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再文艺复兴——返回苏格拉底前神话的希腊

1870—1871年，在普法战争的沃尔特炮声，在俾斯麦、拿破仑三世、麦茨围城、色当投降、凡尔赛和平，以及即将出现的巴黎公社梯也尔等等的语境里，二十六岁的尼采突然转过头来，面对他的“伟大的希腊问题”〔2〕。尼采开始了一场与上列话语根本反向的语言运动。尼采寻找明天的“德国希望”和“民族青年期”〔3〕的目光，却在回望千年岁月也埋葬不了的古希腊人，那些活在神话与英雄史诗里的希腊人，那些比他们创造的大理石和青铜的生命更长久的希腊人，日神的希腊人和酒神的希腊人。因为尼采，阿波罗之光一旦闪耀，阿佛洛狄忒—海伦的美、阿瑞斯—赫拉克勒斯的力，以及化作天鹅牡牛袭奸丽达诱奸欧罗巴的原始生命，总之，一个阳光血缘的太阳家族——奥林匹斯众神，就复活在新世纪的面前。这是又一个向后发现的新世界——再文艺复兴？历史又一次为了眺望明天而回头。

尼采是越过罗马重返希腊的。

是罗马。文艺复兴，复兴的是罗马而不是希腊，最多也不过是罗马化的希腊，或者拉丁化的希腊。在恩格斯的叙述里，那个从“拜占庭灭亡时”从“罗马废墟中”重新展示的“希腊”〔4〕，是罗马夕照中的希腊，而不是雅典暮色里的希腊。同样地，在克罗齐的叙述里，那些“一直到文艺复兴时代欧洲人的心灵新成熟”才被从“坟墓里”“唤醒”的“罗马人和希腊人”〔5〕，不是穿着罗马服装的希腊人，就是说着希腊语言的罗马人。

是的，奥林匹斯山的希腊众神已经走进了罗马万神殿。希腊神座换成了罗马王位。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中人性与神性一体的自由的生命，已经永久分裂：不是十字架上耶稣黑色的真理，就是十字架下罗马纵欲的红尘。

在罗马的废墟上，只留下希腊一根一根孤立的石柱，那些多列克式男性的挺拔，在承受一切之前，首先承受自己；那些爱奥尼亚式女性波动的曲线，也由力的支撑化为美的支撑。至于科林斯式的无性早已被自己花叶无根的装饰压倒。除了索菲亚大教堂无边的圆顶和米兰大教堂伸向终极的尖塔，希腊神庙罗马宫殿拱形的穹隆都已塌陷，希腊的断柱，什么也无须支撑。

雕像呢，希腊的神和人转世为罗马的王了。曾经有阿吉斯那德（？）的《宙斯》，那是“人”用自己的头、身躯、四肢占领了全部方位而永远不会被钉死的十字——人在宇宙中的永久定位。有米隆的《掷铁饼者》惊心动魄飞旋不已的圆，以人为中心的辐射，掷铁饼的手的每一个动点都在呼啸生风，一种抛掷不尽的生命力，一个抛出了太阳、地球、星月、四季，直到抛出了人的永远转动的圆。而在罗马王者的身上，仿佛有生命的大理石和青铜都冷却了体温凝固了姿态，只有一种权力的范型，由奥古斯都指点世界的手臂，到君士坦丁被威慑填满的空空洞洞的眼睛。

雅典广场的公民大会已经变为罗马元老院的五百议席。希腊祭仪、节庆、迎神赛会中结队载歌载舞的自我宣泄，也被罗马大斗技场十万看台上嗜血的狂欢取代。肉体的情欲退化为思想的情欲，手和足的竞技退化为口与舌的竞技，就连战争也由希腊诸神的战争减色为罗马诸将的战争。如果阿喀琉斯阿伽门农奥德修斯们渡过爱琴海远征伊利昂，是一场开拓生命空间的战争，那么庞培恺撒安东尼们渡过地中海远征亚历山大，不过是一次次展开在埃及战场上的夺取罗马的战争，争夺权力空间的战争。而且，最彻底的是战争的美学变了：由被海伦美丽的战争世俗成了被克莉奥佩特拉艳丽的战争。

当然，最后的决定性的转折，是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翻译的荷马《奥德修纪》的第一部拉丁文本，是公元前240年希腊戏剧的第一次拉丁语演出，是雅典柏拉图学园和亚历山大图书典籍的希腊文化母语。希腊语世界的拉丁版图。从此，像罗马诗人贺拉斯第一个用拉丁语说出的那样，罗马征服的希腊反转成了希腊征服的罗马。正是罗马的希腊化或者希腊的拉丁化，历史才有希腊的欧罗巴。

