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历史唯物主义学科性质歧见产生的三种境域
在历史研究中，问题具有优先性。因为，历史研究并不是剪刀加浆糊，而是从问题出发，强迫历史材料回答历史学家的疑问。[1]伽达默尔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问题之中就包含了某种意义，从而给出了研究的方向。[2]但是，问题从何而来呢？它们总是从一定的历史境域中产生出来的。因此，欲明了问题的意义、探寻问题的答案，就有必要首先反思问题产生的历史境域。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性质如何，是一个历史研究的问题，因它关涉的是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它也是一个当下的问题，是近几年理论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不过，尽管观点纷呈，当前的讨论却并没有得出什么较为一致的看法。如果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人们会发现，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性质的分歧并非今天才产生，正因为如此，就更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有某些问题一直未得到有效澄清。而一旦有合适的机缘，这些问题立刻就会以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同的面貌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因此，为了能够有效地解决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性质问题，人们有必要先不忙于直接面对历史文本，而先以历史研究的态度，反思一下这一问题所产生的历史境域，以求明了什么样的情形会引起相关的争议，以及是什么原因妨碍了问题的有效解决。
一 境域之一：政治实践
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而“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3]。因此，这一学说与政治实践的密切关联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实。
第二国际时期，青年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等人对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尽管大部分并没有直接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性质问题，但却是以对其性质理解的根本分歧为前提的。因为，虽说批判的焦点集中在由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上，但是争论双方实际上谁也不否认经济因素在以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也没有人否认意识的能动性。事实上，他们都很熟悉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些书信。争论的实质是：马克思所言的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观点是不是普遍有效？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一种普遍有效的历史哲学或社会哲学，还是只是一门特殊的经验科学，因而其结论必须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以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来看，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可超越的，因此，不具备相应的经济条件，任何激进的政治革命都将归于失败。与其是这样，倒不如先进行社会改良。对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柯尔施总结道：“在马克思主义较后的发展中，由马克思从资产阶级社会一定历史形式经验地得出的批判的唯物主义原则，扩展为教条主义的原则；这种原则竟然要以同样方式先验地运用于任何其他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时代和人类社会全部历史发展。”[4]在他看来，这其实就是将一门具体的经验的科学变成了可以到处套用的一般社会哲学。对于青年卢卡奇、柯尔施等人来说，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因此，当无产阶级没有认识到这些物化社会的规律的时候，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就是盲目的，类似于自然规律的东西。而一旦无产阶级通过马克思主义具备了阶级意识，就可以，也应该能动地创造历史了。当然，第一步就是通过政治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性质的分歧，如果落实到政治实践上，就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事实上，在历史发展问题上，关于经济基础与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的理论争论，甚至一直延伸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关于能否跨越“卡夫丁大峡谷”的讨论，其实质就在于此。
除了要不要革命之外，如何看待人道主义，同样引起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学科性质的争论。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1932年第一次全文发表，很快就催生了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如此，其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真正成为集中讨论的问题，却是在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批判之后。尤其是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观点，否认苏联社会存在阶级斗争，提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的口号，[5]引起了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激烈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最有影响。阿尔都塞以专业的哲学家的身份，用专业的哲学研究方法进行批判，其最大目的在于通过将历史唯物主义定位为新的历史科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为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思维概念的方式科学地认识现实，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成就，并反过来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由此，肯定了阶级斗争理论的正确性，并以此反对取消阶级斗争的、在他看来是贬义的“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阿尔都塞认为，人道主义只能充当一个意识形态的口号，是一种表象性思维而不具备科学认识的理论功能，因此，可能会阻碍，甚至使马克思主义无法真正地提出和解决问题。[6]可以说，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历史科学，是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有本质的区别，是一种新的哲学。因为，在阿尔都塞看来，新的哲学或哲学的新生，总是与新的科学一起的。[7]于是，事情就成了这样：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新的历史科学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新的哲学的诞生。根据阿尔都塞的认识生产理论，哲学或理论自身就是自身正确性的标准。但严格地说，哲学其实没有什么正确与否的标准，而只有立场的不同，哲学的正确性只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实践效果，[8]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新的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又有助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就都是正确的。阿尔都塞的这些复杂论证，并不能真正判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性质，因为它们完全是外在的。
