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材的开端，走访看护援助专员

首先，我们对东京都内所有的自治体进行了电话采访。我们想要了解的是，是否有认知症患者失踪后最终死亡的案例。我们想要明确死亡这一严重的情况是否常见，并且希望通过死者家属的描述，为我们的采访打开突破口。

然而，许多自治体给予的答复都是“没有”“不知道”“不清楚”。事实上，地方自治体即便设有负责认知症的部门，因认知症而失踪的人口也并不在他们的正式管辖范围内。失踪的老年认知症患者大多是从自家走失的，自治体也只有通过当事人家属的描述才能了解相关情况。这就意味着，如果当事人家属未告知有关部门，不少自治体便不会对这些案例进行整理和统计，这就是我们了解到的现状。

即便如此，还是有若干自治体的负责人向我们提供了过去3年间认知症患者失踪并死亡的案例。

不知是否能向死者家属了解情况呢？我们将写有取材目的的信件寄给自治体的负责人，请他们转交死者家属，然而我们收到的都是拒绝的回复，家属均表示“不想接受采访”。

果然，信件并不能有效传达我们的想法，我们需要与死者家属见面，直接表达我们的采访意图。东京都内的自治体虽然能够告知我们有相关案例存在，但并不能成为采访的中介。于是我们决定在案件发生的地区，独立寻找死者家属。

为获得线索，我们走访了看护援助专员，他们会根据当事人家人的要求及具体情况，制订必要的看护计划，并与相关事务所进行协调。为当事人使用看护保险、制订看护计划的看护援助专员，掌握了众多因居家看护而苦恼的人们的信息。我们认为，若能见到认识死者家属的人，或许就能获得采访的机会。

“听说在这个地区有人因认知症而失踪并最终死亡的案例。我们理解这是当事人的个人隐私，但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我们想要将这一严峻的现实传达给更多的人。在未征得死者家属同意的情况下，我们绝不会在节目中播出案件。请问您有相关线索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吗？”

我们列出了16家有看护援助专员工作的事务所，逐一走访，提出以上问题。然而，并没有得到有用的线索。在一家事务所内，工作人员聚在一起一边小声说着“不就是那件事吗”，一边朝我们这儿打量，似乎是知道些什么的样子。但是，当时在场的社长不断表示“没听说过”，我们没能得到任何具体的信息。

在我们走访到第12家事务所的时候，终于得到了线索。在那里工作的一名经验丰富的看护援助专员告诉了我们一家看护事务所的名字，并说道：

“你们再这么走访下去也很是辛苦，我就告诉你们吧。但是，你们必须更加慎重行事。现在业内已经有传闻了，说NHK正在采访。对于看护援助专员来说，自己负责的患者失踪且最终不幸去世，就算他们自身并没有责任，那也不是能够轻易启齿的事，其他人也不会透露的。”

我们立刻赶往那家事务所，但要寻找的负责专员不在办公室。为取得进一步联络，我们递上了名片，不多久，事务所的社长给我们打来了电话。社长表示，如果匿名的话可以接受采访，但负责的专员现在不在，我们需要再稍等片刻。正当我们在车站前的咖啡店打发时间的时候，电话再次响起。

“负责的专员还是觉得难以接受采访。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也明白你们的取材意图，但是这次实在帮不上你们了。”

不管我们问什么，对方都强调“总之不能说”，无可奈何之下我们只得放弃。

那时候，距离我们开始寻找死者家属已经过去了2个月时间，但是我们还未能寻找到一位愿意接受采访的知情者。取材工作与日常业务并行，见缝插针地进行着——有时一天打个5通电话，有时第二天一早去向相关人士了解情况。

工作就这样继续着，这次的取材真的能顺利完成吗？我们完全看不到未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