并重。我们不但有物质的需求,而且有精神的需要。人类初出时,与禽兽无异,经过这么长久的进化,已经有了人性,也就是物质之外,能够兼顾非物质的精神,使我们由兽性的竞争,提升为人性的互助。真正的共产,应该是共享。全球互助,共同分享,才是全球化的美景。在和平中共谋发展,在发展中共享和平,即为合乎人性的中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