如果仔细思考这些争论，人们会发现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上述争议其实涉及对哲学的概念和作用的不同理解。如果哲学就是服务于科学认识的思维方式，不论它被称为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总体性辩证法，还是被称为矛盾的多元决定的辩证法，作为科学认识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就必定只能是某种意义上的经验科学。因此，它所适用的范围就必须慎之又慎。但这样一来，就出现一个新的问题。由于经验科学必须尊重经验事实，因此，在客观条件尤其是经济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就不应该举行政治革命。但是，青年卢卡奇等人又是主张革命的，于是，革命的理论根据就只好求助于先天的、逻辑上的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换句话说，他们的政治实践要求，只有在黑格尔哲学中才能找到根据。以黑格尔哲学的眼光来看，人道主义这类主张不能算是切中现实的哲学，只是虚幻的意识形态。但是，如果不以黑格尔哲学的立场来理解哲学的概念和作用，如果哲学的作用并不只是作为逻辑服务于认识现实，如果哲学除了逻辑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对象，那么，与青年卢卡奇等人的主张相反的思想，就未必是完全错误的。
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既不应该是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应该是其他什么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只应该是它自己。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历史唯物主义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学科性质、究竟应该怎么指导政治实践或成为什么样的政治实践的理论根据，就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了。无论如何，从一定的政治实践所引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性质的分歧，最终落脚到一定哲学立场的分歧，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
二 境域之二：学科建设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因而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长期以来，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而言，斯大林所写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直被作为教材蓝本使用，并在历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教学过程中，以此蓝本为标准编写的传统哲学教科书也暴露出不少的问题，并不断激起热烈的讨论。对学校教育来说，这里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如何处理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如何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
这里的社会学其实主要指的是欧美发源于孔德和韦伯的实证的社会学。由于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以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如何处理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微妙。当然，在西方学界，有将马克思、韦伯和孔德并称为三大社会学家的说法。但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历史唯物主义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这就造成了不少的困惑。苏联曾经一度将历史唯物主义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但是由于历史唯物主义表述的是一般规律，而实证的社会学关心的是具体的社会问题，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并不能相互替代。有鉴于此，1968年，苏联又将历史唯物主义定位为一般社会论，从而为实证的社会学研究留下了空间。[9]这就是引起争议的源头，因为，哲学与社会学毕竟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到底是哲学呢还是社会学呢？一直到苏联解体，学者们都没有就这一问题达成共识。1952年，追随苏联的教育体制，我国对高等教育做了调整，社会学被取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似乎是重叠的。甚至直到今天，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也不时引起尴尬，尤其是在学科的对外交流过程中。[10]正是站在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哲学的立场上，针对当时艾思奇所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材，丁克全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教材里面所写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部分内容属于社会学而不是哲学。[11]1979年以后，社会学的研究教学机构开始陆续重建。重建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搞清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为重建的社会学在学科上争取立足之地。丁克全先生又十分详细地介绍了我国和苏联学者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性质的五类八种观点，[12]他认为，其中的四种观点都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而是社会学。即便在那些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的观点中，也有同时承认它是一般社会学这样混淆学科类型的观点存在。他认为这一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现有教科书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大部分属于实证性的社会科学，如果从哲学研究的是存在与意识的关系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只有极少的部分属于哲学。因此，他建议彻底修改教科书。如此一来，历史唯物主义就与社会学彻底分离，从而就可以为社会学的存在争取地盘了。不过，随着社会学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已经不再有人探讨历史唯物主义到底是社会学还是哲学了。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因为，如何看待历史唯物主义之中的实证性内容，这在学理上并没有得到真正透彻的说明。这一后果，甚至影响了很多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学位论文，人们会发现，如何处理哲学论文的思辨性要求与研究对象的实证性存在的关系，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