于是，等到中世纪的千年终结，便必然是历史的再罗马化。这当然不单单是罗马早就为法国大革命准备好了“共和国”的名称。拿破仑也是恺撒的第二次出场。1789年拿破仑煊赫一世的远征埃及，重复了公元前60年恺撒一世煊赫的埃及远征；1799年拿破仑的巴黎凯旋，重复了公元前49年恺撒的凯旋罗马。历史重复着拿破仑与恺撒的同一条征途同一座凯旋门。1804年，征服欧洲的拿破仑从罗马教皇手中夺过皇冠给自己加冕：想象中的罗马帝国的版图，查理曼大帝的皇冠，两个暗喻，再加上一个明喻——拿破仑把自己年幼的儿子封为罗马王。这一切，除了是罗马遗梦，又能是别的什么？而神话和语言先于历史。1802年，希腊群岛中的米罗岛出土了一尊稀世的希腊美神——爱神的白色大理石像，倾倒的欧洲同声把她叫作米罗的维纳斯，而不叫作米罗的阿佛洛狄忒——由希腊语的阿佛洛狄忒到拉丁语的维纳斯，希腊神话早已易名为罗马亚神话了。

我们今天叙述的文艺复兴，正是先从维纳斯们的石头上，然后才从柏拉图们的书卷上，开始了“人”的世纪。怪不得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把《米罗的维纳斯》看作不容置疑的《人权宣言》。人性。人道。人文。人本。人是一切的尺度。第一个通晓希腊文的薄伽丘，第一个译完《柏拉图全集》的菲齐诺，第一个在佛罗伦萨重开“柏拉图学园”的洛伦佐……历史第二次从希腊出发。但是历史走回到柏拉图的希腊——哲学的希腊，却在神话的希腊面前停步了。从理性的人开始，再一次出现了苏格拉底式的“认识自己”的人，柏拉图式的“智者”与亚里士多德式的“知者”，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开放了。文艺复兴是它的第二度花期。

地球上的最高花朵——思维着的精神〔6〕

可以想象，当那些在中世纪的宗教禁忌中几乎石化了的欧洲人，重新从希腊石头青铜的残躯断肢上找回自己的生命意识的时候，他们曾经是怎样惊喜。诞生了第一个把生命感还给石头的意大利人米开朗琪罗。如果16世纪的米开朗琪罗曾使石头呼吸，那么19世纪的罗丹就让青铜思想。从《大卫》到《思想者》，福尔在他的《现代美术史》上写过一段著名的话：“似乎，罗丹从大地与肉体中走出，向上，吐出大地的呼喊直到悲剧性的境地，在那里遇到了米开朗琪罗，而米开朗琪罗从高峰走下来，带来天上的呼唤。”（如此病态的译文——当然，不是病在这位翻译家的外语上，而是病在这位翻译家的汉语上。笔者。）其实相反，神和思想正走回大地走回肉体。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宁肯是大理石上的生长，一种永远不到成年的生长。成熟前的生长抗拒着时间，非利士人连同无数个世纪溃退了，这个永远的少年，面对着老去的太阳，他的四周是纷纷凋谢的阳光。而罗丹的《思想者》却沉重得压倒了青铜。是太沉重了，思想压低了他的头，压矮了他的身躯，甚至要压沉他脚下的土地和头上的天空。

在绘画上，就连开近代画风的戈雅，他的《裸体的马哈》光与色纵情嬉戏、恣意流泻的胴体，也仍然是人在炫耀自己望不尽的美的深度与广度。当“马哈”完全裸露的时候，她的裸体反而遮盖了整个世界，遮盖了耻与罪，无邪地袒露着她纯银般耀眼的思想。的确是思想，这一刻，任谁的目光再也望不过她肌肤似雪的边界——目光迷失在她平卧的旷远里，或者所有的眼睛一下都沉没在她的深度里了。她赤裸的起伏、陷落与高耸，简直是灵魂的冒险，她袒露的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把人的视线引向肉体外的无限。

语言的文本也就是思想的文本。“词”，仅仅是“思”，还不是“物”。但丁《神曲》的“地狱”、“炼狱”与“天国”，已经蕴含着一切意义的母题。接着，是歌德的《浮士德》，一场从躯体开始最终依旧完成在头顶上的“智慧的革命”；是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行动的永远彷徨与自我的无穷追问。理性的浮士德高度与哈姆莱特高度，是一个不能再上升的极点，一个绝顶，使得后来托尔斯泰的自我拯救与自我完成，无论是通过聂赫留道夫式的赎罪、彼埃尔式的信仰，还是通过列文式的怀疑与思考，都显得是重复在同一个高度上的一线逶迤。在同一个高度上重复——这不啻是一个崇高的平面，甚至，是一种崇高的陷落。

这是人的胜利还是失败？人因为自己“受到精神渗透的躯体”而成为“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最美的形象”。〔7〕几个世纪的绘画、雕塑、建筑、音乐、文学文本都不过是“精神渗透的躯体”的躯体而已。至上的理性构成了文艺复兴后一切哲学的神思、文学的神韵、艺术的神采。这里所谓的“精神”，自然不外是由苏格拉底到黑格尔那在逻辑中演绎，在自然中演进，在精神中演化，以及最后在历史中演出的“绝对精神”。但是，黑格尔思想“产生自身的、发展自身的、回到自身的过程”却是思想的绝对终止。在“精神渗透”了躯体之后，应当是躯体重新生长精神的时候了。连黑格尔也不能不承认，他和他以前的哲学，不过是一只“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是在夜幕降临时才展开它的翅膀”，在他们“灰色”的哲学里“生命的形象将是衰老的”。〔8〕他们把哲学的又一次曙光和年轻生命的发现留给了尼采（而尼采真的发现了）。

尼采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