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燕铭印谱序

齐燕铭同志不能算是篆刻家。他在向寿石工学刻印时，或许想当一个篆刻家，但他究竟没有以篆刻家名世。从他一生的学问和事业来说，在篆刻方面，恐怕只能说是他的业余嗜好了。

他学篆刻开始于一九一九年，时年十二岁。齐家是蒙族，在北京城里是所谓“世家”，但是个中等“世家”。他的祖父在清朝做过浙江的宁（波）绍（兴）道，父亲写一手好的何子贞派的小楷，工整极了。他的中国学问，来自吴承仕，是当年北京的经学的名教授。有这么一个好书法的家庭，又从一位专家学文字学，这对他写很好的小篆，进而学治印，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有相似的一个例子，闻一多亦是擅长文学而兼刻印的。

中国治印这门学问，虽然大家都称颂秦汉，然秦汉治印的名家是谁？谁也不知道。那时亦无“印谱”。无非是这种东西传世多了，好事之徒把它们收集在一起，推波助澜，因为字形的选定，排列的方法，显出秦汉印的风格，这才给后来治印的篆刻家以极大的影响。这门学问，秦汉以后的晋、唐、宋、元私人用图章并不突出，亦无甚特别的章法，但是元代吾丘子已开始规定刻印的守则了。只有到了明朝中期，弄几方石头刻上些古文字，作为名字或者作为闲章，这个办法忽然行时起来了。不仅涌出篆刻名家，逐渐形成派别，而且有自己的印谱。这样，到清初，周亮工甚至可以有充实资料做《印人传》这种书了。

清代的篆刻分为徽派和浙派。燕铭同志学篆刻于寿石工，寿石工力慕邓石如、赵之谦，从师承关系看，把燕铭同志的篆刻算在邓、赵名下，也是可以的。虽然他自己说他依违于两派之间。说到派系，这可讲究了。徽派怎么怎么，浙派怎么怎么，行家都能说出一大堆道理。可我不是行家，既不能对徽派、浙派的手力、刀工和字形、线纹有所论列，也就更难对燕铭同志的作品肆为赞弹了。

前面说过燕铭同志搞这个东西始于一九一九年，大概到一九三一年就停下来了。北京城里照样有各色各样的石头，当时物价亦不贵——比不得这几年好一点的石头那样看涨，弄得想在这方面一显身手的艺术家，到手的都是些不怎么样的东西——物质资源并不缺乏，那么他为什么忽然会把刻印刀闲置起来呢？北京城在政治运动中是个极敏感的地方。日本兵占据了东三省，冀东出现了傀儡，冀察两省特殊化；同时中国工农红军进到了陕北，还有“西安事变”。这大概都发生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这些日子。燕铭同志当然坐不住了。什么邓石如，什么赵之谦，什么徽派、浙派，什么田黄、鸡血，都不在话下了。一心一意在北方搞抗日的地下工作，搞群众工作，并且到过山东聊城。以后去到延安，东奔西跑，完全没有时间搞这个玩意儿了。政治的责任感压倒治印的艺术兴趣。

一九四九年进北京城后，虽忙，还是拿起刀来刻过若干方印，最显赫的当然是那方“江山如此多娇”的白文大印了。红白灿烂的盖在人民大会堂直对大理石楼梯的壁画上，真有点气派。

气数——气数就是脱离轨道的历史，把燕铭同志贬到济南，后来干脆投之“请室”，直到一九七四年。这时一根针都不准保有，更说不上刻印用的刀了。一九四九年以前，没有用功夫去刻图章，是因为顾不上。这些年不刻图章则完全是被动的，强制的了。我不可惜这些年他没有刻一方图章，我可惜他在这段时间没有为党为人民做出他可以做的事情。可能有这么一个闲章刻在他自己心里——“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一九七四年以“还有”形式出现在北京政治社会以后，他又开始刻图章，究竟替哪些同志刻过，一共刻了多少方，我不清楚。反正，他在一九七六年确为我刻了三方——就是收在这个印谱里的。最后的一方，当在一九七七年。

现在可以这样分期，燕铭同志的篆刻，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一年为一期，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三年为一期，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八年为一期；中间有两度由于政治原因的间隙时期。综观这三个时期的作品，我不管他自居为哪一派，总之：早期的，谨严而带稚气；中期的，气势足；晚年的，胸有郁结而手能发之。评论总应该符合实际，难。我提出的看法不妨是外行话，姑妄听之可也。

我们曾经是一九七五年十三人学习班的同学，学习时间将及一年。并且在此期间，又同去天津、山西、河北、河南参观过。这样，彼此就混得更熟了，既谈政治，也谈文化艺术，有时也言不及义。不管怎么样，我很佩服他政治是非是极分明的，是很有事业心的，做一件事情总是老到不苟的。燕铭同志逝世之明年，其友人集其印谱，拟拓版行世，回想在最困难之岁月，同学一年，交游又若干年，自不能无怀念之情，因谨叙之如此。一九八〇年一月。