此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性质的讨论也同样引起了研究者在历史唯物主义学科性质方面的思考。传统教科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在不少学者看来，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冲突。因为，如果哲学研究的是世界观、是世界的统一性或一般规律，那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可以称为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应当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因为，人类的社会历史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仅限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如何可以称得起是世界观呢？考虑到马克思曾经坚决地反对历史哲学，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又不好称之为历史哲学。于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性质就难以确定了。即便是将哲学的研究对象定位为存在与思维的关系，也难以说：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它就是哲学。因为哲学意义上的“存在”不同于经验意义上的“社会存在”，“思维”不能等同于社会“意识”。更何况，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为什么就不可以成为经验科学的研究对象呢？不过，若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也会引起诸多的问题。考虑到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独特贡献，若将历史唯物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排除掉，人们担心会否定马克思是哲学家。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哲学呢？传统上所认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如何能够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呢？当然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了。
从青年卢卡奇开始，就有不少学者不赞成阐述自然观的辩证唯物主义代表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将目光转向以实践概念为核心的历史辩证法。1978年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也是从实践这个概念里找到灵感，来反对传统教科书中辩证唯物主义的抽象性以及对人的忽视。经过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生存论等诸多争论后，又有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概念。不论如何，这一结论显然就已经暗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即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哲学。但是，传统上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马克思创立的历史观，如果马克思哲学只是历史唯物主义，那岂不就缺失世界观了吗？为了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有不少学者主张将历史唯物主义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当然，区分的类型还是有所不同的。有的认为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本体论、是马克思唯一的哲学，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旧的或者说是被错误理解的马克思哲学——传统教科书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13]还有学者主张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观，而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世界观，或者说是从人的感性活动解释包括人化自然在内的整个世界的世界观。[14]显然，此历史唯物主义已非彼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的，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为主要内容的唯物史观，而是学者解释出来的、以海德格尔的生存论为范本的“历史唯物主义”或“马克思哲学”。除此以外，也有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研究异化世界的实证科学、真正的实证科学或感性现象学，兼有哲学与实证科学特征等，不一而足。这些不同的观点无疑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但是，从一些大致相同的文本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组成部分一直没有较为统一的说法，这也不能不令人感到十分困惑。显然，一门学科自身的研究对象和性质还处于长久的争论之中，这并不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
三 境域之三：文本解读
无论人们对于传统教科书有什么样的不同意见，要提出自己的理解，都必须回到经典作家的文本。因此，依托经典作家的文本尤其是经典作家自己的评价来界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性质，似乎是一条最为可靠的道路。然而，当人们着手这项工作时，却发现困难重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专门地、系统地讨论过这一问题，人们只有依靠著作中的只言片语来进行这项工作。但是，经典作家们的文本往往让人无所适从。从过去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在早期经常引用主要来自于列宁和恩格斯的文本，而现在则更多地关注马克思。无论是哪一位经典作家，在他们的相关阐述中都有令人困惑之处。不要说前后不同的文本，即使是同一个文本中，不同的学者都能找到自己需要的论据，从而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
早在1957年，刘丹岩教授就从文本的角度论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或独立的哲学部门的观点，没有经典文本的根据。[15]由于列宁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的观点，因此，刘丹岩教授的观点似乎是直接违背了列宁的主张。为此，刘丹岩教授引用和分析了列宁的五处文本，即《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组成部分》《卡尔·马克思》《论马恩通信集》《怎么办》《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是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引用了文本中的九处论述，认为列宁只是将历史唯物主义定义为科学的社会学、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是社会科学的别名，是在社会历史领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所获得的科学成果，并未将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反对者并不否认列宁的这些论述，但认为刘丹岩教授曲解了列宁的观点、没有领会列宁观点的精神实质。他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历史理论，就是因为它是科学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16]同时，他们引用相同的文本，如《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组成部分》《卡尔·马克思》《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是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再加上《哲学笔记》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或世界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又是科学的社会学。
如果说列宁的权威还不足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性质做决定性判断的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权威则应该毋庸置疑。然而，对马恩著作的文本解读并没有使问题变得容易。先从恩格斯来说，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的学者最为经常引用的文本有三个：《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马克思合著）、《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这三个文本中，恩格斯都以稍微变化了的方式谈到了哲学的终结问题。他认为，一旦在具体的研究中接受了唯物辩证法，剩下的工作就属于实证科学，哲学的领域只限于纯粹思维即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研究。但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的学者，则主张恩格斯只是在说旧哲学的终结。他们同样引用《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再加上《反杜林论·旧序》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来说明恩格斯主张历史唯物主义是新世界观的一部分，因此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只有将唯物主义彻底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或者说，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才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得以创立，成为完整的世界观。
即便完全赞同恩格斯的某一种说法，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性质的界定也仍然存在待解的问题。比如，以吕贝尔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就主张是恩格斯创立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本人对此似乎毫无兴趣，至少是没有表现出赞同和热情。[17]这样一来，主要由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如何能够归于哲学，就成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了。这就是著名的所谓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问题。无论人们是否赞同这种观点，它至少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单靠恩格斯本人的观点，似乎也不能完全判定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性质。毕竟，这一理论主要是马克思创立的，而且，人们谈的是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哲学。因此，如果不考虑马克思本人的看法，是不太恰当的。然而，详审马克思的著作，这一困难似乎更大了。因为，这会立即涉及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问题。众所周知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的马克思，对于历史哲学有着鲜明的拒斥态度，完全拒绝经验领域研究中的形而上学思辨。这样一来，研究对象为社会历史领域的历史唯物主义，又能够在何种意义上被称为哲学呢？不过，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在1997年以后受到了许多学者的青睐。人们从这里发现了与马克思哲学的契合点，即都是从人类的感性实践出发来理解世界。事实上，这一结论以各种衍生形式一直绵延至今。当然，所能依赖的文本主要就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了。但是，这两个文本能否代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这历来就是有争议的。
文本解读，这无疑是一项高度学院化、学术化的工作。部分学者担心，这样的研究会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这些担心不无道理，也能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找到根据。因此，他们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该面向现实的生活世界，应该积极与经验科学对话，为它们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事实上，这一主张本身所援引的哲学，主要就是通常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认定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了。人们要提出的问题是：要关注现实的问题，需要一个确定的理论前提。除非人们完全接受传统教科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功能和组成部分的理解，否则的话，当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什么、究竟由什么样的内容组成等问题仍有相当争议的情况下，人们应该用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关注现实呢？说到底，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必须首先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目前的社会生活中受到种种的冷遇，是因为现在的研究过于学术化、抽象化，是脱离了现实的生活世界的结果。我们倒是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的学术研究，人们还做得十分不够。而没有缜密的、深入的和以自身真理的力量说服人的基础理论的支撑，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会在学术对话中被边缘化，而且也不可能在现实的生活实践中真正发挥其改造世界的作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也十分抽象，可它因为这一点而受到冷遇了吗？谁又会说它不是关注现实生活的产物呢？因此，学术化、抽象化与哲学是否受到冷遇以及是否关注现实生活，没有必然联系。毕竟，不同的存在者可以有不同的关注现实的方式。
四 消弭分歧的思路探讨
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性质是什么，这并不是一个无聊的经院哲学的问题。从以上三种境域来看，它直接关系到政治实践的理论根据，关系到意识形态的建设，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发展，最终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把握。其实，这三种境域有一种递进的关系，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政治实践要求反思其自身的理论根据，以确定实践的正确方向。这一反思只有通过哲学的研究才能够做到，研究的具体方式就是与文本的对话，或者说就是对文本的解释。但是，诚如人们已经看到的，文本解释遭遇到了十分棘手的问题。因此，现在就有必要进一步分析造成问题的症结，看能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行的思路。
目前文本解读的困难体现在两方面：经典作家的判断似乎并不统一，或者说至少是有些模糊；学者们的阐释往往与经典文本的内容不相一致。
这两个不同的方面，透露出来的是同一个问题，即判断的标准。因为，判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性质，其实就是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进行归类，即归为哲学或经验科学。在这里，哲学和经验科学的概念充当的就是判断的标准。因为文本是既定的，如果在这两个概念的理解上出现分歧，那么结论肯定就会各不相同。问题是，什么样的概念应该成为标准？过去，人们总是不假思索地以教科书中的说法为标准。但是，在眼下的学术讨论中，这种方式显然就有点不合时宜了。因为，正是传统的理解出现了疑难，才有了重新审视文本的需要。如果固守传统的理解，那还有什么讨论的必要呢？这些疑难又如何能够得到解决呢？事实上，由于经典作家们并没有在这一问题上做出明确而又系统地阐述和论证，因此，传统教科书中的说法，其实也主要是后来学者依据有关文本所做的阐发和解释。这样一来，其历史性的一面也是难以回避的问题。那么，是不是可以依据后来其他哲学家的理解进行解释呢？比如，海德格尔。这样一种方式其实有一个默认的前提，那就是黑格尔对于哲学史的理解。黑格尔把哲学史看成是一个单线发展的过程，越是晚出的哲学就愈丰富。因此，人们可以从晚出的哲学思想出发，正确的评价以往哲学的意义。不过，黑格尔的这个观点也有其自身的前提，即哲学就是绝对知识，它的终点是既定的。只有这样，以往的哲学才能成为唯一的绝对精神发展的相应环节。如果黑格尔的这一哲学史的理解本身就是可疑的，还有，如果我们根本无法断定现今哪一种哲学代表了时代的精神、是当代最为丰富的哲学思想，这样的方式还可行吗？难道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每一名学者都选择自己喜欢的哲学家的思想作为评判根据，都选择自己理解的哲学思想作为出发点解释相关文本？就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而言，情况正是如此。它带来的结果就是对文本的外在解读，是随心所欲的“六经注我”。这种外在的、主观的反思不可能触及真理。
所有这些理解——我们可恰当地称之为伽达默尔解释学意义上的前见或偏见——都有一个概念上的误区，即认为似乎有一门系统的知识，人们名之为哲学，就像人们所学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一样。这种非历史的哲学观是很多无谓争论的根源。其实，哲学历来就是由不同学科组成的一个学科群，是一个统称。就像在希腊化时期，哲学已经分为逻辑学、自然学和伦理学一样。因此，要判定是不是属于哲学，必须要首先判定它是不是属于哲学学科群中的某一个具体的学科。当然，哲学学科群的组成在历史上有不少的变化，这就要求一种细致的清理，即搞清楚不同时代哲学指的是什么、由什么部门组成，以及当时哲学有没有形成较为确定的概念。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通常只是笼统地谈到哲学，如果不搞清楚哲学在他们那里意味着什么，就必然陷于茫然之中。以至于好像每个人都知道马克思他们谈的哲学是什么，其实很多人真的不知道马克思他们谈的是什么。所以说，不能笼统地追问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是属于哲学，首先必须搞清楚它属于哲学的哪一个部分，比如，是属于本体论还是宇宙论，或者属于实践哲学？等等。另外，这里面还涉及世界观这个概念的产生和内涵、它与以往哲学的继承和演变关系等。总之，现有的关于哲学的定义，并不能随手拿来使用，而应该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但是，新的疑难问题马上就出现了。人们固然可以承认哲学是由一些不同的具体学科组成的学科群，或者哲学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但是，既然谈的都是哲学，难道对哲学概念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解吗？古希腊时期对于美德问题的困惑，在这里又以不同的方式重现出来。如果要照这个思路走下去，人们似乎就应该先去寻找人类知识的绝对基础和起点，给人类知识一个确定的分类。要做到这些，似乎就应该再从笛卡尔开始，走一遍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不过，对于我们现在的问题来说，并不需要如此麻烦。也就是说，并不需要寻求一个人人同意的对于哲学概念的理解。因为，我们现在要知道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而这一概念是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之上产生出来的。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是有清晰的哲学的概念阐释和分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当然应该首先考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哲学概念的理解。事实上，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哲学概念时，他们指的就是德国古典哲学意义上的哲学概念，尤其是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哲学概念。不过，黑格尔对哲学的理解是否错失了德国古典哲学中有价值的东西，以致误导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的理解，这也是可以讨论的。因此，应该从康德哲学出发，研究从康德哲学一直到黑格尔哲学对于哲学的组成、概念和功能的理解，分析其中的意义演变过程及原因，从而确定马克思、恩格斯所谈的哲学究竟指的是什么。
即便如此，仍然不能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谈的哲学概念，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哲学概念，可能是不同的。作者所自以为的东西，与作品本身之所是，往往不相同，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更何况，马克思、恩格斯屡次谈到了哲学的终结，哪怕他们在这里指的仅仅是德国古典哲学或者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的终结，在缺乏确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概念时，还是不能断定普遍意义上的哲学也同时终结了。或者说，像恩格斯所言，只有纯粹思维的领域留给了哲学。如果是这样，历史唯物主义无论如何也不能算到哲学的领域中去。因此，就必须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除了纯粹思维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成分必须被称为哲学。它们也许并没有被创始人及后来者认为是哲学，但除了被称为哲学之外，别无其他的解释。因此，可以考虑这样来解决这一问题。考虑到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它的影响也一定还停留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中，绝不能想象它只是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此后就销声匿迹了，它只可能以变化了的形式继续发挥作用。困难在于，这一变化了形式的德国古典哲学能不能被称为哲学、在何种意义上仍然是哲学，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必须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历史，尤其要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理想及其实现问题的探讨为主线，寻找德国古典哲学的哪些部分还在起作用。如果人们能够确定起作用的部分，并且发现这一部分不仅发挥着德国古典哲学所认可的哲学的功能，而且除了被称为哲学之外，无法被命名，那么，就不妨定义它们为哲学。如果人们发现，尽管它与德国古典哲学所定位的哲学发挥同样的功能，但又在性质上的确与德国古典哲学不同，那就不妨说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事实上，只有这种特殊性的东西、这种有别于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的东西，才是科学研究真正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马克思已经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18]至于以现代西方哲学对于哲学的理解来衡量这些成分，这已经不属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界定的研究了，但又毕竟属于如何在新的时代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因此，也可以起到拓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的作用。
面对他那个时代形而上学研究的混乱状况，康德曾经主张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以结束纷争的局面。他的做法就是，不是求助于对象，而是反过来求助于主体，来解决先天知识及超验理念的可能性问题。就我们当下研究的问题来看，也许人们需要一个类似的思维方式的变革。即不是直接从经典作家的文本和自我评价出发，而是首先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考虑哲学的概念，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意图和形成史，运用历史的和差异的分析方法，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然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为基础，确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性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详细界定的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意识形态，或者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社会形态变化中的作用等方面的理论观点。[19]在本书中，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是可以互换的概念。
[1] [英]R.G.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72页。
[2]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46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3页。
[4] [德]卡尔·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
[5] 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383页。
[6]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45页。
[7] 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
[8] 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
[9] 黄楠森、庄福龄、林利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修订本）第八卷下，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747—748页。
[10] 《见证中国社会学重建30年——苏国勋研究员访谈录》，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1] 回清廉：《回族社会学家——丁克全传略》，载《回族研究》1992年第1期。
[12] 丁克全：《论我国〈历史唯物主义〉教本内容的学问性质问题——评所讲的内容大部分不是哲学》，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2年第6期。
[13] 俞吾金：《论两种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14] 王金福：《“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规定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载《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孙正聿：《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义》，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9期。
[15] 刘丹岩：《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和联系》，载《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
[16] 郑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载《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60年第2期；李成蹊：《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载《学术月刊》1960年第10期；綦骥：《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载《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60年第2期；沧南：《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批判刘丹岩、高清海否认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观点》，载《江汉论坛》1960年第Z1期；张恩慈：《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载《教学与研究》1963年第5期。
[17] [美]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王贵贤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法]吕贝尔：《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曾枝盛编选，郑吉伟、曾枝盛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85页。
[19] 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